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良性互动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其协调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有待进一步验证.文章利用2006-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Geweke因果关系检验了双向FDI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因果关系,基于多种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双向FDI协调发展不仅对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升了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不明显,西部地区表现出抑制作用;就地区空间溢出效应而言,东部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的溢出效应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而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促进作用.

劳动力市场化不仅是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核心内容,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2003—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劳动力数量和价格市场化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化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化能显著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且伴随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这种促进作用呈逐渐增强的变化趋势;劳动力数量和价格市场化配置均能显著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劳动力价格市场化配置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略大于劳动力数量市场化配置;机制检验表明,劳动力市场化能够通过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加速技术创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劳动力市场化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基本呈现"西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的分布特征.本研究为促进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

本文利用2019年安徽省粮食主产区859份粮食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基层农技推广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制约因素及作用路径.本文研究发现:基层农技推广有助于种植户作出生产要素投入结构改进,使接受新技术的种植户产出水平接近期望生产可能性边界;基层农技推广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尤其是对社会资本水平高、土地经营规模大及所处生产区域土地细碎化程度低的种植户而言,基层农技推广的作用效果能够得到最大程度发挥;基层农技推广可以通过鼓励种植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和技术专家下乡入户指导两条路径来间接影响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因此,应继续加大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力度,扩大其效率提升效应;科学识别制约因素,因地制宜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丰富农业技术培训形式,提升农业技术人员 自身知识技能水平.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时代,数字经济推动"三生"空间不断优化变革,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探索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对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与242个地级市城市特征数据进行匹配之后的数据,采用Probit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增加1％,流动人口居留的概率将提高22.4％;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三生"空间影响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对比来看,生活空间的中介效应最大,生态空间次之,生产空间最低;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受教育程度、城市等级之间的差异.因此,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拓宽流动人口就业渠道,推动生产空间集聚高效、促进生活空间宜居适度、助推生态空间绿色发展,提高流动人口定居意愿,从而加快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文章基于2009—2019年黄河流域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各城市的生态效率水平,进而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城市生态效率的动态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在波动中有所提升,整体水平不高;贸易开放和环境规制均能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但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缺乏可持续性,城市生态效率的提升并不会使政府降低环境规制强度,贸易开放在受到城市生态效率的冲击时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上、中、下游地区差异化明显;此外,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贸易开放在环境规制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提升的直接作用过程中产生了遮掩效应,这种遮掩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环境规制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直接促进作用.

市场一体化是区域间高效分工的重要前提,亦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基于200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市场一体化及细分市场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竞争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市场一体化总体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其中资本市场一体化水平最高,商品市场一体化次之,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最弱;市场一体化及细分类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且在2012年之后市场一体化总指数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已由抑制作用转为促进作用,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分别在2011年、2007年及2011年前后达到拐点;地方政府竞争在市场一体化及细分类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中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地方政府竞争处于第一门槛值与第二门槛值之间时,市场一体化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文章基于2005-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探究了创新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新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出显著的动态连续性;创新型人力资本不仅可以通过加快技术进步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间接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可通过"加快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链式中介渠道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该文从"三生"空间(生产、生活、生态)的视角入手,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机理,利用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2010—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及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不同区域间存在一定差异;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驱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数字经济能通过驱动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发展从而影响新型城镇化,但通过驱动生态空间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为此,我国应持续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以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以数字经济赋能生产空间高效发展、促进生活空间有效发展、推动生态空间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新型城镇化高质量高效率发展.

为探究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及动力因素,本文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度量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分析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特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从外源动力、内源动力、政府动力和市场动力四个维度测度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动力因素.研究发现:研究时限内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较低;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特征明显,全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具有空间相关性,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特征;外源动力、内源动力、政府动力和市场动力共同推动了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本研究为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撑.

巩固发展同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关系对于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建立了比较全面的贸易便利化三级指标体系,贴近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实际情况;采用CEPII-BACI数据库2007—2016年HS6分位产品层面数据,首先运用生存分析方法估计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及成员国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其次运用Cloglog模型着重考察贸易便利化对双边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进一步引入贸易便利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交互项,考察欧亚经济联盟启动后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出口持续时间普遍较短,中位数只有3年,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段超过1年占比为63. 7%,超过2年占比为50. 5%,下降幅度为13. 2%,第9年时仅剩29. 6%,不足三分之一,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贸易关系持续时间较短且失败概率具有负时间依赖性;贸易便利化会显著降低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出口贸易关系失败的风险,提高双边贸易关系的生存率,在微观层面上说明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跨国企业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所支付的交易成本降低,提升利润空间从而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贸易便利化对不同类型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程度具有异质性,从回归系数大小来看,从重到轻依次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初级产品.当贸易便利化水平变化,价值链较长、国内附加值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更易受到贸易便利化引致的"技术外溢"效应影响,而对于初级产品来说,农业政策的影响效果大于贸易便利化水平,因此相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初级产品的影响相对较低;进一步通过交互项模型发现,欧亚经济联盟启动后产生关税同盟效应,成员国间形成零关税五国区域大市场,促进内部企业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的优化,内部要素流动更加自由便捷高效,成员国可以获取更多的规模经济效益,同时促使中国出口 商品更加快捷高效地向欧亚经济联盟内其他成员国转移,增加了中国企业出口意愿进而提升了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持续时间的促进作用.文章的研究凸显了贸易便利化提升出口持续时间的关键作用,对于"一带一路"背景下提升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水平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本文基于2005—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创新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全国范围而言,创新型人力资本不仅对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通过空间溢出促进邻近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区域来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呈现出阶梯型递减特征;在经济差距权重下,东部地区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小,而在地理距离权重下,创新型人力资本的空间溢出效应由东向西逐渐增强.

棉花产业是兵团的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其发展事关兵团经济增长和职工增收,事关兵团特殊作用的发挥.在棉花产业竞争日趋加剧、棉花提质增效尚有"短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滞后、职工增收渠道单一等背景下,亟待以完善棉花产业链为突破口,积极鼓励构建龙头企业带动、农工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跟进、连队和职工参与,以分工协作为前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以利益联结为纽带的棉花产业化联合体,以此逐步打造兵团棉花产业集团,实现全产业链发展,提升兵团棉花国际竞争力.

以2009-2018年黄河流域6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基于DPSIR分析框架构建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体系,运用改进熵值法、ESDA分析方法和GIS分析技术剖析了黄河流域城市综合承载力的时空演进特征,进而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城市综合承载力水平呈持续上升态势,空间上由低水平的均衡向高水平的不均衡演进,基本呈现"东高西低""省会高、周边低"的分布格局.(2)空间相关性分析发现,黄河流域城市综合承载力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以"高—高"和"低—低"为主,呈聚类分布.(3)产业高级化、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对城市综合承载力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资源消耗具有抑制作用;空间溢出方面,产业高级化、政府治理能力和人口规模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资源消耗会通过溢出效应抑制邻近城市综合承载力的提升.

基于2013-2020年的30个省份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从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两个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效地降低了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增量与碳排放增速,数字经济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数字经济与碳排放强度、边际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呈现区域性特征,在省域层面数字经济对边际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存在明显的空间效应,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增长率的影响存在基于产业结构优化、人口集聚、城镇化的遮掩效应.

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新型城镇化为门槛变量,采用面板门槛方法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以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为主线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即当新型城镇化水平较低时,产业结构合理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产业高级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当新型城镇化水平跨过第一门槛值后,产业结构合理化变为缩小效应,但不显著,产业高级化变为扩大效应;当新型城镇化水平跨过第二个门槛后,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的缩小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仍为扩大效应;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单门槛效应,中西部地区为双门槛效应,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具有双门槛效应.

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双驱动",两者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文章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构建对外贸易开放、国内贸易成本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关系的理论模型,讨论了对外贸易开放和国内贸易成本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提出研究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开放是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最重要因素,国内贸易成本是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最重要因素,对外贸易开放、国内贸易成本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有正向影响.但三者在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均表现出不同特征,具有区域异质性.东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开放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显著大于国内贸易成本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表现为共生效应,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中西部地区来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国内贸易成本的影响显著大于对外贸易开放.

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剖析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整体呈现"倒U型"关系.当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创新活力较弱、城镇化率较低时,数字经济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当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创新活力较强、城镇化率较高时,数字经济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影响路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分别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创新活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三条路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文章基于2005-2018年西部地区84个地级市数据,构建指标体系测评产城融合水平,并基于城镇化路径视角研究产城融合对城市产业发展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西部地区产城融合度、综合度、耦合度水平逐步提高,产业支撑、城市功能、人本导向三方面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产业优惠政策对城市产业发展存在基于产城融合度、综合度、耦合度的双门槛效应,当融合度、综合度高于第二门槛值,耦合度高于第一门槛值时,地方政府的产业优惠政策显著促进城市产业集聚;在西部地区产城融合发展中绝大多数城市处于中低耦合度阶段,存在“耦合陷阱”.

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采用机器学习方法对我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聚类分析,并运用莫兰指数、泰尔指数分解进一步探索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非均衡性及其成因.研究发现,2013～2019年我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但在区域上存在"东高西低"现象,各省(区、市)差距逐渐扩大;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和非均衡特征.基于此,提出我国应依据新发展理念内涵全方位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明确重点方向和突破口,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加强区域合作与扶持、培育新型城市群,建立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削弱空间非均衡性.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领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是当下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途径.本文依据新发展理念构建了城乡复合系统模型及城乡复合系统指标体系,以西部省区为对象,实证分析了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研究表明:2005—2018年,西部省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发展水平不一,呈现出省际之间发展不平衡趋势;西部省区城乡关系由失调衰退类向融合发展类过渡,呈现出高质量融合发展状态;西部省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速度呈放缓趋势,由追求发展速度向追求发展质量转变;西部省区城市发展系统内部发展更加协调,乡村发展存在短板.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西部省区乡村发展和实现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期促进西部省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