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死亡率属大数据中的小数字,其对普查数据敏感、要求高.户籍死亡登记的数据难以使用,由于民族文化及数据质量等原因,老人死亡率研究很少得到社会的青睐.但死亡数据是计算平均预期寿命的基础,是人口再生产的重要指标.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及普查数据的增多和普查数据质量的改善,我国老年人口死亡数据逐步获得专家重视.老年人口死亡率随年龄、性别、城乡分布及时间变化有无规律可循,历次普查中老年人口死亡率调查误差,都是社会关心的问题.综合使用我国"五普"至"七普"老年人口死亡率数据,用传统的相关、回归分析及logit模型分析方法进行了探索,获得如下结论:近20 年我国死亡人口中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死亡人口年龄中位数不断提高;高龄老人死亡率下降速度快于中低龄老人及年轻人."七普"中我国60-95 岁男女老人和市镇乡老人死亡率,通过logit变换后,随年龄呈高度线性相关关系.近 30 年我国60-95 岁老年人口死亡水平参数随时间呈线性变化,死亡参数α不断上升,参数β缓慢下降;女性死亡率参数及参数α变化规律更为明显,由此预测了2030 年、2040 年老年人口死亡率."七普"的老人死亡人口数量登记调查质量高,"六普"数据次之;女性登记调查质量高于男性.各地区分析显示,人均GDP高的地区,60(80)岁及以上老人死亡占比高;而人均GDP与各地粗死亡率线性相关关系不明显."七普"中我国31 地区老人死亡率,可分为两大类和一个散类.
稳定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国民总体富裕的重要途径,然而在中等收入群体绝对规模增加的过程中,也存在中等收入群体"滑落"的现象.以 2012-2018 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估算,每四个家庭即有一个从中等收入群体"滑落"至低收入群体.通过对比"滑落"的中等收入群体与保持的中等收入群体发现,二者在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所持房产、工作类型和工作性质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同时呈现出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而其收支结构和消费储蓄结构基本一致.基于此,采用logit模型对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滑落"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教育因素和工作因素是中等收入群体"滑落"的关键.家庭中成员教育水平越高,"滑落"概率越低.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该个体所处的家庭"滑落"的概率下降约 2.07%.家庭中非农业工作者和体制内工作者越多,其"滑落"的概率越低,家庭中每增加一个非农业工作者或体制内就业人员,"滑落"概率分别降低 11.62%、5.56%.鉴于此,稳定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须瞄准"滑落"的中等收入群体,从提升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推动农业劳动力转移、增加稳定性就业等方面入手,阻断向下"滑落"的通道,保证中等收入群体绝对规模的进一步提升,以实现"扩中"与"稳中"的有效统一.
平均预期寿命只反映死亡水平,并不反映现有人口的健康水平,因此用平均预期寿命反映人口群体健康水平并不合适.能够同时反映现有人口死亡水平和现存人口健康水平的综合指标被称为健康预期寿命.然而,中国和各省份并没有一个统一计算的、可比的能够代表和反映全国及各省份老年人综合健康水平的健康预期寿命,更没有可以反映全国及各省份老年人健康状况变化的测量结果,从而影响到全国各省份之间老年人健康差异、健康不平等和健康变化的比较.本文利用 2010 年和 2020 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得的全国和各省份老年人自评健康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两次普查获得的全国和各省份老年生命表,使用Sullivan方法计算了 2010 年和 2020 年全国和各省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生命表,得出了全国和各省份60 岁确切年龄健康预期寿命、自理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占预期寿命比例和生命质量指数.结果显示:全国和各省份男性和女性老年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都在增加,绝大多数省份老年健康期在拓展或不健康期在压缩,但吉林和内蒙古等个别省份存在不健康期拓展的情况.既活得长又活得健康的老年人(即老年健康生命指数较高)主要生活在福建、广东、江苏和贵州,另外还有上海和北京的男性以及江西和重庆的女性;活得既不够长也不够健康的老年人主要生活在西部地区,以及内蒙古、吉林和山西.
适度生育水平是保障一个国家人口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动力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中国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探索"一揽子"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释放生育潜力,提高生育水平刻不容缓.一国的生育水平既受到家庭政策的影响,也受到政策环境的影响.基于"家庭政策—政策环境"组态框架,以 12 个典型国家为案例,采取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讨家庭政策(时间政策、经济政策、服务政策)与政策环境要素(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性别平等水平)对提高生育水平的联动效应及其路径选择.共识别出四条驱动路径,总结归纳为三种适配模式,即政策环境独立解释的适配模式、由政策环境与单一支持生育的家庭政策共同解释的适配模式以及家庭政策主导的适配模式.通过分析不同驱动路径的实施效果,结合我国的发展阶段和基础条件,建议建立产假、生育假、育儿假有机衔接的时间支持政策;发展多样化的普惠托育服务;推动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儿童活动及亲子活动;构建多元化的经济政策体系,建立生育成本分担机制;提高生育保障水平,提高产前检查费用和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额度;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发展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的贯通培养模式.
益贫性衡量了贫困群体在经济增长中的受益程度.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收入效应)和改善居民收入分配方式(分配效应)这两种途径来减少贫困,而贫困群体具有弱质性,未必能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时发展.经济发展的益贫性越高,经济增长越有利于贫困群体,在既定的经济增长率下,贫困群体收入的改善程度就越高,经济发展模式就越包容.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图形法、假设检验法、指数法,在相对贫困视角下分析并检验了2010-2018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益贫性.研究发现,中国整体上实现了益贫式增长,但在细分的各阶段上,其益贫的程度略有不同.2010-2012、2012-2014 年实现的是传统涓滴式发展,虽然贫困率降低了,但贫困群体收入的增长要慢于非贫困群体,经济增长更有利于中、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2014-2016 年实现了高度益贫的发展,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最快,益贫性最高,不仅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减少了贫困,分配效应也进一步减少了贫困.2016-2018 年也实现了益贫式增长,但益贫程度有所放缓.减贫主要通过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来实现,其减贫贡献度超过80%.2014 年后分配效应在农村地区的减贫作用变大,收入分配状况明显改善.2012-2018 年整体上实现了一阶相对益贫和二阶相对益贫,贫困群体的收入增长率显著高于整体平均收入的增长率.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有利于坚定不移地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有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税收政策作为重要的经济杠杆,对于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新时期人口老龄化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相关问题,采取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对国际上人口老龄化的税收政策进行梳理.通过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改变消费需求影响了流转税税基,导致劳动参与率降低影响了个人所得税税基,带来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了企业所得税税基.研究从直接关联和间接关联两个角度梳理政策文件,结合国际经验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相比先前文献进行了更具针对性的研究.研究认为,未来我国应丰富税收优惠方式,扩大税收优惠政策覆盖范围,进一步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优化人口结构使其在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对中发挥作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始终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
省际人口流动是人口在地点之间转移而形成的嵌入在空间中的有向流网络.理解和预测人口流动网络中流量模式的形成机制及连边的交互强度不仅可以及时揭示新形势下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分布特征,而且对于合理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在统一模型(Universal Model,UM)的基础上,同时考虑空间交互强度在距离和就业数量上的衰减机制,提出了改进的统一模型(Improved Universal Model,IUM).基于我国2020 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从空间结构特征及模型预测误差两个维度,对人口权重机会模型(Population-Weighted Opportunity,PWO)、UM 和IUM 的预测网络与真实网络进行对比分析,给出三种模型的预测精度结果.结果表明:从空间结构上看,就整体分析可知,三个模型的预测结果均符合真实情况,即我国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呈现出"多核心—网格化分布"的结构特点,局部聚集效应明显,呈现"小世界"特征;就个体分析可知,UM与IUM的出入强度分布、相对流出力及相对吸引力预测更符合真实情况,除个别省份模型模拟的结果与真实结果出入较大外,整体上模型模拟的结果较为良好.从误差估算上看,IUM的总误差率最低,且IUM的空间交互效应的相对误差率较之UM有了很大改善,表明其能更好地量化空间交互作用.最后,通过交叉验证分析,表明IUM的预测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因此,IUM可以对我国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交互强度进行精准预测,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把基于出生地、五年前常住地、户口登记地的人口迁移分别定义为"终身迁移"、"期间迁移"和"人户分离迁移",在释明各自属性特征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了中国近40 年来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基本格局和变化趋势.主要结论是:2000 年以来,终身迁移人口总量快速增加,但相对水平依然不高,并且增加较快的是省内迁移,省外迁移增速较慢;终身迁移呈多极分散趋势,但又存有明显的近邻地区高度集中之特征.2015年为跨省期间迁移的拐点,此前的增加趋势随后出现了逆转;中部地区人口大量迁出、东南沿海人口大量迁入的基本格局几十年没有变,但迁出地、迁入地的上位集中随时间推移而变化,迁出、迁入分别在 2000 年、2005 年通过了由增加变为减少的拐点.人户分离人口不断增多,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不断上升.全国所有省区市的人户分离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均有所上升,地区间的差距也在缩小.北京、天津、上海三大直辖市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户分离现象非常普遍,到了异常的高水平.人户分离人口的年龄与迁移原因之间存有高度的选择性:前劳动力成分的相对水平逐渐上升,但依旧较低;劳动力成分、后劳动力成分均呈现了Rogers模型所描绘的变化趋势.总之,地区间人口迁移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和规则性,但也表现出户籍制度下的中国特色,社会的开放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此外,文章还就迁移研究的规范性、普查数据的汇总方法等提出了意见.
中国老年人的余寿在过去几十年持续增长,但是健康预期寿命的变动模式尚未达成共识,也缺乏全景式的描绘.利用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自评健康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衡量健康状况,应用Sullivan法计算健康预期寿命,深入考察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的时空演变模式.结果表明,2010-2020 年,我国老年人的余寿、健康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比重整体呈增长态势,以病残压缩模式为主导.健康水平和变动模式表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城市老年人的余寿和健康预期寿命高于镇老年人,镇老年人高于农村老年人.城市和镇低龄老年人的自评健康预期寿命占余寿比重上升,遵循病残压缩模式,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占余寿比重基本稳定,遵循动态平衡模式;城市高龄老人健康预期寿命的变化则转化为病残扩张.农村老年人的自评健康预期寿命和生活自理寿命占余寿比重均上升,遵循病残压缩模式.在城市和镇,死亡率下降是老年人自评健康预期寿命上升的主导原因,但是在农村,健康率上升是主要原因.不论城乡,死亡率下降是生活自理预期寿命上升的主要原因.健康预期寿命的城乡差异可能是由于死亡选择性,也可能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医疗进步、健康战略和政策措施的城乡差异所致.
准确把握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态势是积极应对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的前提与关键.利用2000—202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系统分析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的最新特征与发展趋势,并探讨我国少数民族老龄问题和积极应对措施.研究发现,2020年少数民族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13.10％,人口老龄化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但老龄化进程慢于汉族.少数民族老年人口呈现高龄化和女性化特征,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明显.此外,少数民族老年人口主要集中于壮族、 满族、 回族等人口较多的民族中,39个少数民族已进入老龄社会或老龄化社会阶段,各民族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分化进一步增大.各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为家庭供养,老年空巢家庭规模持续增长,老年人家庭空巢化现象凸显.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既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体现,也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养老保障与养老服务带来了诸多挑战.一是民族地区养老保障发展滞后于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进程;二是伴随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民族地区养老服务需求迅速增加,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还需破解多重挑战;三是面对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经济、 文化、 地域特征的差异,应对少数民族老龄问题要进一步精准施策.研究从提高积极老龄观认识水平、 发展民族区域经济、 健全养老保障体系、 发展特色养老服务和互助养老等方面提出积极应对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建议.
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实现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基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对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流动人口的姿态进行度量,构建政府抑制姿态指标,考察了宏观地方政府政策文宣与微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抑制姿态会很大程度上降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在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地方政府的这种抑制姿态会通过技能偏向、 公平感知以及社会融入这三种机制对流动人口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在本地的居留意愿.其中,低学历、 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负向影响,高学历、 非农户口的流动人口受到的影响不显著;政府抑制姿态显著降低外地劳动力的公平感知度,而对本地劳动力有正向影响;社会融入度、 社会参与度较低的流动人口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影响更强,有更弱的居留意愿.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户籍门槛会削弱政府姿态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程度,落户门槛越高,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影响越弱.不同性别、年龄的流动人口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影响也不同,男性、 老年流动人口受到其影响更强.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应制定更加包容的政策,在抓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公平,让劳动要素在区域间自由、 平等地流动,倡导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体制与理念,构建融合型社会.
当前健康不平等问题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社会经济领域重点研究的主题之一.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是造成健康不平等的根本性影响因素,其中教育的作用最为关键.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乎社会发展和个人福利的关键变量,同时两者关系也十分密切.不同教育水平的群体在健康水平上存在差异,从而形成健康的教育梯度.为了探究我国是否存在健康的教育梯度,厘清教育对健康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基于格罗斯曼健康需求理论、 教育影响健康的群体化差异理论等,构建对数二项分布回归模型,通过分析2010—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中国居民健康的教育梯度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得到多个稳健性检验的支持.研究发现,教育对人们的健康水平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尤其在初中教育阶段最为显著,同时该影响存在性别、 年龄、 城乡和地区性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教育对健康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教育主要通过收入水平、 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中介路径影响个体的健康状况.因此,加大教育的全方位投入力度,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的投入,以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促进社会和家庭支持等政策途径,对于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改善健康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人口是中华民族人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控制性生育政策、 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各民族人口都先后经历了生育转变.利用总和生育率和终身生育率两个指标,关照生育转变的起点、 过程与结果,通过对普查数据的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对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转变进行系统、 全面地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少数民族人口作为一个总体,其生育转变的起点约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略晚于全国的生育转变;尽管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其生育转变的完成时间约晚于全国10年,但2000年前后,少数民族人口总体上已经完成了生育转变.第二,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转变具有"超前"和"滞后"双重特征,西部民族"滞后",东北民族"超前".第三,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转变符合经典的生育转变理论预期,但不同民族的生育转变同样深受生育政策、 文化制度的影响:现代化进程和"优生优育"、"少生优生"政策宣传的共同作用,弱化了传统的民族生育文化效应,推动了各民族的生育行为在变异中趋同、 在多样中趋近.通过采取"观起点、 看过程、 比结果"的研究思路、 清晰地界定生育转变概念,本研究弥补了既往研究多笼而统之地描述(不同)民族生育水平的局限,可更好地与国际社会生育转变研究形成对话,有助于丰富中国人口学及相关学科的知识宝库.
人口大流动、 大融居时代背景下,大散居、 小聚居、 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不断深化,为促进各民族交融互嵌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也给全面深化认识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变迁规律提出了新要求.基于1953年以来历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通过计算群内接触指数、 人口区位熵、 人口再分布指数等指标,从人口空间分布的集散程度、 地区偏好、 动态变化三个维度,全面分析我国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变迁及模式.研究发现:我国各民族人口群内接触指数呈下降态势,族际接触互嵌程度强化、 分散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各民族人口空间扩散地区偏好存在明显差异,地区偏好具有距离邻近与经济吸引的双重效应特征;各民族人口再分布仍然保持活跃,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仍处重要调整期.基于此,文章认为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的再构为当前民族交融互嵌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是已有研究仍然忽视了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族际差异性,忽略了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变迁的渐进性和长期性,对非传统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关注明显不够.未来应从动态差异视角出发全面认识我国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从民族互嵌高度出发重新审视我国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变迁,从民族工作需求出发从容应对我国民族人口格局变迁与挑战,从而优化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面构建民族互嵌社会结构.
根据世界人口发展新趋势,在传统人口转变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人口转变过度理论,并认为当前人类人口转变远未完成.随着各国生育率持续下降,人类人口发展表现出"较低出生率、 较高死亡率、 负自然增长率"的特点,并正逐渐由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蔓延,我们将这一人口发展模式称为"人口转变过度".首先,人口转变过度这一人口发展特征的存在意味着传统人口转变中出现的"低出生率、 低死亡率、 低自然增长率"并不是人类人口发展的最终形态,但人类社会又不可能永远处于人口负增长的状态下,人类自身再生产水平终将会回升到更替水平左右,因而人口转变过度又可以分为"人口转变恶化"和"人口转变回归"两个子阶段.其次,虽然人口转变过度是在传统人口转变基础上形成的,但与传统人口转变存在明显差异,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口发展阶段,最主要特征是人口规模持续负增长.再次,人口转变过度形成的原因在于维持高生育率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基础发生了改变,是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所产生的客观结果.人类走出人口转变过度的关键是人口再生产水平回升并长期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左右,这依然要有赖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最后,世界各国人口转变进程存在明显差异,即使未来部分国家在某一时期实现人口再生产水平回升至更替水平,率先走出人口转变过度,但整个世界要完全走出人口转变过度也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上述认识为理解过去及未来人类人口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历次人口普查民族人口资料,研究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分布的变化趋势、 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在人口总量方面,2010—2020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335.08万人,增长了11.92％,是同期全国大陆人口增幅(5.77％)的2.07倍,这个比值仅低于大量更改民族身份的1982—1990年.主要原因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少数民族登记人口低于真实值.2020年人口普查采用了身份证登记措施,加上国家开展精准脱贫工程的原因,使得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得了比较准确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另外,当前逐步增长的各民族族际通婚率使得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出现了较高的增长.在人口分布方面,东部地区少数民族快速增长,2020年已经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第二多的地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发生了显著改变.2010年全国有5个县级行政区划没有少数民族人口分布,2020年达到全部县级行政区划均有少数民族人口分布.2020年55个少数民族中有49个民族县级行政区划数量比2010年有了显著提高,6个民族有所减少.研究构造了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指标,2020年我国少数民族省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为38.25％,县级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为60.34％,分别比2010年提高了3.59个百分点、2.87个百分点.在人口分布变动的影响因素方面,2020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率达到26.90％,每10万人大学文化程度人数达到11596人.人口流动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少数民族人口从传统聚居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扩散,最终影响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当前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呈现出"大流动、 大融居"的格局,研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现实基础,提供了有力支撑.
人口结构转变对卫生费用变化有重要影响.基于中国卫生支出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改进了卫生费用的影响因素分解法,该改进模型有助于更加全面和准确地分析人口结构对卫生费用的影响,一方面把人口城乡结构转变的影响从其他因素中分解出来,另一方面区分了城镇和农村年龄结构各自的影响,最终把影响卫生费用的人口结构因素细分为人口城乡结构、 城镇年龄结构和农村年龄结构三项.使用改进后的因素分解法,测算了1990—2020年间人口结构因素对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变化的贡献.测算结果显示,人口结构因素对该比重提高的合计贡献率达到77.8％,其中人口城乡结构、城镇年龄结构和农村年龄结构的贡献率分别为58.3％、14.8％和4.7％.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存在不同特点.首先,城镇化是过去30年卫生费用占GDP比重提高的主导因素,且其作用在不同时期保持稳定.其次,年龄结构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和阶段性差异:分区域来看,尽管农村老龄化程度和速度都远比城镇严重,但农村年龄结构对卫生费用的影响远低于城镇地区;分时期来看,2010年以前,老龄化主要发生在农村,年龄结构的整体影响并不突出,但2010年以后,随着城镇老龄化开始加速,年龄结构的整体影响显著增大,且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战场从农村转向城镇,预计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将快速增大.最后,测算结果还表明,扣除年龄结构影响后,中国卫生支出的二元结构现象最近10年来有所改善.
21世纪以来,中国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快速增长,社会经济状况逐渐分化,阶层结构由较为单一走向多元.利用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将制度性因素纳入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分层框架,探究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分层过程及动因,并构建标准化的分层指数.结果表明:在市场性因素的基础上,将制度性因素维度纳入分层框架,更适合中国语境,可更综合反映中国社会治理结构下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经济状况;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分层重心靠下,呈"士"字形结构,底部出现收缩特征,而此前相关研究均认为社会分层底部人数最多;农业转移人口可划分为特征鲜明的四大阶层,制度性因素在区隔三个技能阶层中起到重要作用;纵向追踪,2012—2018年间农业转移人口社会经济状况显著提升;横向分城市类型比较,三类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分层结构呈现阶梯式,其中超大城市分层结构最为健康,这种差异是在宏观城市因素和微观个体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前者影响更大.据此,文章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实施"鼓励雇主阶层引领、 扩大高技能阶层占比、 提升占主体的中技能阶层、 扶持引导低技能阶层"的差异化策略,以全面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社会经济地位整体上移,优化人力资本结构;破除制度壁垒,构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创造更公平的就业环境;考虑城市发展水平与约束,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落户与公共服务供给政策.
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8 年数据,使用年龄、时期和队列模型分析方法对中国中老年人长期护理偏好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老年人长期护理偏好主要形式是非正式护理,即主要依靠配偶和子女,对于其他亲属和正式护理的偏好较弱.长期护理偏好的年龄效应体现为对于配偶提供长期护理偏好呈现倒"U"型而对于子女提供长期护理偏好呈现正"U"型.从队列维度来看,1930 年代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更偏好子女提供的长期护理,1940-1960 年代的中年和低龄老年人更偏好配偶提供的长期护理.在时期维度上,由于孝道观念、社会政策等影响,中老年人对于配偶和子女的长期护理偏好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对于亲属的长期护理偏好略有上升,而对于正式护理的偏好较为稳定.非正式长期护理偏好存在替代关系,60-79 岁群体的老年人偏好配偶提供长期护理,而80 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则偏好子女提供长期护理服务,男性比女性更偏好配偶提供长期护理,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更偏好子女提供长期护理.在我国长期护理需求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了解老年人的长期护理偏好,激励非正式护理,能够为我国更有效地完善长期护理保障制度拓展新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