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在嵌入虚拟养老行动者网络后存在需要识别和规避行动者"脱嵌"的风险.以政府为核心行动者的"中心—边缘"结构导致行动者网络异化的隐患.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等主要行动者的有限理性会干扰养老服务的公共理性,并在技术导入后产生"技治""人治"如何平衡的难题.过分依赖"技治"会造成养老服务的"共情"不足,老年人作为源头行动者难以自主进入虚拟养老情境并强化情感认同.这些风险的根源在于行动者互嵌协同机制的局部失灵.因此,要依循行动者网络的转译逻辑推动行动者有序"复嵌",政府应优化合作型服务,完善"以人为本"的服务共担机制,在此基础上消解技术滞碍,以服务"共情"化解技术冷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伴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逐渐形成的,战国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开始走出农耕区的自然界限,与周边民族的疆土逐渐相接且互有伸缩,形成了各民族因疆土之争产生的碰撞与交融历史.北部边疆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波动最为频繁、战略位置又极其重要的区域,自古及今都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战国秦汉以来各中原王朝与生活在北部边疆各民族之间势力的强弱变化,导致双方实际控制疆域范围发生波动,这一过程也促进各民族之间逐渐形成了相互依赖且不可分离的民族关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历史作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
提出"北疆文化"概念、打造"北疆文化"品牌是对内蒙古地区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党和国家赋予内蒙古各族人民的重要使命和历史责任."北疆文化"是孕育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过程、以红色文化为底色、融多样文化于一体、以守望相助为理念内核、以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为精神标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地域文化,具有体现多民族、大融合的包容性特征,坚守文化传承的多样性特征,注重文化交流互鉴的开放性特征,突显时代精神的创新性特征,紧扣工作主线的实践性特征.打造"北疆文化"品牌,要正确处理好"北疆文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两件大事"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北疆文化"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推进"两个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内蒙古现代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强化基层党建对于引领城市治理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结构功能主义AGIL模型的延伸和修正为透视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运行机理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可以将其中的"模式维护""适应""整合""目的达成"四项基本功能转化为"价值统一""制度保障""要素整合""目的达成"四个维度,即构建 VIEG四维模型.价值统一体现为坚持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制度保障体现为党组织的嵌入与赋权;要素整合体现为街镇与社区的分层整合,其中,街镇层面以行政整合与平台整合为主要路径,社区层面以网络整合与党员引领为主要路径;而目的达成体现为党组织的管理和服务职能.这四个维度分别包含多种具体运行机制.
清中期浙派是清代诗史上重要的诗人群体,在这一诗人群体逐步走向繁兴的过程中,众多极具文化情怀的浙派活动平台东道主的深度介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些浙派活动平台中,杭郡吴氏家族瓶花斋的文化功德尤不可被忽视.吴氏家族中的吴焯、吴城父子两代相继,不但自身成为这一时期浙派诗人群体的核心成员,而且借助其瓶花斋别业广泛凝聚众多浙派诗人,展开高频度的浙派诗歌唱和活动,与其他活动平台一道,共同推动浙派诗文化活动走向高潮.其中,在吴氏瓶花斋活动平台,浙派诗人围绕唐人许浑《丁卯集》展开的广泛唱和是标志性的文化事件.
"慢教育"是应对快时代教育发展的一种辩证扬弃,是回归教育本真的一种价值重申和现实呼唤.在厘定快时代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之上,从育人的几个基本维度审视"慢教育"的多维内涵.从育人的时间向度看,"慢"是一种循序渐进;从育人的属性特征看,"慢"是一种教育智慧;从育人的本质内涵看,"慢"是一种人文关怀;从育人的艺术审思看,"慢"是一种闲暇之美.在快时代呼唤教育之慢,本质是为了回归育人的原点初心、直指个体生命整全、等待学生成人之美.所以,必须要营造"慢"的教育环境,寻找教育的生命本真;尊重"慢"的教育规律,等待教育的生成之美;滋养"慢"的教育心灵,塑造学生的整全生命.
"物业养老"是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创新实践.我国的"物业养老"源起于部分物业服务企业的跨界探索,物业企业从业务边界、运营边界、职能边界、形象边界四重维度初步跨越了组织的固有边界,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物业养老"在跨界探索中遭遇到消费层面、专业层面、治理层面以及认同层面的实践阻滞.因此,"物业养老"需向"多维嵌合"的发展路径转型,理顺供需结构、提升专业能力、优化治理机制、开展文化建设,全方位、多维度地嵌合于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生态系统,助力物业服务与养老服务的高质量融合发展.
京绥铁路的建成对沿线地区的交通、城镇、文化、思想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交通运输方面,铁路的出现改变了沿线地区原有的出行方式,带动了当地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在城镇发展方面,沿线城镇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商贸逐渐繁荣,近代工业开始兴起.在文化方面,京绥铁路建成后沿线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得到加深,地方文化呈现多元化,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在社会思想领域,铁路在重塑沿线人民时空观的同时,传播了近代思想观念和革命理念.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是全面建设教育强国的主旋律、最强音,更是展望 2035 教育现代化美好未来至关重要的推进引擎.近年来,受优绩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征途中出现了诸多阻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壁垒.为此,从本体论、系统论、协同论维度深掘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内涵,进而构建起以造就英才为人本遵循、以赓续创新文脉为历史指向、以共聚责任为价值追求、以协同创新为实践理路的逻辑链条.在此基础上,从着力育强拔尖创新人才、持续增强服务国家能力、不断优化协同治理模式、有效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出发,形塑高等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推进路径,力求为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供不竭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草原制度频繁调整,折射出草原大国制度变迁的复杂性.以内蒙古牧区草原制度变迁为例,剖析了草原制度变迁的动因和机制,研究发现,草原制度产生的制度成本需要行动者共同分担,而成本分担不均常常引发行动者利益冲突,导致草原制度变迁.具体而言,草原制度成本不断上升,增加了牧民成本分担压力,牧民获利空间逐步被缩减.为此,牧民采取成本转移、利益博弈、制度套利等差异化行为予以应对,持续对制度变迁施加压力,促使国家对牧民制度需求作出回应,从而驱动草原制度调整.因此,政府需重视草原制度成本问题,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进一步稳定和完善中国草原制度.
元宇宙内生的"自我指涉性"赋予空间和时间以"元性",重构了我们与可感表象世界的关系,挑战着艺术实践和艺术观念的既有逻辑.元宇宙的"非地点性"切断了"地方"之于艺术的生存记忆和情感想象,将艺术独特性化约为匀质的感性体验;"非地点"的"平滑性"威胁着艺术的"异质性"本体观念,审美范式走向去异质性的"愉悦美学";"非地点"作为主观世界的外化内嵌着主体的种种欲望,艺术精神走向"去崇高化"的"无痛主义".元宇宙的"元时间性"意味着"同时性"和"无时间性":"现时"的共时性让时间走向"点状化",这使得艺术丧失历史的厚重质实,走向思想的漂浮和审美的架空;"化身—时间"的无序撒播状态让"时间"不再是内在于艺术品的本质规定.时空"元性"造成的"艺术之失"并不能通过作为"第九艺术"的电子游戏来承载,因为电子游戏遵循的资本和技术逻辑打破传统游戏想象力和知性的平衡,无法实现艺术的无功利、无限制的"游戏精神".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内蒙古的重大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生态文明体制机制不断完善,适合不同地区的多样化的生态治理模式逐步形成,林草产业得到较快发展,生态环境治理从重城市向城乡并重一体化转变,为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改善生态环境、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内蒙古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还面临生态系统脆弱,林草产业发展层次偏低,专业人员数量不足、机制不畅、设备装备落后,投入不足,人水矛盾、农业用水与生态用水矛盾突出,部分地区人口布局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不相适应等问题.只有通过实施一系列系统性、综合性措施,才能把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构筑得牢不可破.
社会工作作为人际互动型职业,情感乃其内在构成.科技—理性范式对社会工作的主宰持续激荡起社会工作对情感的想象,并生产出关系—情感的反思性路径.在社会工作视野中,情感呈现出多元化的意象,隐喻多重感性的力量.作为治疗实践的关系底蕴,情感表征社会工作实践的"动力";作为社会工作教育与学习过程的反思性载体,情感承载着行动者的专业能力;作为劳动过程背后的意识形态与劳动者的主体策略,情感意味着制度性的"迫力"与主体性的"权力".多重感性之"力"的意象背后融合了情感与专业、情感与主体、情感与体制之间的争论与辩证关系.西方社会工作视野中的情感想象打开了本土社会工作理论想象力的"情感"之窗,进一步拓展了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更丰富多元的面向.
如何跳出当前乡村产业发展"失败—扶持—再失败"的怪圈?党建引领下的产业振兴通过内外分层治理框架能够有效规避这一困境.基于贵州省 L 村农旅融合的集体经济发展实践,党建引领产业振兴的运作路径包括在内生共识决策层面建构制度保障机制、信任建构机制与组织再造机制,以实现村庄发展要素的聚合互嵌;在外部经营体系建设层面完善集体经济的委托代理机制、市场运转机制与利益分配机制,以实现村民共同富裕.与资本引领和组织引领发展模式相比较,党建引领下的产业振兴具有市场风险与执行难度较小、可复制性较强以及政经耦合互促等明显优势,成为乡村振兴应当进一步强化的方向.
物质概念的演变揭示了物质是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指明物质具有客观实在性.当代量子科学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阐明了微观物质是实践性、现实性和历史性相统一的客观实在,且剥离了一切物质属性的物质本身同样具有客观实在性.微观物质本身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有属性的"本身",另一种是没有属性的"本身",即微观物质的"无".我们不能把客观实在归结为某种不变的性质."无"不等于没有客观实在性,而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的客观实在性.量子测量深化了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当代量子科学必然蕴涵着我们不能把客观实在性归结为某种不变的性质,当代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是可能性与现实性并存,实践是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唯一路径.当代物质是客观实在性、实践性、现实性和历史性的统一.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党中央关于经济发展新格局的重要举措,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推进须完善以政府信用为基石的法治政府.政府信用关乎多元市场主体的信赖利益保护,可借鉴当事人适格、诉讼担当以及"委托—代理"等理论工具阐释其作为公益诉讼客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政府信用保护公益诉讼的理论建构面临着诉讼客体的边界定位不清、救济方式的经济性不足以及政府失信行为的隐蔽性等问题.因此,未来立法完善须明确此类特殊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以限缩诉讼客体的边界,拓展政府信用保护非诉救济的可能限度.根据我国现有的政务信息公开要求,还可以结合地方政府债务评级规则探索诉前建议和可诉性评估机制的运行空间.
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成果之一.仅仅依靠"总需求管理"或"总供给管理"都不能满足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对宏观调控提出的要求,必须把扩大内需战略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两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解析这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论内涵、深刻把握生产供给与社会需要的内在关系具有重大意义.按照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标准实施供需管理,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让劳动者按照等于或者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生产率开展生产活动;按照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标准实施供需管理,就是要从人民对不同类型产品和服务的需要出发,有计划按比例地把社会劳动时间分配到不同部门和领域,保证供需的有效对接.
风险社会文明危机本质上是人的生命意义危机,知性科学把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割裂开来,以否定人的感性生命存在去寻求超感觉世界的普遍规律,以单一程式化的知性思维去规定感性多样的人类社会生活.风险辩证法是人类洞察风险社会文明危机本质的哲学智慧,对当代人类科学理性及其文明发展悖论的反思成为它的主要任务.风险辩证法破译支撑知性科学的现代形而上学基因密码,揭示科学理性、风险知识与话语权力的内在关联机制,剖析现代性意识形态与知识样式的现实生活前提,消解知性科学对个人生活选择的独断,澄明科学理性的感性存在论基础,赋予科学理性以人的感性光辉,将感性、知性和理性统一于人类的历史性的科学和社会活动中,在科学理性与社会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达风险社会现实、彰显生命意义与自由精神的思想桥梁.风险辩证法面向风险社会现实生活本身,在感性的现实生活冲突与矛盾运动中把握风险社会时代脉搏、历史走势和人类命运,从本质上奠定破解时代问题之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新知识类型与理论创新的学术定向.
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方式取决于外部环境.在基层行政中,压力情境下的街头官僚行动展现出一种"政策包装"的新策略.对于这种策略的特征、生成和治理,需要进行深入探究.我国东北地区 H 市城管部门的街头执法案例可以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包装"的过程性描述和系统性解释.不同于政策变通执行,政策包装是指街头官僚通过表面调整政策目标和话语来提升政策执行的合法性.这一现象往往源于基层政策执行的"主动加码"和街头官僚在"公共遭遇"中降低政策执行阻力的考虑.压力情景中的"政策包装"具有短期性特征,反映出行政责任和时间之间的关系.政策包装策略不利于提升基层政策执行的效能,根本上源自于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责任陷阱"问题,基层政策执行的优化路径需从合理的组织激励、循证决策以及构建参与式治理展开.
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须立足于程序运作实际检讨既有的逻辑困境.以环境检察公益诉讼为样本,检察公益诉讼在权力行为属性上呈现出偏离检察权的"行政化"趋势,具体表现为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协同执法的"直接行政化"及诉前检察建议异变为行政指令的"间接行政化".检察公益诉讼运作的"行政化"根因于检察机关自身的行政式工作理念与办案逻辑,解脱之道亦在于此.检察机关应通过调整公益诉讼检察履职方式,借助支持起诉强化公众参与.同时,为弥补社会团体在公益代表性方面较之于检方主导模式的不足,需要明确法官以公共利益监护者的身份主导环境公益诉讼,与之相应,须引入非讼法理以支撑法官主导的程序构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