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木儿帝国时期,海路与陆路并行纵横于全球丝绸之路贸易体系.帖木儿统治者致力于以伊朗呼罗珊地区为贸易轴心,发展丝绸之路西段沿线贸易.在贸易的推进过程中,呼罗珊地区形成区域性贸易网络,贸易呈现繁荣局面,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马匹贸易,见证了呼罗珊地区与丝绸之路深刻的互动关系.二者的发展相辅相成,丝绸之路促成了呼罗珊地区的复兴与繁荣,呼罗珊地区的发展推进了帖木儿统治者优先发展陆路贸易的战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海路贸易的发展.总之,作为欧亚大陆贸易的中心地带以及陆路贸易与海路贸易的过渡地带,呼罗珊地区既是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受益者,又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推动者.

在伊朗,彩礼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项制度.现代伊朗彩礼制度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琐罗亚斯德教的文化土壤,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进一步强化了伊朗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性别话语,且在西方法制的影响下使其制度化和体系化.在以《伊朗民法典》为代表的法律规范下,伊朗彩礼制度呈现出强制性、保障性、追偿性和象征性等典型特征.彩礼制度对伊朗家庭、社会影响深远,它维护了穆斯林女性的权益,是一种对弱势处境下女性的保护措施.但近年来,在美国制裁下,伊朗经济形势严峻,民生问题突出,社会上既出现了"彩礼制度的存与废"之争论,也有一些民众提出修改《彩礼与财务定罪法》之诉求.对此,伊朗政府在尊重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对彩礼制度进行局部微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彩礼问题的负面影响,也促进了社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总体看,伊朗彩礼制度的发展演变,既是民间社会与政府官方相互调适的过程,也是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交流互动的过程,更是恪守传统与现代化改革平衡协调的过程.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美国观的形成过程,是其对美国认识与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主要历经了四个阶段:"美国是巴列维王朝的保护伞""美国是伊朗的可靠盟友""美国是伊朗成为波斯湾地区霸主的阻碍"以及"美国是巴列维政权的仇敌".巴列维国王对美国认知的这一流变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推动,主要有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自身身份的双重性以及美伊官方对两国关系的非对称关注.最后,巴列维作为伊朗君主,其美国观对伊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语言是透视民族文化身份的一扇窗户,也是个体与群体归属关系的重要标志,在塑造与维系文化身份认同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阿拉伯帝国时期,伊朗贵族精英率先实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他们一方面通过舒欧比亚运动将波斯元素注入伊斯兰文化之中,引领着伊朗人抵抗阿拉伯文化的侵袭;另一方面又促成了波斯语言文学的复兴,使波斯文化得以传承与延续.其中,以《列王纪》为代表的波斯文学作品重塑了伊朗人的集体记忆,强化了伊朗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促使伊朗形成了以波斯语为纽带的伊朗—伊斯兰文化共同体,以此展现着波斯文明非同一般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本文以"舒欧比亚"思潮、波斯语言文学的复兴、波斯史诗《列王纪》及其口述文学为切入点,旨在探讨7-13世纪伊朗在阿拉伯人统治之下通过波斯语言文学塑造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进程以及伊朗贵族精英阶层在其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基兹尔巴什见证萨法维王朝的兴衰,它既与萨法维王朝在初期维系着共生共存的关系,也是导致王朝后期最终灭亡的催化剂.从伊朗历史来看,基兹尔巴什协助萨法维教团统一了伊朗高原,建立了萨法维王朝,再次实现了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从伊斯兰世界来看,以基兹尔巴什为主的土库曼部落皈依伊斯兰教,无疑为萨法维教团的征服运动增加了新生力量;从世界历史来看,基兹尔巴什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伊朗与欧洲世界的进一步交往与交流;从军事发展来看,基兹尔巴什到古拉姆新军代表着伊朗从冷兵器时代逐渐向火器时代的过渡.然而,他们对权力的欲望和对财富的贪婪最终引起与王室集团矛盾加剧,致使两者走向衰亡.因此,在考量基兹尔巴什军队对萨法维王朝产生的影响时,既要肯定基兹尔巴什在历史中积极的一面,也要反思其最终与王室之间产生矛盾并愈演愈烈的原因.

犹太问题一直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不仅名家辈出,而且佳作迭现.但是,相比较而言,长期致力于苏联犹太人问题研究的学者却屈指可数,所以,商务印书馆2021年出版的宋永成专著《苏联犹太人研究(1941-1953)——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为中心》(以下简称《苏联犹太人研究(1941-1953)》)一书无疑把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

阿夫沙尔王朝巩固了今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域范围、民族格局、历史基础和文化基础,是伊朗历史上最后一次以伊朗高原为中心、范围超过伊朗高原的王朝.土库曼部落的纳迪尔·沙赫建立的伊朗阿夫沙尔王朝,重建了历代波斯帝国的疆域,深化了伊朗的民族国家构建,稳固了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信仰,积累了宝贵的物质财富,促成了伊朗熠熠生辉的国家记忆.非波斯族裔建立的阿夫沙尔王朝是伊朗历史上历代波斯帝国的继续,说明在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历程中,伊朗高原各民族共同开拓了伊朗的辽阔疆域,共同书写了伊朗的悠久历史.

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外有美国制裁,内有经济下滑的困难局面.通过对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的观察,发现伊斯兰革命政权建设稳定有余,发展不足;外交建设信念有余,灵活不足;经济建设韧性有余,活力不足;双重民族心理守成有余,进取不足.反思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目前处于"国家管理"阶段,即以伊斯兰革命政权的秩序和利益——稳定为出发点.未来伊斯兰革命政权的走向,取决于对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把握,和对国家治理体系重心的调整,以及对合法性来源变化的选择.在此背景下,深化伊中关系和加强伊中合作有望给伊朗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机遇.

公元5至6世纪是波斯—中国友好关系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两国围绕以丝绸为主的商品展开了广泛而密切的合作与交流.同时,由于丝绸贸易的丰厚利润,波斯和东罗马在丝绸之路上展开了贸易争夺战.为了争取丝绸贸易垄断权、削弱东罗马帝国的经济实力,在国内,波斯加快完善丝绸的出口生产体系;在国际,波斯致力于与中国保持合作关系,两国的使者往来数量不断增加、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在这场带有政治性质的贸易战中,由于人为及地理因素的影响,波斯不仅是丝绸国际贸易的促进者,也是中国与地中海世界之间贸易交流的受益者和控制者.

骑兵,一般在古代战争中作为步兵的辅助力量存在,而在帕提亚帝国骑兵却是军队的主要力量.由于帕提亚帝国发源于游牧民族传统,帝国幅员辽阔,内部多元和分散,东联中亚草原,西接两河流域,上承古波斯帝国军事优势,造就他们的骑兵称霸西亚.其骑兵的冲击力和机动性构成伊朗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上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军队.帕提亚的骑兵分为重装骑兵和轻装弓骑兵,他们装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铠甲和武器,并配备了当时后勤保障最有力的骆驼队,双方根据自身的特点在战争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双方的相互配合加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往往能产生震撼的效果.

20世纪初,礼萨汗建立巴列维王朝并推行军事改革,组建起伊朗历史上第一支现代化军队.在礼萨汗改革举措的推进下,伊朗军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独特的军营文化,在制度、政治、战斗、物质四个方面体现出近现代伊朗军队的时代特征.在现代伊朗民族国家构建的起步期,伊朗的这种独特军营文化体现了伊朗传统的军事制度、军事理念与现代化军事制度和理念的冲突和碰撞,同时这种军营文化具有过渡性、镶嵌性和融合性特点.

萨珊王朝统治末期,波斯帝国因内忧外患而日趋衰败,7世纪时被阿拉伯帝国(651—1055年)所灭.诚然,在之后的三百年间,波斯人成为阿拉伯帝国内的被统治者.但值得注意的是,期间,波斯人从顽强的反抗者到顺从的合作者再到独立地方王朝的建立者,从地位低下的被征服者到帝国内部社会文化的形塑者,其地位演变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文明交往、文明互动的视角来看,波斯人地位演变过程既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互动的过程,也是在波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互相交融的前提下,为波斯文化复兴奠定基础的过程.

文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深层的民族主义,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强调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培育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一方面积极探寻民族的现代化道路,学习先进文化技术,为本民族国家和发展服务.礼萨·汗统治时期,以波斯文化为核心,建构有着共同文化背景和国家认同的"伊朗民族".具体做法是:(一)恢复伊朗主权;(二)恢复波斯历史文化;(三)强化波斯语地位;(四)进行服饰改革;(五)教育制度改革;(六)国家行政体制改革.

历史上,波斯文化是伊朗高原的主流文化,但伊朗历代王朝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和文化多元一直是伊朗社会的基本特征.在现代伊朗疆域形成的过程中,多民族互动造就了众多跨界民族以及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各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和部落忠诚时常高于国家认同.因此,整合国族意识、塑造国家认同成为伊朗政治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之一.自礼萨·汗建立巴列维王朝以来,伊朗政府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克服长期存在的多元身份认同,强化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成功维护了伊朗的国家统一.当代伊朗各民族的国家认同较为强烈,追求政治平等、经济发展和语言文化自由成为伊朗各民族的主要关切.伊朗国家认同的建构路径对后发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和民族治理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史籍中的伊朗国家形象是以安息、萨珊朝的客观现实为主要依据、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为视角构筑而成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古代以外交接触、民间往来、商贸交流、文化传播等多种形式获得对伊朗的认知与印象,史籍从地理方位、幅员人口、物产珍宝、风土民俗、与中原往来等多维度记述了安息、萨珊时期伊朗的基本国情,国人据此形成了伊朗国土辽阔、物产丰富、善于经商、崇信袄教的主要认知.这既是伊朗历史的史料补充,也展现了中伊两国双边交流的最初风貌,并且具有重要的形象学意义.伊朗国家形象的演变基本符合中国古代对于异国形象的认知规律.但由于时间、距离、交往频次等因素的制约,史籍中伊朗国家形象的建构与形塑难免会存在与事实偏离以及具象泛化的问题.因此,伊朗国家形象的演变兼具认同以及颠覆的双重功能,是“与中夏略同”的乌托邦思想与“华夷有别”的意识形态共同影响下的客观产物.

阿拉伯帝国兴起后,和中国的唐帝国毗邻而居.双方以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为媒介,通过外交、商贸、宗教、战争等途径相互接触.阿拉伯人在和中国人深入交往的基础上,对中国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形成了自身的中国观,即中国形象.阿拉伯帝国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既肯定、积极,又否定、消极.

为响应席卷全球的信息化社会建设浪潮,伊朗自21世纪初便开始了大规模地信息化建设.经过三届总统的不懈努力,伊朗的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伊朗的信息化建设中,伊朗中央政府制定了层次分明、针对性强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吸引了伊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但由于伊朗特殊的历史、文化、宗教背景,伊朗在发展信息通信技术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本文通过对伊朗的信息化建设历程进行梳理,希望能够对我国的信息化发展和执行起到借鉴的作用,以及更好地促进中伊两国开展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合作.

The three Indo-Pakistan wars in the 20 th century were regional battles over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Iran, which borders South Asia, was inevitably involved.Pakistan played a vitally im?portant strategic role to Iran's national security, also eagered to get support from Iran to fight against India, therefore, Iran spared no effort to support Pakistan in the three Indo-Pakistan wars.As the change of regional situation, the ebb and flow of the forces between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ran's also correspondingly adjusted its IndoPakistan war policy.But due to Iran's strong pro-Pakistan stance limited its role in South Asia, violated the principle of maintaining a balance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coupled with the lack of flexi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on the re?gional diplomatic strategy, therefore, the policy implemented by Iran during the Indo-Pakistan wars has not benefit?ed itself much.

两伊战争的爆发是伊朗和伊拉克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究其起因,战争爆发前两伊既有历史恩怨、民族矛盾、教派纷争等分歧长期存在,也受到了领土纠纷、决策者冲突、体制对立等现实矛盾的直接影响,同时还有导致战争爆发的政治经济动因渗透其中。因此,两伊战争的起因复杂,包含了历史与现实多重因素的考量,但其本质上是国家利益之争,是综合国力对比权衡下的选择。

在伊朗历史上,每当王朝发展到后期的时候,国王所能行使的实际权力变得越来越小,王权越来越集中到一些掌握实权的军事将领或大臣手中,尤其是到了王朝晚期,王权与王位分离的现象更加明显.在新旧王朝交替的混乱过渡期,新王朝的建立者逐渐侵蚀王朝的合法性,当新王朝的建立拥有足够的合法性基础时,分离的王权与王位最终合二为一,实现实至名归.通过分析萨法维王朝和恺加王朝后期的王位与王权短暂分离的现象,可以发现伊朗王权制度强大的调节功能,当旧王朝的王权合法性出现问题时,必然会有另外一个政权取代它并不断完善王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