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标志，可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丰富的语言资源和多元的语言生态，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既为语言学研究和语言学人才培养提供了充足养分，同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以"是否包含亲密关系劳动"作为判断依据,当前最为普遍也最为大众所熟知的虚拟亲密关系形态,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其中,包含亲密关系劳动的"虚拟亲密关系Ⅱ型"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准社会交往"的浮现,到"亲密关系劳动"为回应"准社会关系"想象而诞生,并最终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由"面对面"场景转移至虚拟空间,逐步走向制度化、商品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种"制度化、商品化"的亲密关系劳动,又揭示出一种"亲密关系劳动的自动化"或"无主体的亲密关系劳动"的可能性.
以色列建国与希伯来语复兴、大屠杀一样,在民族构建进程中占据着制高点之位.对于以色列人来说,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是一场保家卫国的生死存亡之战;而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来说,这场战争无异于"大灾难".作为战争的亲历者,第一位以色列本土作家伊兹哈尔面对大批流离失所的阿拉伯难民,不免遭受良知拷问.在其发人深省的中篇小说《黑泽废墟》中,他描写了以色列士兵对阿拉伯村民的驱逐,以及叙述人在驱逐阿拉伯人的过程中产生的内在冲突,且在巴勒斯坦难民的苦境与历史上犹太人的流亡经历之间建构关联,对塑造以色列人的集体记忆产生了重要影响.
海洋科幻作为科幻小说的亚类别在目前的科幻研究中尚未有明确概念与定义.海洋科幻既是一种题材书写、主题书写,更是置于人类、海洋与大陆关系网络中的一种文化书写.中国海洋科幻书写与中国科幻文学发展同步,具体呈现为海岛叙事、海人叙事和海洋文化叙事三个面向.在海岛叙事中,海岛形象既表征为科技前沿隐喻,同时也是作为现实与想象的交汇点,象征乌托邦或恶托邦场域;在海人叙事中,海人形象表征了人类未来身体形态及其文明发展,表达了创作者对文明未来的忧思并提出其可能路径;在海洋文化叙事中,海洋文化被刻画为与陆地文化相生相伴、相辅相成的存在,创作者还以家园意识重审中国科幻可能的海洋文化发展.总体而言,中国海洋科幻以开放、多元、包容的心态探索未来人类文明与海洋文化,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家园建设,构建了中国海洋科幻文学的世界图景,拓展了中国海洋文学的广度与深度.
肇始于莱考夫和约翰逊联袂撰写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概念隐喻理论持续得以详细阐述和升级完善,并已成为认知语言学者的热议话题.基于基本隐喻这一概念隐喻理论的物质基础,可以厘清基本隐喻与复合隐喻之间的关系,把握隐喻在人际交际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阐释支持和反对这一理论的确切理据.学界多年来对该理论一直褒贬不一:一方面,赞赏者主张思维高于语言,隐喻是语言和思维的普遍方面,概念隐喻是源域向靶域的系统映射,是基于具体域的直接经验理解抽象域的概念化过程;另一方面,批判者则声称相关语言学研究未能详述其分析方法,因此从方法论、分析方向、图式化、具身性以及隐喻与文化的关系等不同角度提出了异议.探究概念隐喻理论与心理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领域实现跨学科研究的可行性,能够为该理论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陈晓明对中国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具体文本研究深入反哺了他关于"漫长的20 世纪"的理论建构,其可视作本雅明意义上的"寓言批评"在当代中国的回声.陈晓明从文本细部出发,以"漫长的20 世纪"背景下的作家心灵史为中介,将美学与历史深入结合.在对"漫长的20 世纪"的经验建构中,陈晓明一方面从特定文本的美学表征出发,阐发作家带有强烈时代症候性的历史意识,另一方面则诉诸作家意识中那些超越了特定时代语境的思想特性,发掘出"自然史"这一内在视点,亦关注作家对革命遗产的价值转化,从中提炼出"漫长的 20 世纪"经验的中国特质.陈晓明对中国经验的深入辨析,得益于他对 1950、1960 年代人心灵史的深切体认,他深入文本的复杂层次,发覆一代人心灵史的印痕与褶皱,从生命实感出发捍卫一代人的历史真实,在这个意义上,他亦是阿甘本所说的"同代人".
埃里克·沃格林对政治社会中恶的问题有深刻的理论思考.事实上,他一生所致力于建立的新政治科学,本身就是应对和抵制恶的努力.在批判回避善恶抉择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借助于古典哲学人类学、德国解释学以及现代英美意识哲学,沃格林勾画了一种围绕实在结构、面向超越开放的心灵经验而展开的秩序科学之基本轮廓.他探讨了恶的精神根源,并就理性与灵性层面的秩序重建提出了治疗建议.他的新政治科学试图深入到个人经验层面,对诸种符号的意义进行解读,揭示与阐发关于存在的真理,重申普遍人类意识及人与人的共通性,以唤起当下人的道德与责任感,激发个体自觉参与到与失序和邪恶的持续斗争中去.
随着《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一书的英文版于2014 年面世,西方学界关于艾希曼审判的争论再度升温.很多学者认为,该书披露的材料表明:艾希曼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反犹分子,并且非常狡猾,阿伦特被他的伪装欺骗了.但是,如果我们联系阿伦特对大屠杀的整体研究,并综合考察艾希曼的表现,就会发现并非如此.虽然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的犯罪并不是出自狂热的反犹动机,这与艾希曼在法庭上的供述相一致,但她并不是轻信了艾希曼的狡辩,而是有自己的判断依据.她认为艾希曼不会思考,也不是说他愚蠢,而是说他不会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而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也不是指艾希曼只会被动地执行命令,而是指他的犯罪不是发自邪恶的内在动机.
公共阐释在当代文学批评现场是一种可见的阐释行为.在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公共理性与阐释主体的独立是公共阐释的重要前提,阐释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公共理性的基本尺度上,阐释主体清醒的、理性的、自知的行为,是阐释得以在公共空间中展开的前提.文学文本的自在性包含其成长性,阐释的叠加使文本不断生长,公共阐释的多层次对话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批评家的眼界限制;同时文学阐释实践中的宽容,既使阐释主体意识的自由得到充分发挥,又使文学文本得到广泛而深刻的理解,这也正是文学阐释学不同于其他阐释学的地方.
公共阐释论的提出使阐释学理论得以深入探寻和揭示个体阐释向公共阐释的上升过程.阐释的公共性来源于多个理解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解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因此关注公共阐释必关注如何从一个理解者的阐释拓展至多个理解者的阐释.要解决阐释从个体到公共的提升过程须进入文本意义产生的底层逻辑,深入剖析阐释学循环作为文本意义产生的方式和规则是如何发展和演进的.阐释学循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内在于文本对象的阐释学循环、内在于文本和一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及存在于文本和多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分析阐释学循环在三种类型间的发展和演进,对个体阐释上升至公共阐释的阶段性跨越有着基础性的论证意义.
数字经济时代不仅带来了语言生活的变革,而且对语言服务的类型、数量、质量、供给方式等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加强多方面的语言服务能力建设.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的发展,需要重点建设四个方面的语言服务能力:一是语言标准化服务,这是最具基础性功能的服务;二是语言资源化服务,这是最具价值的服务;三是语言多元化服务,这是数字经济常态化的服务;四是语言智能化服务,这是关系数字经济竞争力的服务.
犹太作家"见证文学"的圣经根源,首先与记忆密不可分,圣经中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记住""不可忘记",为犹太作家的见证文学提供了记下事实、反抗遗忘的坚固基石.同时,作为被圣经所塑造的"记忆的民族",犹太的记忆历史也使得犹太作家对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怀有责任,并将记忆一代代传承下去,这也成为他们不让悲剧重演的写作动因和勇气的来源.最后,圣经中人类叙事的视角与以色列民族叙事相结合的文本方式,同样成为犹太作家把民族悲剧叙事提升为人类悲剧叙事的圣经根源.
知识分子是一种特殊的身份,理解这一身份并不容易.萨义德如此发问:"知识分子究竟为数众多,或只是一群极少数的精英?"[1]是啊,我们说到知识分子的时候,到底是指众多具备专业知识的人,还是指那些社会中最顶尖的精英呢?这无疑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首先限定自己的讨论对象,才能知道我们要讨论什么.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是科幻文学的主要阵地,而西方科幻与殖民话语的建构和延续息息相关.虽然近年来世界落后边缘地区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科幻文学,但却鲜少受到学界关注.其中最具特色的加勒比科幻文学将神话寓言、民间故事、口述传统、宗教信仰、克里奥尔语等加勒比文化元素创造性地融入西方科幻叙事中,呈现出多维度的杂糅性.此外,加勒比科幻文学所建构的具有群岛特性,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网状关系模式颠覆了西方二元对立的静态模式,展现了以多样性、流动性、动态性为前提的群岛意识.杂糅性和群岛意识几乎贯穿了加勒比地区所有的科幻作品,呈现出一种植根于殖民经历与历史的抵抗精神,构成去殖民运动的重要文本实践.
语言生活是分层级分领域分区域的,其各层级都有领域和区域的语言问题,因此开展领域和区域的语言生活研究十分必要.区域语言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好区域语言关系、用语言支持区域发展两大问题.其中区域语言关系的正确处理,需树立语言资源观和语言生活和谐观,使区域内的语言、语言变体和睦相处,形成支撑区域发展的语言合力;而用语言支撑区域发展,主要是解决好各方面各层次各领域的语言交际问题,全面精准做好语言服务,努力发展语言产业.
虚拟化亲密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不仅因为其文化逻辑对于"女性向"大众文化来说是构成性的基础逻辑,而且因为,以虚拟化亲密关系为消费主轴的大众文化内在地介于文化与经济学维度之间.想要完整地理解这个现象,就需要一个能够恰当地连接文化文本与经济学机制的理论框架.斯迈思与福克斯的"受众商品"理论是一个较好的经济学切入点,但需要修正其关于"剥削"和"数据"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利用拉康的话语理论,可以恰当地建立起虚拟化亲密关系中文化的力比多经济与经济学之间的连续性.最终,其中文化的力比多经济可以理解为经济学过程在想象/幻想维度衍生出的一个"副循环".
在《公共阐释论》一文中,张江针对公共阐释论提出了新概念,推进了中国阐释学的体系构建,展开了对当前现实文化的新批判.这种演变是公共阐释论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中国阐释学的新发展.张江的公共阐释论内含人文性与科学性、非理性与理性以及个体性与公共性之间的辩证张力,从而具有合法性、包容性和阐释力,但其中内含的某些裂痕尚需进一步加以弥补.
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借助的是两种合法性框架,一种是价值的合法性,另一种是社会的合法性.价值的合法性,乃是一套关于正义和道德的普遍的宏大叙事;社会的合法性,则是以媒体为核心的公共领域.这涉及到现代社会知识/真理的生产与传播,而在大学与传媒的知识分子,正是知识/真理生产与传播的掌门人.
城市交响曲电影以城市为刻画对象,通过对城市生活的描写来揭示城市生活的独特面.从早期城市交响曲电影对现代性的迷恋与反思,到反映现代性异化与对抗异化的城市交响曲电影,再到科幻类城市交响曲电影对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呈现,中外电影史中的城市交响曲电影映照出独特的景观人文与城市精神,以及城市文化中存在的多种矛盾张力.电影与城市彼此观照、渗透与影响,互为镜像,电影中的城市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电影将流逝的城市凝固在胶片上,使之成为可追溯的永恒.城市交响曲电影中的城市成为文化与价值观念的表征,城市影像中凝聚的人文关怀,是其最为独特的城市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