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商事争端类型多样、纠纷主体复杂,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范和商业习惯,仅依靠传统的司法纠纷解决方式已难以适应"一带一路"国家间跨境投资、贸易、金融、项目工程等多元需求.随着国际商事法庭的建立,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机构加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解纷平台建设,国际商事争端多元解决机制已从顶层设计、理论研究过渡到实践层面的新阶段,但仍存在国际商事法庭功能不足、境外仲裁机构准入不明以及商事调解执行双轨制差异等障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人民法院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指导意见》均明确要加强粤港澳司法交流与协作,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联动香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因此,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与构建需充分利用港澳与内地签署的司法合作安排制度红利以及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国际化经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先行先试,突破现有体制障碍.通过在粤港澳大湾区优化国际商事法庭规则,创新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准入制度,测试商事保留和临时仲裁制度,借鉴最新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经验,加强跨境商事调解机制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建设,对接国际规则,提高我国主导"一带一路"商事争端解决的公信力与执行力.
地区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情况,是判断地区产业的国际地位、国际联系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视角.本文立足于全球价值链指标测算,分析1995年至2018年香港贸易及物流业的全球价值链位势及上下游关系的演变及其原因.研究发现,从行业整体情况看,随着香港与内地生产协同程度提高及内地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和香港产业转型发展,香港在全球价值链中位势呈"上升—下降—上升"波浪式发展,上下游贸易伙伴重心呈现由欧美向内地与东盟转移态势.从贸易物流细分行业来看,香港除批发零售业外主要以前向模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六大贸易物流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地位均高于新加坡,除水上运输业全球价值链竞争力较新加坡弱外,其余贸易物流行业均比新加坡更具国际竞争力.
国家赋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战略定位,给予更多综合改革试点事项,与此同时也对先行示范区的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目前深圳先行示范区存在着地方立法权不足问题,难以承担将先行先试政策法治化的重任,也难以承担助推大湾区发展的重任,为此,必须加大对深圳先行示范区的立法授权.要根据深圳先行示范区的特点以及现有基础,创新立法授权方式,采取清单式批量立法授权方式,使立法授权具有明确性和大批量性,以充分满足深圳先行示范区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
澳门公屋供应经历了从合作共建到政府主导的过程,现行由政府主导公屋供应并建立的"五阶梯房屋"供应体系有助实现"居者有其屋",却存在着公屋供应不足及公屋质量问题,且阶梯之间缺乏流动机制,经屋、夹屋及市场房屋之间互不贯通.因此,澳门的房屋政策取向应该以满足居住问题治理为导向进行完善,考虑结合公私合作共建等模式而形成多元供应模式,实现多目标、多梯度的房屋保障体系,从而达到"居者适其屋"的居住治理目标.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和条件,梳理其互联互通的发展演化,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要素流动、区域协调、社会资源优化、"一国两制"理念新发展等层面揭示了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底层逻辑,并梳理了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历程,即经历了的守望相助、分散协同、整体联动到共同治理.结合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能源、水资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特征,发现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一小时生活圈"基本形成、能源安全保障体系逐步构筑、防洪与水资源配置体系逐步加强,"数字湾区"进入快车道,但跨区域政策、市场、管理、信息等协调和互联互通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致使某些基础设施协调合作效应低、通行成本高.基于此,文章从规划治理、协调机制、数字新基建、广深双城引领等方面阐述了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推进策略.
在"一国两制三法系"的法秩序下,粤港澳三地分别适用不同的公共卫生法律规范,造成大湾区公共卫生事务缺乏统一的规则体系,进而诱发公共卫生区际法律冲突,直接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抗击全球性疫情的实效.在"合作型法治"的驱动下,粤港澳主要采取软法方式推动大湾区公共卫生法治协同建设,力求优化三地公共卫生规范资源的配置,但面临约束力不足的现实束缚,立法协同整体处于松散状态.为此,宜从三个方面调适大湾区公共卫生区际法律冲突:首先,由回应型立法理念向"预防—回应"型立法理念转变.其次,因应公共卫生法治协同的精细化要求,应确立"详尽型为主、纲领型为辅"的立法形式.最后,围绕"规范基础+区际行政协议+区域示范法"健全协同型立法体系.
基于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重新批给的需要,以及解决多年来在澳门博彩业出现的问题,澳门特区政府于2022年对娱乐场幸运博彩法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改.新博彩法规定了新的批给数目及期限,回应了第三方贵宾厅、"卫星赌场"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对博彩业维护国家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建立了完善的处罚制度.新博彩法实施后,澳门幸运博彩业的结构及运营预计将发生深刻变化,原来占澳门博彩收入半壁江山的第三方贵宾厅将只能收取佣金,"卫星赌场"只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才能继续经营.承批公司必须把中场博彩业务、吸引海外游客以及发展非博彩元素作为经营重点.澳门特区政府也需要出台一些支持政策,帮助承批公司增强竞争力,实现经营转型.
在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25 年后,港人——特别是部分香港青年仍未建立起对国家的认同.通过对比中英对香港主权用语策略的区别及影响可知,主权话语对港人的国家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主权用语策略和主权权力的行使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的出场.基于主权话语和主权权力行使对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重要影响,本文认为,构建香港青年国家认同需要树立宪法认同、强化民族认同和发挥全国人大在特区制度发展等方面的主导作用.
澳门人口的老龄化对老年福利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本研究从澳门老年福利政策中政府与家庭之间关系出发,结合去家庭化概念,采用老年收入保障的工资替代率和覆盖率这两个指标来测量澳门老年福利政策经济维度的去家庭化水平;采用政府对老人正式照顾的职责、老年正式照顾体系的覆盖率、照顾者津贴的工资替代率来衡量澳门老年福利政策社会维度的家庭化/去家庭化水平.从这些指标来看,澳门老年福利政策通过包容性的收入保障制度,达到了经济上的适度去家庭化.但在生活照顾上,注重支持家庭照顾功能,强调积极家庭化;这是一种融合去家庭化与积极家庭化的双重整合模式.面对快速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澳门老年福利政策需要促进家庭与政府之间的优势互补和责任平衡.
中央对特区立法进行备案审查,是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权的重要内容.其理论基础不仅要从单一制国家理论考量,还须结合央地立法功能性差异、价值多元性与治理效能进行解释.我国宪法第 31 条与香港基本法第 11 条、第 17 条、第 158 条及第 160 条共同赋予特区立法备案审查制度合法性基础.备案审查的本质是中央对特区立法权进行监督,其程序建构须符合制度设计理念.面对中央对特区立法备案审查实践存在的不足,应当及时将备案审查制度规范化,健全备案审查流程及公开程序.通过对发回程序的规范解释,明确发回权在处置阶段的唯一性,进而细化衔接程序与纠正程序.
香港回归后,出于对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尊重和实施"一国两制"方针的要求,基于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正式享有了广泛的对外事务权.回归25 年来,香港特区在缔结双边协定、参与国际多边活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互设机构、发放护照及出入境管理、对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香港广泛的对外联系,不仅有利于保持其繁荣稳定,而且对国家也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应高度重视香港特区拓展对外联系所面临的挑战,继续支持香港特区巩固、拓展对外联系.
香港国安法为其规定的四项罪行,即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设立了分级罪则,为四项完整罪行的定罪量刑订立指引.然而,对四项罪行的不完整罪行及从犯罪行,香港国安法并未订立分级罪则,存在立法空白.本文从香港国安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的立法目的出发,分析在普通法下应如何理解香港国安法的完整罪行、不完整罪行和从犯罪行的量刑规定,并在参考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香港本地的固有量刑法例及案例,为出台香港国安法量刑指引提出具体建议.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新闻处利用香港的优势条件发起了面向港澳民众的"香港—澳门项目".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该项目经历了从"疾风骤雨"式的反共宣传到"润物无声"式的扬美宣传的变化过程.转型后的"港澳项目"在宣传主题上侧重"扬美",在宣传策略上注重利用"慢媒介"进行文化渗透,在目标群体上着眼于"代表未来"的舆论引导者.该宣传模式不仅奠定了美国新闻处之后对港澳民众宣传的基调与特征,也被运用于美国对其它亚洲"橱窗"的打造之中.作为巩固所谓"自由香港"这一东亚宣传阵地的基础性项目,美国通过该项目争夺香港媒体资源,将香港打造成了服务于其他项目的"反共材料生产堡垒";美国新闻处利用该项目培育香港的传媒优势,并深刻影响了香港的文化舆论环境.
《品德与公民》是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开发编写的思想品德教材.本文关注小学段《品德与公民》在其编写过程中如何塑造澳门公民的身份认同,又是如何将国家话语认同建构融会于教材出版过程之中.从出版角度阐述澳门本地教材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凝炼解决方案.坚持政府主导、创新教科书编审机制、吸纳本地编写人士、服务教学活动需要,出版符合澳门特区需求的教材.以教材出版涵化国家认同,并将这种认同贯通于教科书编写、课程教学与实际生活之中,以隐性教育、融合教育、共治智慧等创新策略服务澳门学童的国家认同建构.
本文采用案例及比较分析方法考察香港法院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诠释人性尊严的内涵,旨在了解香港法中关于人性尊严的概念及其在司法裁判中的作用,探求香港法院对人性尊严概念的解释与重塑.分析香港法院 1997 年至 2021 年审理的直接涉及人性尊严案件的判决书可以发现:香港法院在涉及平等权、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惩罚或待遇、免于成为奴隶及被奴役的权利、工作权、社会保障权、公正审判权、选举权、被囚禁人员的尊严权以及死者尊严的案件中对人性尊严有所解释.香港法院认为人性尊严是人权的基础,而尊严权本身也是一项基本权利.人性尊严是法官处理涉及基本权利案件的重要考量,是解决复杂案件的依据,是当事人维护基本权利的有力工具.香港法院虽然引用了欧洲人权法院和其他普通法系国家与地区法院对人性尊严的解释,但也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香港法院扩大了人性尊严概念的适用范围,将其扩大到法人实体;法院确认最低工资保障、工作权是人性尊严的组成部分;法院也将人性尊严适用于解决私人主体之间的纠纷.香港法院在塑造与发展人性尊严的概念、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促进人性尊严的发展方面作出了贡献.
作为中国版图内部一个特殊的"地方",澳门的"本土"话语形态值得探讨.本文以"澳门文学奖"的获奖散文为例,通过分析其中的地方叙事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来呈现澳门对自身文化处境的思考.澳门华人在表达民族身份认同时,是藉由本地化的中国符码来完成的;而探讨地方性知识的终极关怀,在于追寻文化中国在澳门留下的印迹.这种对"国家"和"地方"双重认同的文化传统,既与葡萄牙的殖民模式、对澳门的殖民政策、澳门的地缘政治有关,也与澳门文学的生产机制有关.澳门文学的案例为我们重审港澳关系和身份认同等文化课题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提炼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模式既是将中国鲜活环境治理实践探索进行理论抽象的必要途径,也是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和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在界定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模式内涵并提出分类逻辑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环境经济背景、初始条件情况、基本运行机制、协同组织演变、激励约束机制和治理模式评价"等"六个维度"的分析框架,以粤港环境合作中的"清洁生产伙伴计划"为案例,深入考察了其所代表的对等型多元互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模式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特点.研究发现,对等型多元互动模式是地位平等的区域之间在区域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形成互相交互的协同治理网络,并在多主体的多元互动中采取各有不同但目标趋同的环境治理集体行动.
本报告分别从宏观和行业两个层面对2021 年香港经济形势进行了系统分析,对当前香港经济面临的风险和问题进行了剖析和研判,并提出对策建议.结果表明,2021 年香港经济强劲复苏,但因新冠肺炎疫情持续,香港未能在年内恢复正常通关,行业复苏仍不均衡,经济总量仍低于衰退前水平.短期内,香港经济仍面临新冠疫情反复、美国扩大制裁、全球货币紧缩"三大风险"和支柱产业增长乏力、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矛盾凸显、南北区域经济发展失衡"三大问题".下阶段,香港应聚精会神谋发展,对外积极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巩固国际化独特优势和地位;对内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充分释放发展活力;同时,强化防范和化解经济领域各类风险和矛盾的能力,在助力国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开启新篇章.
本文针对香港人口变化的趋势(包括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系统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整体社会的老龄化速度加快,香港在稳定发展的同时,面对社会供养压力增加、劳动力及人力资源错配的问题.人口老化与发展之间出现断裂,在目前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情况下,如何确保香港的人才资源充分支撑日益庞大的社会开支,并发挥作为国际都会的吸引力,成为当前亟需处理的政策问题.人口问题需要以长远视角应对,然而挑战已迫在眉睫,需要策略性改革,推动更积极的人口政策和输入人才政策.特区政府须聚焦人口质素,提升人力资本,一方面针对性地吸纳优质人才及短缺劳工,直接助力香港经济及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全面优化社会配套,提升人力资本效益.与此同时,香港宜积极配合国家发展,把握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建设等战略机遇,推动整体发展,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作出贡献.
基于国家主义分析视角,通过解密历史档案文献,本研究对香港高等教育治理问题进行了探析.研究表明:香港高等教育大体经历了初创、停滞、发展、扩张、改革、新发展等六个历史时期;在高等教育治理上呈现出国家控制、政府积极不干预、自治与问责、国际化与法治化等特征.着眼未来,香港高等教育治理需要构建起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治理体系,推动跨境师生与社会流动,促进大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