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基础是发行人与持有人、持有人相互之间达成的三方契约,但契约逻辑在面对持有人会议之组织性问题时常力有不逮,具体表现为其在解决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效力、瑕疵救济、表意后果等问题上多有不畅,亟待制度回应.就解决路径而言,持有人会议决议的拘束力应由法律明确,避免契约理论下的复杂解读;持有人会议决议瑕疵救济的方式及其程序须经法律细化,摒弃违约的救济模式;持有人会议的议事范围应当法定,并明确此范围下持有人会议决议的优先效力,保障制度的现实意义.本质上看,从契约逻辑到组织逻辑的跨越须有相应的法律规则支撑,债券持有人会议是证成此议题的一个视角,其机理可类推适用于相似的制度当中.
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为制度背景,结合财政制度环境因素,深度探讨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2009-2017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财政分权水平会刺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随着财政分权水平扩大,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财政分权反而会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财政透明度是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拐点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区财政透明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抑制效应越容易挤出刺激效应,更早出现两者的拐点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债务风险水平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
智慧城市建设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之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战略为智慧城市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基于TOE框架,对中国地市级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科技发展水平、财政资源和需求压力是影响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而科技投入、政治压力和开放程度并不会对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有显著影响.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智慧城市转型路径包括优化技术治理体系、增强组织动员能力和完善外部资源环境.
对政府数据开放服务质量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有利于提升政府数据开放服务水平,充分释放政府数据的潜在价值.从信息生态视角出发,构建包含信息、信息人、信息技术与信息环境要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据此提炼出数据信息质量、数据开放关注度、公众数据获取体验、数据平台建设进展以及政策法规与标准规范5个条件变量,进而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对已上线的20个省级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进行组态分析.结果表明,省级政府数据开放高水平服务质量的驱动机制包括主体驱动型、客体驱动型与技术驱动型,各省级政府应因地制宜,选择适合于自身发展的有效路径,不断提升系统思维,努力实现诸多要素的组合优化,同时加强与企业、公众等主体间的高效协作,进一步提升政府数据开放服务质量.
智媒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场景化应用,是思想政治教育情景化的数字赋权和智能升级.场景化应用中,场景化思维、场景化叙事、场景化传播以其"以人为导向""生活化叙事""沉浸化传播",契合了智媒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明确了场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但与此同时,场景叙事的碎片化呈现、场景传播的感官冲击、泛娱乐化场景的泛滥和场景建构的技术异化,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对此,应当坚持主流价值在场景化应用中的牵引性与主导性,提升教育主客体在场景化应用中的双向互动,以"人机协同"促进场景化应用中传播的精准化与学习的深度化,从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应用的科学发展.
基于1996-2019年CEPII-BACI数据库中国HS6位数进口产品数据,借鉴精确价格指数和替代弹性混合估计方法,测算了需求变化情形下中国进口种类增长福利效应.结果发现:忽略需求变化会严重低估中国进口种类增长福利效应.1996-2019年,需求变化情形下,混合估计方法测算的传统价格指数向上偏误32.755％,进口种类增长福利效应相当于GDP的5.229％,而标准估计方法低估进口种类增长福利效应达到GDP的2.623％.福利分解显示,HS6位数产品层面和ISIC2位数行业层面均呈现集中趋势;BEC分解表明中国"重生产和轻消费"的进口模式依然明显.研究完善了需求变化情形下进口种类增长福利效应估算理论,为中国实施扩大进口战略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CEO声誉能够向外界传递一种良好的信号,而声誉机制在实践中也能够发挥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促进效应.研究表明:高声誉CEO能够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双重代理成本在CEO声誉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声誉能够激励代理人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同时也能够减少代理人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合谋,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继而使CEO更加关注全体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分析师关注度与市场竞争强度作为外部压力能够强化CEO声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作用,实现内外部治理因素的协同效应.
为探讨公众数字政府治理体验与美好生活感知关系,以政府信任为中介变量、现实与预期差距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在都会区、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问卷调查,共获得2 459份有效数据.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政府信任在公众数字政府治理体验对其美好生活感知的影响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现实与预期差距对公众数字政府治理体验与美好生活感知的主效应以及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均具有调节作用,即在现实好于预期时,公众数字政府治理体验对美好生活感知的影响关系更强,而在现实不如预期时,政府信任在公众数字政府治理体验对获得感、安全感影响的中介作用更显著.研究发现有助于加深认识公众数字政府治理体验与美好生活感知的关系,也为提升治理效能、增进公众美好生活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
基于消费者感知视角,探究网络餐饮服务监管效果评价指标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对1313份有效问卷的因子分析,得出了合规性、透明性、有效性、信誉评价四个监管效果评价指标,以及政府监管、平台及社会监督两个影响因素.提出了影响因素与监管效果评价指标之间的假设,回归结果表明:政府监管、平台及社会监督对合规性、透明性、有效性、信誉评价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提出了提高监管过程和监管结果的透明度、加强智慧监管、加大处罚力度、赋予平台更大的监管权限和增加网络餐饮服务监管主体等提升监管效果的监管对策.
从斯蒂格勒为何会被误认为是加速主义者这个问题出发,可以窥探斯蒂格勒的技术现象学对现代技术的批判:斯蒂格勒确实认为日益加速的现代技术会推动社会向前,但这并不意味着斯蒂格勒是一位加速主义者.恰恰相反,斯蒂格勒认为寻求对现代技术的不断加速正是现代技术的弊病之所在,问题的关键是厘清"时间在加速"与"技术在加速"这两个彼此纠葛的悖谬现实,不再沉迷于"技术决定论"的藩篱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斯蒂格勒相信并指出了一条反自动化的救赎之路,而这也说明了加速主义的问题正是在于它没有为加速的技术预留可能性的空间.
养老服务作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内容,已成为党和国家关切的议题.研探养老服务法的源头,明晰养老服务法的基础概念和权利属性,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视角剖析养老服务法的价值取向,进而衍生出养老服务法的法权结构.养老服务法律制度、法律原则、法律关系构成其法权结构.其中,法律原则是核心结构,法律制度是主体结构,法律关系是基本结构.养老服务法应以平等权为指引,以服从和服务于老年人生活需求,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状况为基本价值理念,构建养老、孝老、敬老和实现老龄事业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体系.
目前我国智慧法院建设已卓有成效,如何实现行政审判制度与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有效协同成为行政诉讼智能化的重要内容.智慧社会的治理方式在立足人民需求基础上,由事后争议解决向事前矛盾预防拓展,以高效及时实现司法公正为目标.行政诉讼智能化建设应当充分回应法治社会的治理需求,并结合行政审判制度改革的三大内容,即发挥行政审判的社会治理功能、促进案件繁简分流以及统一法律适用,展开行政诉讼智能化的具体建构.具体地,应遵循"搭平台—建规则"的步骤,从一体化智能平台的构建和诉讼规则的智能化因应两方面进行建构,不断由技术创新向规则创新迈进.
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基层政府如何遵从政策以实现政策目标和维护基层稳定是公共政策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在任务属性严格性和目标群体配合度的二维分析框架基础上,探讨基层政府政策遵从的类型差异.通过对A镇环保政策领域政策遵从的多案例分析,发现当地基层政府存在差异化的政策遵从行为,具体表现为:垃圾治理政策的实质性遵从、禁烧政策的形式化遵从、双替代补贴政策的敷衍遵从和天然气村村通政策的拖延遵从.深入研究发现:任务压力是主要驱动因素,上级政府通过行政动员、监督考核和处罚问责,迫使基层政府快速响应任务目标;目标群体选择性反馈配合是重要催化因素,通过自发式有序配合、抗争式利益表达和观望式被动等待影响基层政府的遵从行为;基层政府自身的资源性约束和自主性空间之间的张力也在调适其政策遵从行为.
石黑一雄在长篇小说《长日留痕》中,通过主人公史蒂文斯的管家信念、错误的尊严观与悲剧人生,昭示了洞察力与情感对于构成人的尊严的重要性.史蒂文斯相信,做一名伟大管家意味着无条件地服从主人以及绝对的情感克制,但他不知道的是这种职业信念恰恰让他丧失了尊严的基础.以西方伦理学史中的尊严观念的演变为参照,以史蒂文斯的职业迷信为研究对象,探索石黑一雄在西方古典尊严观念与现代尊严观念之间的调和.
专利的市场价值是企业创新产出的重要体现.基于政府不同类型补贴的目标存在差异,以上市企业专利被引用次数衡量企业创新产出,探讨政府研发补贴、非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研发补贴、非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产出存在非对称性影响,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产出呈现显著倒U型影响,非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产出呈现显著线性抑制影响.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以及更换变量、样本和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所得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考虑到企业间所在地区、上市板块差异,异质性分析也依然支持基准回归所得结论.
《朝圣者之路》是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其第一部以流散地为背景书写非裔移民个体生存境况和身份困境的作品.古尔纳以主人公达乌德在英国城镇的空间感知和身体漫游来建构地域空间,勾连达乌德幻想中对种族话语的抵抗及其对本土民族暴力历史的回忆集合成为精神空间,并以不同族群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对话激荡建构起社会空间,分别呈现了达乌德边缘化的存在样态、身份含混的困惑焦虑以及主体身份协商的艰难历程.古尔纳以"朝圣"的空间隐喻为核心,依据地域、精神、社会三种空间形态的建构指涉达乌德帝国朝圣的破产、对帝国以东非传教粉饰殖民罪恶的讽刺,以及通过反叛的朝圣解构帝国信仰假面和种族话语来建构自身文化身份的积极尝试.
关于心理状态的自我知识经常被认为是直接获得的,但在推断主义者看来,获得自我知识的方式通常是间接的,即基于证据的推断,其中的证据包含了被称为"内部提示"的经验片段.推断解释面临来自直接性理论的批评,但它们其实未能对推断解释造成严重威胁.推断解释在面对并非由显式推断获得的自我知识时未加阐释地假定了"无意识推断",这使得推断解释对那些自我知识的适用性存疑,进而危及其一般性.由于"无意识推断"中的推断不同于显式推断,推断解释的一般性依赖于对"推断"概念的多元论理解.
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是推动高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遵循,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好新发展理念是党和国家赋予高校的时代命题.工科高校要进一步明晰新发展理念与高校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着力推进新发展理念与高校发展的深度契合、紧密结合、有序融合.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事业高质量发展,工科高校要突出自身"创新高地"作用,强化"协调纽带"功能,打造"绿色发展"模式,实施"开放发展"战略,营造"共建共享"氛围,将新发展理念全面融入贯穿到大学建设发展全过程,一体践行、立体推进.
情感文体学近年来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然而,文体学研究者尚未对情感文体学的基本概念作出清晰的界定,对其研究对象、理论框架及与相邻研究领域间的关系等一系列元问题亦未形成系统的认知与共识.实则,情感文体学衍生于认知文体学内部的自我修正,是认知文学研究中情感转向的主要表现,其理论基础来自于情感科学,分析对象主要包括人物情感与读者情感,是文体学、文学批评与认知科学间的重要桥梁.
由于所拥有信息的类型和数量存在差异,交易主体间的投资逻辑表现为异质性,导致资产定价偏差,因此即使是内部人交易,也并不能够总是获得超额收益.基于2006-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内部人减持数据,研究内部人交易过程中的资产定价偏差——信息弯曲效应.将内部信息细分为决策信息和经营信息两种类型,在此基础上研究发现,资产定价过程存在信息弯曲效应.即内部经营信息会产生负向资产定价偏差,而决策信息则具有正向的纠正作用;资产定价的信息弯曲效应,受环境不确定性、信息透明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等因素的显著影响;短期内外部投资者对内部人减持行为反应强烈,但长期来看这种由内而外的定价偏差会被纠正.研究结论在理论方面从内部信息的视角考察资产定价机制,丰富了资产定价的研究框架;在实践方面从定价偏差的科学角度解释了内部人减持异象,能够为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效率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