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青年社会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提升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有利于提升国家凝聚力和青年幸福感.当前青年认同存在理想与现实、生存和发展以及国家发展与自身发展关系的三重困惑,因此提出建设青年友好型社会,"三位一体"设计提升青年获得感;打造共治共建共享场域,促进青年融入与认同;聚焦新时代认同内涵变化,提升青年的网络社会认同的建议.
主持人姚建龙[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近年来，剧本杀、电竞酒店、文身等娱乐或服务消费经济新业态发展迅速，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这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体现得尤其突出，并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议题。尽管在监管实践层面或国家制度层面，已在探索加强未成年人保护，且收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总的来看，还存在新业态领域未成年人保护的法理依据不足、立法存在空白、监管措施滞后等突出问题，亟需加强研究和在理论上作出回应。
高校学生志愿参与中的年级抑制现象,从历时的角度看,表现为同年入学的高校学生的志愿参与随年级升高而递减;从共时的角度看,体现为同一学年的高校学生志愿参与由低年级到高年级递减.受此影响,高校学生的年度志愿服务参与率并不高:超过70％的BU大学本科生在学业周期内参加过志愿服务,但其年度志愿服务参与率则不足30％;如果将研究生也纳入考虑,则该高校学生的年度志愿服务参与率约为15％.学生学业生涯中年度目标组合的不断变化、学生志愿组织严格的届际更替、学校制度系统对志愿服务赋值偏低、高校志愿服务文化轻视深度参与等是高校学生志愿参与中出现年级抑制现象的关键因素.高校学生志愿参与中的年级抑制带来了一系列关联问题:志愿者服务时间短且主要集中在一年级,造成志愿者的成长空间不足;优质项目少,志愿服务岗位不能满足二年级以上及长期志愿者需要;志愿服务组织低水平再生产,组织创新乏力;志愿服务文化虽支持学生志愿参与,但不支持长期参与及高年级参与.
本文依据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2019年和2020年数据,通过描述性分析总结概括了当代大学生政治态度的主要特征:当代大学生在总体政治价值取向上呈现出积极健康的特征,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认同;当代大学生的政治态度越来越理性和务实,在注重国家权威的同时,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关注社会公平、注重切身利益和权益维护;当代大学生不是政治冷漠的一代,他们对公共事务保持了较高的热情和关注度,政治效能感良好.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政治态度存在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影响不太明显,但是同辈群体、学校环境和大学经历的影响比较显著.研究发现,学校层级更高、人力资本状况更好的大学生,政治态度更加积极.
主持人 史立梅[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未成年人司法对困境未成年人采取的保护、干预、矫治和处遇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支持主体来完成,没有强有力的社会支持体系,未成年人司法很难完成促使困境未成年人回归社会、预防其犯罪或者再犯的任务.
本文基于2011、2015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探讨了我国已婚青年群体的生育态度和行为,重点关注了其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表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我国青年的家庭观念仍趋于传统,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仍较强.但是,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并未有效转换为生育行为,城市青年群体的生育态度与行为的不一致现象普遍存在.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我国青年群体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的重要因素,其中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的青年群体的生育态度与行为不一致情况更为突出.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结婚和生育相关政策时,应参照青年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以减少适龄青年在结婚和生育成本上的后顾之忧.
本文基于2013-2021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大学生就业意愿与选择的变化.结果显示,大学生就业意愿和选择出现了四个主要变化趋势:一是升学意愿不断增强;二是体制内就业意愿高涨;三是离开北上广深趋势呈现分化;四是慢就业与新型啃老现象逐渐突显.据此,宏观经济环境虽可以直接解释当前大学生就业意愿和选择变化,但其更深层次的个体动机、社会根源和价值态度变迁逻辑还需进行深入探讨.
当前,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的主要内容是以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程序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为 目标的司法程序内的社会服务.构建符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和正常社会化需求的社会支持体系,应当将目标从权利保护拓展到赋权.以未成年人的需要和消解其困境为主要内容,增强未成年人的主体性和参与度从而激发其正常社会化的潜能,赋予未成年人识别、获取和主动链接社会资源的能力,从而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以赋权为导向的社会支持体系旨在为困境未成年人提供陪伴性的、心理和情感等社会支持,修复或重建未成年人与家庭和社会的依恋关系.通过赋权增强未成年人融入社会的能力,减弱未成年人正常社会化的阻力,提升未成年人正常融入社会的信念、抗逆力和自控力.
在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司法活动中,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支持尤为重要,甚至是刑事司法发挥教育矫正功能的支点和补充.然而在以"强司法·弱社会"为特征的未成年人司法体系中,社会支持力量只能以"嵌入"的方式对未成年人司法产生有限的影响.未成年人司法改革的探究不宜脱离社会支持的母体,尤其在倡导构建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的当下,需要提高社会支持力量的存在感与影响力,以合作主义理念引领司法工作与社会支持力量的融合.具体而言,即在统一的未成年人司法体系之下,明确司法与社会之间的职能分工,发挥政府在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组建多机构间的司法社会服务组织,实现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的专业化与市场化.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青年正以"数字化"方式勾勒出 自身的生活图景,其价值观也在"云"生成中不断被重塑,成为数字时代青年进行自我教育的重要形态.数字青年价值观"云"生成在人机互嵌共生中以"分布式"认知展开,在"流量"牵引下,被虚拟空间"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裹挟,被迎合自身偏好的算法推荐逻辑规制.在这一现实境遇的规定下,数字青年价值观在"云"生成过程中映射出多重镜像,体现为数字青年价值观内容获取的精准性与动态的同质化,价值观生成的个性化满足与主体性的遮蔽,话语表达的趣味性与价值导向的低阶性,信息资源推送的高效性与守夜人的去"人"化.面对数字青年价值观"云"生成中存在的风险,需要以价值理性规制技术逻辑失序;推进数字智能技术的优化升级;通过法律建设强化对数字智能技术边界的规制和监管;构建治理共同体,形成人机协同范式,为数字青年价值"云"形成提供有力支撑,助力数字青年有效运用数字智能技术的优势,在传播和弘扬社会正能量中生成正确的价值观.
本文基于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对我国大学生对性骚扰中"受害者有罪论"的态度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以此探究我国大学生群体在性别角色、性别态度方面的观念分化.研究发现,大学生对性骚扰中"受害者有罪论"的认同程度受性别、学校类型、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和城乡户籍等影响.不同背景带来的生命历程差异会导致大学生群体内部出现观念分化,由此产生的观念差异不仅体现在对"受害者有罪论"的认同上,也体现在大学生的性别观念等方面.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得出,推动更多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不仅是提升大学生性别平等观念的有效方式,也将对青年的性别观念的发展有着显著正向作用.
在专门学校接受教育矫正的未成年人,面临着与普通学校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他们在专门学校的适应状况,将影响其身心发展和教育矫治效果.研究表明:专门学校学生的正念、自尊和学校适应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自尊在正念与学校适应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提升自尊水平可以促进学校适应.实践中,可以通过开展正念训练、定期开设"正念养育"课堂等方式,推进家校合作,提高专门学校学生的自尊水平,促进他们更好地适应专门学校的生活.
近年来,青年网络自嘲热词频出,形成了一种网络自嘲现象.其得以生成,既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行为倾向,也是数字化交往中群体心理驱动的结果,还与内卷化冲击下的集体利益诉求密不可分.网络自嘲在帮助青年自我调适、疏解压力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主体迷失与精神内耗的自我认知风险、交往异化与代际鸿沟的社会认可风险、政治疏离与价值错位的政治认同风险,必须保持警惕并积极应对.消解网络自嘲现象流行带来的负面影响,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青年要找准人生定位,提升个人能力;媒体要传播主流文化,强化价值引领;政府等相关机构要推进社会改革,改善宏观环境.
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与成长是我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素质模型是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与成长的重要依据.本文主要采用素质冰山模型理论,以219个科技企业的青年科技企业家样本为例,构建了青年科技人才素质模型.研究发现,青年科技人才素质模型包括基础素养、社会贡献、知识技能、创新绩效等一级维度.根据研究结论,从青年科技人才选拔识别、考核评价、培训开发及盘点等方面提出了应用建议.
要找到在青少年学生中培育劳动精神的有效路径,需要从劳动精神的概念和承载主体等基础性问题着手.劳动精神可以从不同层面加以探讨和诠释,不同的承载主体所体现的劳动精神也不相同,因而劳动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层次.劳动精神的培育是能动地认知、理解、解读劳动的人性意义的过程,本质上是对人性(属人性)的深刻诠释.为了提高培育青少年学生劳动精神的有效性,既要让家长产生劳动精神培育的主动性,也要注重提升劳动教育的属人性,还要处理好劳动教育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关系.在进行劳动教育时必须注重连贯性,从而培养学生的劳动自觉,让学生将劳动态度、劳动习惯、劳动观念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其劳动精神.在具体培育路径和策略上,一方面要提高针对性,强化劳动精神的教育引导,另一方面也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倡导劳动精神的实践转化.同时,要有效地整合社会多方面资源,共同培育学生的劳动精神.
景观社会是德波提出的重要理论.在景观社会中,性别议题具有遮蔽真实上演片段、侵占任意时空以及价值功能的裹挟等特征.数字算法技术造就了更为强显的景观社会,而性别议题作为一种特殊景观而存在,表现为议题受众难逃数字鸿沟、议题内容被困于信息茧房以及议题传播加剧了思想形态对立.探讨性别议题超越景观存在的可能依然要回到马克思主义上进行思考,首先要破除资本赋权,回归人的主观能动性;其次要摒弃性别单向度,重塑数字空间的性别伦理;最后要跨越同一性,重建数字算法的舆论澄清机制,为两性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健康发展创造前提.
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认知和应对互联网风险成为未成年人必然要面对的课题.本文基于2022年第11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查"数据,研究了未成年人的互联网风险认知及行为呈现情况.分析发现,未成年人网络依赖的潜在风险较高,网络安全防护意识有待加强,网络交往中的风险感知与积极预期并存.未成年人的互联网风险认知与行为呈现情况与网络安全知识了解程度、学习成绩、家庭环境、住宿方式、生活地域等有关.为提升未成年人应对互联网风险的素养,建议着力激发未成年人的自我效能感、增强未成年人的辩证意识、健全网络安全素养培育的制度机制、重视未成年人社会心理建设.
2021年"EDG夺冠"事件的发酵表明,二次元文化已经在Z世代群体中形成了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同时二次元网络话语表现出明显的圈层壁垒特征.二次元文化从语义内容、情感价值和平台逻辑三个方面,持续加固Z世代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话语区隔.在话语区隔形成的同时,二次元文化却持续"破圈"对外进行线下动员和文化输出,弱化了社会共识整合,加剧了青年交往格局和语言运用的庸俗化.因此,我们要加强对二次元文化群体集体行动的对策研究,完善二次元空间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二次元空间的"解梗能力""借梗能力"和"造梗能力",多措并举破解话语壁垒,引领二次元文化有序健康发展,为青少年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孔乙己文学"作为一种新的青年现象,折射出当前青年面临的就业困境,反映了不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困顿与焦虑,引起许多青年人的共情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对于"孔乙己文学"现象的研究,可以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三个维度依次展开.从是什么的维度看,"孔乙己文学"现象呈现了符号、价值、行为、情绪四个方面的群体特征;从为什么的维度看,"孔乙己文学"现象的产生,源于文凭教育背景下社会身份预期的"结构性失位",职业选择时更加注重"精神适配度",流量为王驱使下的"贩卖焦虑",以及网络技术赋权下的"话语表达";从怎么办的维度看,应对"孔乙己文学"现象,需要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媒体和青年自身的协同发力,共同施策.
作为科技发展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型政治参与形式,网络公共表达不仅是社会成员对政府公共权力监督、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过程,还是其澄清价值观、实现自我认同的渠道.本文综合使用定量与质性研究方法,以H县青年为调查对象,对其网络公共表达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县域青年网络公共表达意愿强烈,且对网络表达的作用有着较为理性和务实的认识;他们对政策类社会事件高度关注,以行使权力、维护群体利益、获得群体认同为主要目的.社会公共事件刚产生时,县域青年的公共表达多以情绪表达为主;随着获取信息增加,公共表达逐渐呈现理性化特征,并通过讨论努力形成共识、合作与理解.对社会环境公平度的追求,个体化时代对归属感、精神共同体的渴望是激发县域青年参与网络表达的核心变量;网络平台"信息"的价值化赋予了其跨越现实社会桎梏的能力、激发了参与动机,但是网络暴力的存在消解了他们的表达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