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于见危不救入刑与否的问题争论不休,肯定论者主要从现实立法与司法的矛盾、其他保护激励机制收效甚微、见危施救是社会共同义务且为一种己他两利的基本道德等角度赞成入刑,但回避了救助义务来源依据与正当性问题,也忽视了增设见危不救罪可能发生的"搭便车"现象.否定论者主要集中于道德义务法律化和有悖自由主义刑法观之角度进行的回应值得反思,法律与道德并非泾渭分明,国家是否侵犯公民自由的标准亦非绝对.因此,目前关于罪与非罪的争论都是基于个人哲学立场不同而导致的价值取向差异,不能分出孰是孰非.刑罚不能替代其他法律、法规、政策等的引导、激励和保护作用,增设见危不救罪并非破解当下困境的明智之举.
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发《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在法律文件中提出彩礼返还问题的相关规定,但是具体内容中仅规定是否需要返还彩礼,对相关的数额并未作要求,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该规定被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 5 条.随着民间彩礼纠纷案件的日益增长,各地区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彩礼返回纠纷的处理不约而同地根据当地风俗、过错推定、夫妻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等因素行使自由裁量权,将彩礼按比例划分给双方,对法官的判决公正性和权威性产生严重影响.解决彩礼问题引发的不正之风,应当通过明确相关法律概念、明确生活困难的标准、统一裁判尺度、加强调解的适用和发挥案例指导作用等来破解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和合""息讼"传承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文化内涵不仅在近代法治中得到继承,至今仍对新时代法治建设发挥着重要影响.由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部分组成的调节机制与"和合息讼"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从J省N市H区公安分局侦查阶段的轻伤害案件的实证研究可见,轻伤害案件通过刑事和解能给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被害人和社会影响等多个维度带来正面效果,但也存在不足,需要从健全刑事和解的配套实施制度,完善社会救助机制,建立专业的刑事和解员队伍,建立合理的赔付标准和多样的赔付方式等方面进行完善.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我国面临的洗钱犯罪形势也愈来愈严峻,并日益呈现出国际性、复杂性、专业性、组织性等特点.我国开始探索构建符合基本国情的洗钱犯罪治理制度体系,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已在洗钱犯罪治理工作中取得长足进步,但与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标准和要求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我国当前洗钱犯罪治理面临的问题集中体现在法律规制、侦查工作和反洗钱工作机制三个方面.立足上述治理问题,逐一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建议.
侦查谋略是侦查人员在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形成的智慧结晶,它贯穿于侦查工作的始终,是侦查博弈的灵魂.但由于侦查谋略天然地带有一定欺骗性与隐蔽性,因此在运用过程中应当把握好适当的尺度,使打击犯罪的侦查目的与司法诚信等价值理念能够相互平衡.建立侦查谋略之运用的正当性判断标准,改变侦查谋略运行的失范无序状态,使侦查谋略在法律允许的合理限度内有序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