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活跃于巴勒斯坦社会领域,主要缘于以下背景与条件:一是巴勒斯坦人的现实迫切需求;二是巴勒斯坦各方的政治需要与支持;三是伊斯兰传统的慈善文化的影响;四是以色列的默许.在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主要在慈善与救济、医疗卫生、教育、环境等社会领域开展活动,其活动基本上可以归类为公共基础社会服务性质,其活动资金来源多样,但高度依赖国外援助.从长时段看,非政府组织在巴勒斯坦社会领域的角色多元,既是政府职能缺失弥补者与基础社会服务提供者,还是扶贫济困者,也是国际援助联系者.总体看,非政府组织在巴勒斯坦社会领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也面临自主性作用受限、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压力等挑战.

约旦非政府组织在教育、医疗卫生、救济、减贫与就业等民生领域开展了大量活动.从法团主义的理论视角看,非政府组织在约旦民生领域的活动有三大作用:一是弥补了政府和私营部门公共服务的不足;二是充当约旦政府的伙伴与民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者;三是保障基本民生与社会稳定.不过,非政府组织也存在外国捐助机构与外国非政府组织对约旦本地干预、控制和渗透的风险.影响约旦非政府组织在民生领域活动与发挥作用的因素如下:约旦民生状况、约旦政府政策、伊斯兰传统文化和约旦非政府组织自身的短板.总体而言,约旦政府在民生领域起主导作用,非政府组织起辅助作用.从长远来看,约旦政府应当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并引导其继续在民生领域开展活动,以填补政府在民生领域的不足,但也要严格控制其参与政治活动,警惕外国势力借非政府组织干预约旦国家内政.

1981年以来,穆巴拉克及其他埃及当政者都关注住房发展,实施了 一系列住房计划与工程,但总体效果不佳.埃及住房遭遇诸多困境:一是住房发展滞后,二是房价上涨快速,普通民众购房难;三是房屋建筑质量不高,房屋空置现象严重.埃及住房困境的形成,埃及政府负主要责任,也受制于埃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埃及住房发展历程呈现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政府主导,二是重视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三是住房发展与人口增长、城市化不适应.从长远看,埃及住房问题的解决,政府顶层设计至关重要.埃及住房发展与困境,给我们解决住房问题提供了许多启示:一是应该注重积极发挥私有部门作用;二是加强城镇土地规划,发展集约住房;三是发挥市场调节作用,重点从需求侧解决问题.

补贴制度在埃及不仅是个民生和经济问题,也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埃及的补贴制度始于1952年之前,并延续至今.埃及的补贴种类繁多,不同时期种类有所不同,食品和能源是主要补贴领域.埃及补贴制度最重要的功能是发挥了社会兜底作用,有效保障了埃及底层群体的基本生存需求,维持了社会稳定,但也积弊重生,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财政赤字不断攀升,二是价格倒挂,三是损耗与浪费严重,四是加剧社会不公和滋生腐败.自1977年起,萨达特政府、穆巴拉克政府、过渡政府以及塞西当局对补贴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改革的关键内容是提价与削减补贴支出,但总体效果不佳,陷入不得不改革、又难以彻底改革的两难境地.埃及补贴制度改革困境的形成,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贫困阶层依赖补贴维持生计,二是埃及粮食问题严峻,三是获益者反对.补贴制度是埃及政治与社会稳定之需,补贴制度改革的困境反映了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困境,其根本解决依赖于经济发展,要加强顶层设计.

西方国家在埃及的殖民扩张、埃及伊斯兰传统教育的衰落、开展大规模改革的需求以及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传入等内外因素,构成了穆罕默德·阿里时期埃及教育改革的主要动因.改革内容主要包括创办各类专业学校、开办各级世俗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等,其教育结构呈现出"倒金字塔式"、凸显实用主义、教育模式偏向精英教育以及保留宗教教育等基本特点.这一教育改革打破了埃及伊斯兰传统教育的垄断地位并具有以下影响:构建了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并立的格局;推动了埃及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埃及社会的思想解放;促进了近代埃及工业发展;培养了实用型人才并确保其他领域改革顺利推行.此外,精英人士赴海外求学等教育理念也沿袭至今.埃及的教育改革虽然开启了埃及教育的现代化之路,但其宗旨是维护阿里的统治地位,总体上缺乏长远规划.

冲突是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百年交往史的主线与基本特征.巴以自身因素与国际因素是国内外学界解读巴以冲突的传统视角.历史与宗教是解读巴以冲突的两个基本维度,民族叙事是新视角.无论是对一百余年来的巴以交往史,还是对两族冲突本身,巴以的民族叙事几乎都是迥异,甚至对立的.除此之外,也有从普通民众视角来解读巴以冲突,即着重考察普通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实际生活中的不同体会与感受.迥异的民族叙事是巴以冲突的表象,其根本原因在于巴以两种民族主义的对立.迥异的民族叙事这一视角过于偏颇,也不完全符合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交往的历史事实与现实.从长远来看,两国方案仍为巴以冲突最可能的解决方案.

1882—1948年,犹太人主持的伊休夫经济在巴勒斯坦地区迅速发展.犹太移民的涌入为伊休夫经济创造了条件;伊休夫经济获益于外部资金的支持;建立犹太国家的目标为伊休夫经济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此外,英国委任统治也起到推动作用.伊休夫的经济发展,改善了犹太人生存状况,但极大损害了阿拉伯人的利益.在以色列国成立以前,伊休夫承担着巴勒斯坦犹太人生存、发展与壮大的历史重任,奠定了以色列国家经济发展的雏形,造就了今天巴弱以强的态势.

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就业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与困境:就业发展不均衡;女性与青年就业困难,失业严重;非正规部门就业和无薪就业者问题突出.埃及的就业困境主要受到人口膨胀、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教育失衡等三个核心因素的影响.塞西政府吸取穆巴拉克当局的经验教训,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就业能力,其中包括大力吸引投资,发展基础建设和制造业,继续发展私有经济,支持中小微企业以及加强职业技术教育.这些举措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长期累积的就业难题.埃及就业困境的破解,仍需要长期的综合治理.

民生问题是国内外学界埃及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学界主要关注点有教育、就业、补贴、医疗卫生、住房与环境六个领域.埃及官方与许多国际机构研究发布了不少报告、文件,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学者、美国等西方国家学者以及国内学者出版、发表了许多著作与论文.总体上看,不论是成果数量还是研究深度,国内学者明显都要比国外学者弱.一是一般性介绍多,深入学术研究少;二是对穆巴拉克时期关注多,对纳赛尔时期、萨达特时期的研究比较少;三是就事论事的多,整体、宏观性研究少.民生问题是埃及研究中急需加强的领域.

国内世界史专业普遍建立较晚,依然存在专业定位模糊、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在课程、教材、专业实践等方面也有明显短板.结合郑州大学世界史专业近些年的探索与实践,认为:对综合高校而言,世界史专业宜小而精,要以高端研究型专业人才培养为目标;要结合学科优势特色方向,打造特色化专业教学团队,特别注重小语种教师的引进;要在建立完整课程体系的基础上突出特色,加强发展中国家历史课程与外语课程建设;要精讲史学名著,编著特色教材;在人才培养方面,要注重培养学生科研能力,推行导师制,强化专业实践能力.

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当局奉行大力扶植科普特教会的策略.主要举措有:加强与科普特教会教皇谢努达三世合作、解决科普特教会关心的实际问题、承认科普特教会对科普特社团“个人身份”事务的司法管辖权等.科普特教会,特别是教皇谢努达三世改变了萨达特时期与政府激烈对峙的态度,转而积极配合穆巴拉克政府的政策并为之辩护,双方形成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但对普通科普特民众而言,生存与发展面临两大困境:一是普通科普特民众被忽视,面临着被边缘化,甚至被排挤、被歧视的不利局面.二是教派冲突不断,科普特人频繁遭遇暴力袭击.这主要源于科普特人与穆斯林长期存在的修建教堂问题、科普特人身份问题、沙里亚法的实施问题等矛盾.总体而言,科普特教会与穆巴拉克关系良好,但本时期普通科普特人的境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科普特人的生存与发展困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困境.

国内外学界关于六日战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色列、英国、美国等国,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一是六日战争爆发的因素.这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主要研究点包括地缘、水资源争夺、领导人、萨穆事件、苏联假情报、报复袭击与核武器升级等因素.二是六日战争对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影响,其中对阿拉伯国家影响的研究集中在惨败的原因,对阿拉伯国家经济政治与心理影响等方面.此战对以色列的影响是学界探讨的重点领域之一,主要集中在以色列大胜的原因、对以色列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三是六日战争与中东国际关系,主要包括六日战争与美国和苏联的中东政策调整、对中东国际关系的影响.总体来看,国内外学界对六日战争的研究成果丰硕,国外学者的研究要比国内学者更深入;以色列学者研究深入,而阿拉伯方面研究相对薄弱.在借鉴时需注意辨析以色列和西方学者的成果.

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妇女参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力度明显提高.穆巴拉克政府重视妇女工作,注重从立法层面保障妇女权益和大力改善妇女经济与社会地位,推动了埃及妇女事业的发展.同时,埃及妇女事业发展仍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穆巴拉克政府的妇女政策存在局限性;埃及妇女失业问题严重,生存压力大;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频发等.尽管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妇女事业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妇女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妇女依然是埃及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难题之一.埃及妇女的解放与发展,除政府推动外,妇女自身也需要更多地参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

穆巴拉克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政策呈现矛盾的两极:既支持又抑制,这反映了埃及当局的两难困境,既希望非政府组织在经济、社会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以弥补政府能力的不足,标示其自由和民主,又担忧其活动与发展危及政权的稳定与根基.在穆巴拉克当局双重政策影响下,埃及非政府组织有较快发展,广泛参与埃及经济与社会事务,推动了埃及政治民主化进程,但同时也面临着多重发展困境.与穆巴拉克政权的愿望相背,非政府组织实际上推动了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穆巴拉克政权非政府组织政策的实践表明,对非政府组织要因势利导,积极发挥其在经济与社会事务中的作用,但政府要特别关注民生问题,不能由非政府组织主导解决民生问题,要严格管控非政府组织在政治上的影响.

尽管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在医疗卫生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遭遇了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效率低下、医疗保险利用率低、青年医疗卫生问题突出、妇女医疗卫生状况不容乐观等瓶颈.这些困境的形成,主要因素有三:一是人口过快增长吞噬了这时期医疗卫生领域发展的成果;二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医疗卫生政策顶层设计自身存在缺陷;三是经济、传统文化与教育因素的影响.这个时期埃及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遭遇的困境,反映了穆巴拉克政权推动埃及现代化进程的缺陷.

穆巴拉克政权有三方面值得肯定:一是保持了埃及政局与社会的长期基本稳定;二是致力于发展经济,使埃及经济上了一个台阶;三是打破埃及的孤立处境,使埃及国际影响力得到提升.穆巴拉克现代化模式主要存在三方面的局限性:其一,威权政治强化;其二,本时期埃及的发展是普通民众无感的发展.其三,埃及对外依赖性增强,特别是过分依赖美国.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治国方略最终以失败告终,最根本的一点是穆巴拉克现代化道路首要的目标是维护其威权统治,没有把国家、民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美国和欧洲是哈马斯早期活动的重要地区,也是哈马斯资金的重要来源地.哈马斯强烈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其对以色列的支持.美国、欧盟把哈马斯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对其实行严厉打击和封锁政策,也不承认哈马斯政府,主要原因是哈马斯以暴力抵抗以色列,拒绝巴以和平进程.欧盟与美国在对待哈马斯及其政府上的态度略有差别.西方国家私下里和哈马斯有一些接触.西方国家对哈马斯的政策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促使该组织更加激进,将其排除在中东和平进程之外的做法也无助于巴以问题的解决.西方国家短期内与哈马斯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不大.

民族认同是巴勒斯坦民族构建的关键,巴勒斯坦民族构建进程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1967年“六·五”战争后,巴勒斯坦人民族认同感增强.创伤记忆在巴勒斯坦人增进民族认同中起了重要作用.哈马斯推动巴勒斯坦人民族认同的最关键符号是伊斯兰教,推动了巴勒斯坦人的伊斯兰认同.巴勒斯坦构建民族认同目前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巴解组织与哈马斯推动不同的巴勒斯坦民族认同;二是西岸、加沙的分裂;三是海外与本土巴勒斯坦人的认同问题.巴勒斯坦国家构建进程正式开始于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已建立了基本的国家架构,其显著特色一是集权,二是民族、家族联盟影响很大.哈马斯政权基本沿袭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政治体制,伊斯兰化是其鲜明特色.巴勒斯坦民族认同与国家构建未来进展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巴以和平进程的突破;二是巴勒斯坦内部民族和解.

伊斯兰教是哈马斯纲领的首要来源,哈桑·班纳、赛义德·库特卜、阿布·阿拉·毛杜迪和穆罕默德·埃兹丁·喀萨姆对哈马斯的主张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班纳的影响体现在伊斯兰教观和西方观、伊斯兰国家观、圣战观和伊斯兰民族观上,库特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贾希利亚观、圣战观、真主主权论和先锋队思想上,毛杜迪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伊斯兰国家观上,喀萨姆的最大影响是其圣战思想.但哈马斯也和这些伊斯兰激进思想家的思想又有所不同.

哈马斯、真主党、“基地”组织三者在意识形态和理念上有一些共同点:均以伊斯兰教为根本指导原则,以建立伊斯兰政权为最终目标,强烈反对西方和以色列,推崇圣战、推崇武装斗争,反对中东和平进程等.但三者在现阶段目标、战略重心、对圣战的理解和武力的使用、成员、活动、对外关系、教派基础等方面有显著不同.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哈马斯与真主党、“基地”组织有直接的关系.哈马斯深受真主党的影响,但实际上是要远离“基地”组织.从近期发展态势来看,这3个组织依然会比较活跃.哈马斯与真主党依然会继续相互支持,但发展实质性密切关系的可能性不大,哈马斯不大可能和“基地”组织发展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