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传媒企业多元化经营是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中的重要研究议题之一.文章选取在我国沪深主板上市的文化传播和信息技术两类共计77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两步法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使用面板门槛模型计算多元化程度的合理边界,探讨不同类型的传媒企业多元化程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系统GMM回归结果表明文化传播类企业多元化程度与绩效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而信息技术类企业多元化程度与绩效不存在显著的"倒U"形曲线关系;进一步通过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回归发现,文化传播类和信息技术类传媒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程度对绩效的影响均存在先促进后阻碍的"倒U"形非线性关系,且存在多元化程度的合理边界.若文化传播类企业和信息技术类企业在合理边界内开展多元化经营,将会取得更优的绩效.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提升就业质量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基于2013-2019年我国198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在对各城市就业质量水平定量测度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效果,同时检验地区创新能力、地区创业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就业质量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就业质量提升,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地区创业水平以及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来促进就业质量提升.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进而推动共同富裕,应进一步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行业深度融合,提高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的契合度,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创业和推进差异化金融扶持.
当前我国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随着数据要素在农业生产领域逐步渗透以及农业高质高效实际发展需要,对乡村产业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战略背景下,乡村产业质量转型迫在眉睫.然而,打破内部要素原有秩序,推动乡村产业传统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经营范围等朝着数字化和生态化实现乡村产业质量转型进程中,面临人才、技术、基础设施等多方位支撑保障不足等问题.因此,基于当前乡村质量转型发展困境,提出通过挖掘农业农村现代化人才资本、以政府主导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科技创新推动乡村产业融合等举措,持续推动乡村产业转型.
在"中国制造2025"和"质量强国"国家战略背景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白酒生产作为我国的传统产业,各酒企能否探索出匹配当前阶段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将直接影响其发展与生存.泸州老窖总结出以七要素构成的一组核心资源为基础,利用科技创新、智能酿造、质量管理升级等作驱动的"一核三驱动"高质量发展模式,为白酒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借鉴.
推动农业高质量生产是建设农业强国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命题.新发展阶段中,以专业村为表现形式的产业集聚发展模式能否推动高质量生产、成为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新出路受到各界关注.依托产业集聚理论,从经验共享、服务共享和空间共享三个维度,对专业村集聚发展模式作用于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机理进行系统分析,并运用异质性随机前沿函数模型、分组回归以及样条模型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总体来看,专业村通过经验共享、空间共享两个主要维度提高农户生产技术效率,而服务共享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弱;具体来看,经验共享、服务共享有利于缩小农户技术效率差异,空间共享则表现出对大规模经营主体效率提升作用更明显的特征.需要注意的是,产业集聚存在"拥挤"效应,低水平的扩容会造成规模不经济.对此,提出欲继续高质量推动专业村建设、发挥产业集聚优势,应将重点置于发挥规模化经营主体的技术示范带动作用,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能力,强化公共资源配套建设,创建区域特色品牌,实现竞争力提高与农民增收、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过程中面临不确定性,需要企业代理人风险承担,但这一点在已有研究中被忽视.本文结合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检验了企业股权激励引发的风险承担效应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解决内生性问题,结果显示企业股权激励计划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股权激励计划的促进作用在面临不确定性大的企业、出口到不确定性大的国家的产品、异质性产品、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的企业样本中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受到了代理人风险承担意愿的影响,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企业克服风险规避进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基于多产品企业,发现股权激励计划通过提升风险承担水平改变了企业的出 口经营策略,促使企业出口向最高质量的核心产品进行聚焦.本文对于如何利用资本市场来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面临产业链、供应链风险攀升,国际分工地位受到挑战.稀土作为不可再生的重要战略性矿产资源,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及国防科技工业不可或缺的关键元素.当前我国稀土产业存在"上中游强,下游弱"的特点,明确稀土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对于提升产业发展质量,保障稀土产业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文章通过构建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模型,将产品层面的出 口技术复杂度和国家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结合,测算2010-2020年我国稀土下游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0-2020年,稀土下游产业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基本都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国家间差距不断缩小.(2)2010-2020年,我国在稀土下游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中总体保持不变.在整个稀土下游产业的国家中我国处于3～5名的位置.(3)实物形态资本、资金、技术创新和劳动力等影响因素与我国稀土下游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关联度均较高,关联度系数在0.62以上.基于上述内容,从加强稀土永磁材料领域保障体系建设、产学研深度融合和优化整合行业龙头企业等角度提出稀土下游产业发展质量提升的政策建议.
高水平创新需要高活力市场,高活力市场离不开公平竞争.研究基于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颁布为契机,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规制地方政府行政垄断的竞争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研究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结论在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影响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创新目标导向高地区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公平竞争审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强化市场竞争推动企业创新质量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技术创新具有同群效应,且这一效应在企业层面放大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的创新质量提升效果.研究对科技强国建设背景下如何规范地方政府干预行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提质增量"具有重要启示.
在中国白酒领域,因酿造原料、方法、地域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不同品质的白酒.目前,由于行业对各白酒品质的表达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导致消费者对"好酒"的认知单一化、片面化,因此急需构建统一的白酒品质表达体系以保障行业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总结茅台酒的质量控制研究,提出从白酒的生产产区、生产工法、基酒生态多样性、基酒的感官特性与典型风格以及产品的饮用舒适度5个维度来表达茅台酒品质.同时,深入研讨不同维度表达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旨在科学引导消费者全面、客观地了解茅台酒品质的内涵.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 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中坚力量,人工智能能否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手段并为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提供新动能,值得进一步研究.在理论分析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机理及财政职能的调节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显著的提升作用,人工智能水平每提高1％,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就提高0.153％;而且,人工智能能显著缓解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抑制作用,且在人口老龄化越严重的地区,这种缓解作用越明显;财政职能在人工智能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中呈现非线性的调节作用,财政支持职能和财政保障职能的调节作用在跨过单一门槛值后分别表现为非线性的逐步增强和逐步减弱的趋势.下一步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并将其培育成为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基于2011年至2020年我国医药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专利质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带量采购中标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专利质量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带量采购中标对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此外,进一步研究表明,带量采购中标的调节作用在大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结论丰富了专利质量相关研究,扩展了带量采购政策的研究范畴,并为企业应对带量采购冲击和提高创新研发能力提供了一些启示.
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由其对人力资本的积累、科学知识的创造以及社会服务的供给带来了促进作用而直接或间接地提升了科技创新水平.对高等教育质量与科技创新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自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不仅具有经验上的"数量"扩张,还普遍具有事实上的"质量"提升,且后者为各行各业培养了更加优质的创新人才而显著地促进了科技创新;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对科技创新带来了显著的"改革红利",即以质量提升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能够有效地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提升;发挥高质量高等教育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改善居民消费结构中的积极作用,能够间接带来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因此,坚持深化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坚持"以人为本"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是实现创新驱动型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和产品质量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中国 2011-2019 年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营商环境对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并利用多种方法来验证基准回归的稳健性.研究表明,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营商环境优化能够通过增强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来显著提升企业的产品质量.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均能够在营商环境对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地区异质性、所有制异质性、企业家精神异质性、研发投入异质性和研发产出异质性均存在显著差异.
将文化嵌入到区域品牌产品是维持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使区域获得竞争优势和高质量发展的手段,但是目前较少被关注.因此,本研究结合计划行为理论(TPB),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基于该模型,分析了区域品牌产品的文化嵌入、感知价值和对区域品牌产品文化嵌入的态度三个因素对行为忠诚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本研究以武当山文化区域品牌产品为例,基于 313 个样本调查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方法分析了所提出的概念模型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感知价值和态度在区域品牌产品的文化嵌入与行为忠诚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与态度相比,无论是直接或间接作用,感知价值对行为忠诚有更大的影响.此外,感知价值对态度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将区域品牌产品和文化资源进行融合有利于实现区域品牌产品的升级,以及文化资源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新发展阶段,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提升环境治理效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双重目标,对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手工搜集的 2008-2016 年中国 238 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和经济发展数据,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基于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的视角,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但经济增长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一积极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和经济下行时期,经济增长目标的负向调节作用更为明显.文章结论为加强经济增长目标管理,进而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能提供政策启示.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与企业社会责任(CSR)信息披露规则的强化,上市公司披露策略与行为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准确描述与测度CSR披露内容的倾向性及其变动,不仅实践中有助于切实提升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质量,理论上对理解企业披露动机以及揭示披露行为影响机制也具有重要意义.从全面准确测度 CSR 信息披露倾向性及其动态变化的目的出发提出了两个概念:"主题偏好"与"偏好漂移",设计验证了变量测度与数据结构化的方法,并基于 2008-2017 年全样本进行了数据分析与讨论.研究表明:主题偏好与偏好漂移能有效显示与甄别企业在CSR信息披露内容上的倾向性及其随时间的变化特征;全样本分析显示我国证券市场CSR信息披露中"厚此薄彼"的情况客观存在,披露倾向性在总体上呈现 6 种不同类型,偏好漂移呈现正态分布;不同行业、年份与产权性质上市公司的主题偏好与偏好漂移存在显著性差异,行业异质性、外部政策的冲击等可能是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科技创新质量政策是以科学问题为导向,实际需求为目标,围绕重大科学问题、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世界科技前沿发展态势,研发具有前瞻性、原创性、基础性的创新科技成果而颁布的一系列政策.对创新质量政策演变进行深度分析有利于总结科技创新经验,为未来创新政策走向提供参考.文章选择 2000-2022 年共计 87 份创新政策文本,基于政策工具视角构建科技创新质量相关政策研究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其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创新质量政策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引进消化吸收阶段(2000-2005 年);二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型阶段(2006-2011 年);三是自主创新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我国对科技创新质量相关政策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创新质量相关政策数量随时间呈递增趋势.供给型政策中侧重于资金投入与人才培养政策工具的持续使用.但从时间上看,我国创新质量相关政策的制定缺乏连续性.政策制定主体各部门间协作性不足.创新质量相关政策工具结构比例不均衡,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存在不足.最后,为我国创新质量相关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
随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复杂性提高,对国家的防控能力和防控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而应急能力建设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当前我国应急管理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以现有研究为依据,从多主体协同合作、医疗卫生保障、社会经济平稳、基础设施建设四个维度建立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对应急管理能力进行综合量化评测,运用 2013-2019 年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州)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应急管理能力对突发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我国整体应急能力还有待提升,存在两极分化趋势,有明显的"长尾效应";(2)应急能力指标对传染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有显著的影响,能力越高会使得防控质量效果越好;(3)应急管理能力对传染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存在区域差异,应急能力在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防控质量更为显著.基于此,从四个维度出发,有针对性地对改善应急管理能力提出了政策性建议,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质量效果得到提升.
数字融入是消解数字鸿沟的有效路径,是一个更富有分析价值和解释效力的包容性"厚概念",呈现出个体的行动愿景.基于 2020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和 2020 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探究数字政府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数字融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政府水平与居民幸福感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二者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数字融入两个维度都会抑制数字政府对居民幸福感的正面影响,从而使"倒 U"形曲线趋于平缓,拐点左移.根据研究结果,在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各地应坚持公众需求导向,根据区域差异性合理制定数字政府发展政策,平衡高融入水平与低融入水平群体的需求,注重涵育公众数字素养,关注不同群体的数字生活状况,避免数字公共资源代际分配不平等.
Food safety is the cornerstone of people’s livelihood.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food safety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ood safe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food safety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pointing out that China’s current stage of urbanization has entered a steady promotion phase, which has a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level of food safety. Furthermore,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6 to 2020 and a two-way fixed-effect model,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food safety. The study found that:（1） urbaniz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level of food safety;（2）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food safety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region of China; and food typ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except for a few food types, urbaniz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level of food safety for most types of food;（3） through mechanism verification, it was found that urbanization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food safety level by strengthening the transmission effect of regulatory measures. The government is advised to continue to promote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here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the short term,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which is a visible hand, should be given more attention, and regulatory measures should be effectively combined with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ood safe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