文章以世界遗产名录、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录及国家5A级景区名录为基础,综合衡量地区旅游资源保护程度,匹配2000-2019年的地市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旅游资源保护的就业增长效应及其背后的机制.研究发现,旅游资源保护不仅能够有效带动住宿与餐饮业、文化、体育与娱乐业等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而且对建筑业等第二产业的就业增长也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利用空间滞后模型进行的拓展分析表明以上结论相对稳健,并进一步证实就业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旅游资源保护的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制度环境的优化和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在其中起到了正向支撑作用.文章对各地因地制宜利用名录效应进行旅游资源保护,拉动各产业就业增长,优化旅游发展政策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旅游空间溢出(tourism spatial spillover)是从需求端出发研究旅游流(tourism flow)中游客各类行为所带来的消费溢出.文章结合手机信令和问卷数据,研究了上海迪士尼游客在市内的消费溢出.文章首先利用问卷数据构建以消费时间、地理空间与游客属性为变量的个体空间消费模型,进而使用手机信令数据中的活动链信息推算迪士尼游客在上海市的消费总溢出.研究结论如下:(1)迪士尼游客在园区外溢出的消费与在迪士尼内部消费比值为0.96,年总溢出消费达246.62亿元;(2)消费溢出最高目的地为中央活动区的南京东路-外滩.其次为城市中心区的豫园、淮海路及陆家嘴,以及迪士尼周边的川沙新镇、周浦镇及上海野生动物园等;(3)实证结果揭示了由"核心溢出圈"与"周边溢出圈"构成的城市大型旅游设施市内消费溢出"双圈"空间模式.其中弹性消费集中在具有特色的旅游景点与商圈,刚性消费分布广泛,在旅游设施周边及与其相连的主要交通通道两侧较集中.
记忆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也与我们日常生活及社会发展紧密相关.近些年,记忆研究在旅游学中逐步得到关注,并成为旅游体验中的热点话题.文章梳理了旅游体验中记忆研究的基本概况和相关议题,从难忘的旅游体验、记忆的影响因素、记忆的作用、记忆的建构机理与模型等方面进行分析,以展现旅游体验视角下记忆研究的发展脉络和丰富意义.英文文献研究以心理学领域为主,以记忆中的情感话题为核心,形成了"难忘的旅游体验"这一特定概念,研究注重理论的实践指导价值.中文文献研究偏重于社会学领域,以社会文化领域的记忆研究理论为基础,以记忆的主客构建和外部环境因素为核心.文章通过中英文文献比较,归纳研究思路、方法和理论,总结差异形成共识,旨在反映旅游体验中记忆研究的基本态势,并为后续研究提供经验借鉴和思路启示.
"互联网+旅游"浪潮中,网络成为旅游者搜索、分享和交流旅游信息的重要渠道.然而旅游者"心动"是否"行动"难有定论.文章以上海市旅游景区为例,分别爬取各旅游景区的百度搜索指数(表征"心动")和实时游客数量(表征"行动"),构建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市场转化度指标,采用核密度插值、偏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刻画各旅游景区的网络关注量、游客到访量及网络关注市场转化度的时空分异性,对比各景区类型、等级、地理邻近的网络关注市场转化度差异.研究发现:(1)空间上,上海市旅游景区日均网络关注量高度集中于都市旅游中心圈层内,距离衰减效应显著,而日均游客到访量以都市旅游中心区和国际旅游度假区为中心,双核摄动且距离衰减;(2)时间上,受旅游淡旺季、周末效应与假期效应叠加影响,旅游景区网络关注量与游客到访量潮汐性特征显著;(3)网络关注市场转化度呈现都市旅游中心区与国际旅游度假区双核共振分布的主要特征,兼具溢出效应、虹吸效应和马太效应;(4)上海市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市场转化度受景区类型、景区等级、景区邻近性和交通可达性的影响,其中景区类型与等级是首要因素,而交通可达性及景区邻近性则是旅游者"心动"至"行动"转化的地理约束.
旅游危机发生后,旅游目的地形象极易受损且难以短期恢复.当负面形象主导了游客对目的地的感知,会导致目的地的刻板印象,甚至污名化,并且一经形成便难以改变.基于此,目的地形象修复受到国外旅游危机研究领域的关注.文章基于国外目的地形象修复相关文献,对目的地形象修复研究内容、理论框架演变,以及社交媒体对其影响分别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研究发现,目的地形象修复研究内容历经了危机沟通、恢复营销、形象修复分析框架、社交媒体影响4个阶段.早期目的地形象修复理论框架由危机沟通领域发展演化而来,但尚未纳入社交媒体的影响.社交媒体不仅为目的地形象修复提供新的沟通工具,也重塑游客在危机沟通中的权利和角色.因此,未来目的地形象修复理论发展需要进一步探讨社交媒体的影响.
乡村空间活力评价已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文章采用大数据(由百度热力图提供的小时人流数据)和现场观测数据作为表征宏村空间活力的指标,利用贝叶斯结构方程模型(Bayesian-SEM)检验了兴趣点(POI)的密度、便捷度、可达性,以及街道步行可达性和开放空间品质5个方面对宏村旅游空间活力(用户密度与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宏村空间活力在工作日与节假日的分布表现出相似的聚类特征,活力核心区往往集中在重要的景点与滨水地段.(2)POI便捷度对宏村空间活力的正向影响最强,而POI密度的影响则不显著.(3)植被指数对宏村空间活力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可为以空间活力为导向的乡村旅游空间规划与再开发提供科学依据与启示.
为辨析不同类型的文旅产业交互响应机理,提升产业融合的政策效率,文章基于2010-2019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构建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运用PVAR模型探讨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发展交互关系的区域差异,并引入控制变量解析差异化的外部环境因素对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交互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发展呈现明显的交互关系,但不同区域交互响应结果有所差异,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1)东部地区文旅产业呈现较为良好的短期互动,但产业内驱相对饱和,缺乏长效机制促进文旅融合,亟待突破产业壁垒,创新产业融合路径;(2)中部地区文旅产业交互失衡,更多表现为文化产业带动旅游产业发展,但文化产业自身驱动力较弱,受外部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条件影响较大,需增强旅游产业价值让渡,促进文旅产业资源整合与价值互换;(3)西部地区文旅产业互动失调,其产业发展主要得益于国家政策倾斜及财政投资,有待深入挖掘文旅产业发展空间,实现产业独立到融合质的飞跃.因此,我国应针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文旅产业交互响应模式的差异,适应性地推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产业融合策略的适用性与落地性.
分享经济利用互联网平台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促进了消费与就业模式的创新,推动了高效的供需匹配.以Airbnb为代表的在线短租平台已经成为游客住宿的新选择.然而,随着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上升,房源留存度降低,房东的获利空间受到挤压.因此,如何提升房源吸引力成为关系房东生存和发展的迫切课题.文章利用爬虫技术从Airbnb平台获取了中国房源最多的20个城市的房源数据,基于信号理论,对房源受欢迎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选取和分类,并聚焦于房东有较大主动调整空间的障碍信号,探究房东障碍信号发布对房源受欢迎程度的影响.OLS回归结果显示,障碍信号中的价格信号对房源受欢迎度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房东提示信息则呈正向影响,灵活的预订政策和严格的取消政策也有利于房源受欢迎度的提升.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除价格外,其他障碍信号因素对受欢迎度较低的房源的影响更大.此外,文章纳入城市类型、周边酒店数量和周边房源数量进行了调节效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相比综合城市,旅游城市中房源的障碍信号对受欢迎度的影响作用被削弱.而在酒店密度较大的环境中,障碍信号的影响被削弱,在房源密度较大的环境中,障碍信号的影响则得到了增强.
文化生态保护区发展旅游业,不仅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重要措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与传播的现实要求.文章基于知识-态度-行为理论和刺激-机理-反应理论,以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区和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为样本收集地,构建游客非遗先前知识、游客感知价值、满意度与忠诚度之间的影响模型,并检验旅游经历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游客非遗先前知识显著正向影响各维度的游客感知价值;(2)游客感知价值对游客满意度与忠诚度也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游客的文化感知价值显著正向影响游客满意度,成本感知价值显著正向影响游客满意度与忠诚度;(3)游客的成本感知价值分别在"非遗先前知识-游客满意度""非遗先前知识-游客忠诚度"路径中起完全中介作用;(4)旅游经历水平的提高,会强化游客满意度对游客忠诚度的影响、弱化游客感知成本价值对游客忠诚度的影响.文章拓展了"知识-态度-行为"理论和"刺激-机理-反应"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的应用范围,丰富了文化生态保护区游客感知价值与游客行为的相关研究,为文化生态保护区旅游管理机构在旅游宣传、活动设置、个性化旅游服务等方面提供了具体的对策.
基于制度理论,文章以行业合法性为切入点,区分同行行为和监管许可两个维度,在实证检验文化旅游业风险投资机构的行业知识和网络嵌入对联合投资决策影响的基础上,探讨行业合法性作用的非同步性.结果发现:在文化旅游业,缺乏行业知识或网络嵌入较低的风险投资机构为突破资源约束更倾向于采用联合投资的方式;同行行为和监管许可作为行业合法性的不同维度在作用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文章关注到新兴市场发展初期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非同步性过程,是对已有关于新兴市场制度环境与投融资研究的有益补充;拓展了制度理论的研究情境,对更好地理解提升行业合法性对风险投资决策的作用机制,了解新兴投资市场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可为中国文化旅游产业投融资实践提供指引与启示.
研究碳税如何有效推动休闲农业经营主体的低碳转型,对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有限理性假设,构建碳税规制下休闲农业经营主体低碳转型的演化博弈模型,从统一碳税与差异化碳税政策的角度分析经营主体在低碳转型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1)为推动经营主体实施低碳转型行为,政府设置的碳税税率会对经营主体的低碳转型产生影响,结果表明在一个特定的碳税税率阈值内,碳税规制对经营主体的低碳转型有积极作用,该阈值取决于经营者低碳意识、碳汇量、单位碳减排成本、碳减排量,政府碳汇补贴以及消费者低碳选择偏好.(2)在已有的碳税税率阈值影响因素中,经营主体间在协同效应下的单位碳减排成本的影响最大,单位碳减排成本与碳税税率之差越小,经营主体越愿意实施低碳转型行为.(3)对比分析两种政策的差异性发现,当政府设置差异化碳税税率均高于统一碳税税率时,差异化碳税政策更优;当政府设置差异化碳税税率均低于统一碳税税率时,统一碳税政策更优;而统一碳税税率位于差异化碳税税率区间时,税率设置存在临界点,使得两种政策作用效果相同,低于该临界点时,差异化碳税政策更优,反之,统一碳税政策更优.
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旅游发展不仅要关注经济价值,更要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创业关注社会价值,为解决我国乡村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可能的路径.文章聚焦明月村的社会创业实践,从"主体-实践-效应-保障"这一过程视角探讨社会创业推动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作用机理与适用情境.研究发现:社会创业主体兼顾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创业目标,在创业实践过程中通过创新发展与资源共享持续推进主体赋能与社区资本提升,并建立制度化的共享机制,从而提升了乡村旅游地的发展程度与共享程度,推动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文章的研究发现对于探索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具有借鉴意义.
在信息技术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创新成为组织转型升级、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新式武器".然而,企业如何推进数字创新,又如何通过数字创新实现提质增效,获取竞争优势仍是战略迷思.文章通过对南沙大酒店数字创新故事的叙事探究,分析数字创新如何出现、形成和发展,并依此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过程.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创新并不必然是由组织主动识别数字创新机会而战略性启动,也可能是由组织解决实际管理问题触发,并在持续的"问题-解决"进程中由下而上推进的;企业数字创新过程由数字创新启动、数字创新发展和数字创新应用3个动态非线性阶段组成;数字创新过程及其结果呈现复杂而动态的相互作用,这种不断迭代的创新过程导致数字产品、组织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出现.研究结论既丰富了数字创新管理理论,也为传统服务企业数字创新实践提供了决策参考.
旅游发展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途径,民生福祉的改善也有利于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文章首先对2006-2019年中国31个省(区、市)旅游发展和民生福祉水平进行测度,继而采用PVAR模型分析二者的互动响应关系,最后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及马尔科夫链揭示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显示:(1)中国旅游发展与民生福祉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对称影响,且交互影响持续时间长、结构较为稳定,二者表现出互惠互利的"双赢"效应,即旅游发展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驱动力量,同时又受到民生福祉的反作用,但前者作用弱于后者的反作用.(2)旅游发展与民生福祉水平的总体协调度较低,且稳中有升、空间分异性较大,整体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趋势;研究期内,位于"勉强协调"及以上类型的省(区、市)数量有所增加,位于失调区的省(区、市)数量出现敛缩,逐渐形成了以"广东-山东-江苏"三极扩散的发展格局.(3)二者耦合协调状态演进是一个相对持续、缓慢抬升的过程,跨等级转移的可能性较小,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从空间上来看,区域耦合协调水平对邻接省(区、市)具有溢出效应,即高耦合协调水平地区对相邻地区具有正向促进和带动作用,反之,则具有负向作用.
马拉松赛事作为我国群众基础最为广泛、影响力最大的赛事之一,对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文章基于2010-2019年全国24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了马拉松赛事对城市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马拉松赛事显著促进了举办城市旅游业的发展;(2)马拉松赛事对城市旅游业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城市区域异质性和赛事等级异质性,马拉松赛事更能促进中、西部地区城市旅游业的发展,等级越高的马拉松赛事对城市旅游业的促进作用也更为显著;(3)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消费需求是马拉松赛事促进城市旅游业发展的两条重要作用路径.基于此,文章从马拉松赛事和相关产品供给、马拉松赛事质量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更好发挥马拉松赛事的旅游促进效应.
我国银发旅游群体持续扩大,旅游活动频率不断提高,证实旅游蕴藏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意义,明确旅游促进积极老龄化的机理并提出激发其正面作用的建议,在我国老龄化快速发展时期尤其重要.文章以银发群体为对象,结合积极老龄化理论,使用访谈法获取一手数据,采用扎根理论构建了旅游促进积极老龄化的概念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旅游通过身心健康、社会资本、幸福感和自我实现4个维度影响积极老龄化,并遵循旅游→社会资本→身心健康→自我实现→幸福感→积极老龄化的发展规律.文章不仅丰富了积极老龄化理论,也向政府及旅游企业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数字化转型是文化遗产地在新时代兼顾高质量旅游体验创造和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选择.文章以"数字故宫"为研究案例,整合任务-技术匹配模型(TTF)和技术接受模型(TAM),引入文化遗产责任量表,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探索用户对数字博物馆的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的多重影响因素,揭示了数字博物馆用户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对国民遗产责任的作用.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博物馆的任务特征和技术特征能够正向影响数字博物馆的任务-技术匹配度,数字博物馆的任务-技术匹配度正向影响用户对数字博物馆的使用意愿;第二,数字博物馆用户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趣味性正向影响其使用意愿;第三,数字博物馆用户的使用意愿正向影响其使用行为;第四,数字博物馆用户的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正向影响其遗产责任.文章从使用者出发分析了文化遗产地的数字化转型现象,理论上建构和拓展了数字博物馆的用户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模型,验证了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对遗产责任的影响;实践上为遗产旅游地的数字技术建设优化提供对策建议,为基于数字化手段的国民遗产责任提升提供学术参照.
社区精英直接决定着社区治理和旅游发展的方向和效果.文章以贵州省黔东南州黄岗侗寨为案例地,构建基于权力"属性-结构"的民族旅游社区精英分析框架,探究社区精英的个体和群体变迁特征并归纳其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驱动下社区精英的经济资本市场化、知识资本应用化、文化资本公有化、政治资本集中化、社会资本利益化特点显著;(2)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权力作用范围扩大,知识精英权力作用转型,传统精英衰退且作用范围缩小,精英呈现家族式集聚的特征;(3)社区精英权力关系网络结构紧密且互动频率增加,政治精英的网络中心性地位凸显,精英作为中间人频次增多且角色日渐丰富;(4)社区经济和社会结构变革、旅游市场需求规模化增长、特有的社会关系与民族传统、权力资本特性等因素合力推动了民族旅游社区精英权力属性和权力结构的变迁.
基于2005-2018年21个入境旅游客源国的面板数据,文章讨论了来华留学生与入境旅游之间的关系,并从信任水平和贸易规模两个角度考察了来华留学生对入境旅游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来华留学生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入境旅游的发展,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及采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来华留学生对于不同旅游动机下的入境旅游影响呈现差异化结果;在作用机制方面,贸易规模和信任水平是来华留学生影响入境旅游的重要渠道.基于此,文章认为政府应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来吸引来华留学生,强化来华留学生对入境旅游增长的促进效应,以推动入境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causes of the attractiveness of scenic spots at the urban scale for coordinating the layout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impro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urban tourism. Accordingly,taking Hangzhou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uses GIS spatial analysis and geographic detector tools to explore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attractiveness of scenic spot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scenic spots’ attractiveness in Hangzhou has typical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showing the structure of “one main core and one auxiliary core” or “one main core and many auxiliary cores”.Meanwhile,the intensity of scenic spots’ attractiveness has presented a “center-periphery” spatial pattern,which decreases in a hierarchical and circular way from the central urban area to the peripheral areas. The formation of this law is due to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multi-dimensional factors such as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cenic spots,the regional economic level,potential of consumer market,supporting service formats,traffic location conditions,the density of surrounding scenic spots and the distance to CBD.In essence,the formation of this pattern is resulted from urban space that,as a geographical factor,exerts a concentrated effect on scenic spots,as a representation of human economic activities,and the latter continuously adapts to the former through media elements such as resources,economy,transportation,market,supporting industries and service environment under the orientation of service transformation.This authors believe that the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urban scenic spots and optimize the pattern of urban leisure function is to rationally allocate and optimize the supporting elements of attraction upgrading of scenic spots based on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and multi-factor resonance of the attraction of urban scenic spo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