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在1949年后有一个较大的转变,即从主观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但朱光潜在思想转变完成之后,其美学思想并未停滞不前,而是继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不断演进.通过朱光潜在20世纪60年代应邀编著的《西方美学史》与20世纪80年代译介的《新科学》中对维柯不同评介的比较,分析其作出评介的因素以及评介时朱光潜自身的美学思想,同时阐释其美学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发展脉络,可以释明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美学进行研究.之所以出现对维柯两次不同的评介,是因为其美学思想在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演进.

历来论者对朱光潜与陈寅恪的陶渊明之争聚诉纷纭、莫衷一是，诸多问题需要重新省思和澄清。写作《陶渊明》的“直接诱因”是朱光潜对《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部分论断的存疑，暗含的“间接诱因”就是他对鲁迅批判的一种非“心悦诚服”的全面回应，体现了其治学求实的精神追求。以儒家倾向为主的阐释本质是否“异化”为朱光潜想要在社会政治舞台上“起而行道”,从新见史料《谈心》一文中可以看出朱光潜的内心并没有这种想法。因此，学者所称“移情作用”的“起而行道”的说法值得商榷”。对陶渊明钟情六十余载，朱光潜凭借深厚的诗学功底，潜心研阅陶渊明的诗、赋、传、文等著述，久久为功撰写《陶渊明》,在长期学术思考和诗学积淀的基础上力求深入理解陶渊明。

自克罗齐将语言纳入美学研究以来,语言便逐渐从审美的边缘走向中心.遗憾的是,在克罗齐开启了美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后,被称为克罗齐美学继承人的科林伍德和推动克罗齐中国化的重要学者朱光潜,二者的语言表现论都未曾引起足够的关注.以克罗齐为"中介",在朱光潜与科林伍德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去探索二者语言表现论的同与异,以及构成差异的关键因素,将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工作.

20世纪20年代前后围绕着文言存废和白话建设,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发生了多场激烈论争.这些论争既是中国思想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新旧派交锋的一个理论缩影,同时也反映了近代学者在西方文化冲击的背景下,对中国语文何去何从的深思.朱光潜一方面对白话文运动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正面剖析,另一方面在普遍"破"重于"立"的语文改革环境中,积极援引西方理论成果的同时又回应和改造了中国传统诗学,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白话语言观,为中国现代文学和语言学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悲剧与人生观——《悲剧心理学》中译本自序研究 美国作家邦尼·麦克杜哥《从倾斜的塔上嘹望:朱光潜论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美学和社会背景》一文1976年发表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及其社会背景》一书中,由周海婴从瑞典带回,收藏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后由申奥翻译在《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上.朱先生在1980年初读到此文,1980年2月9日在给陈望衡的信中称"资料很翔实,批评也很尖锐,我在写一篇读后感,趁便答复一些评语,将来拟交《读书》发表"(1).

在中国现当代美学形态中,王星拱可算独特的一支.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属于人文色彩比较重的一支;朱光潜、宗白华属于人文和科学结合的形态;王星拱则属于坚定的科学派.并且是这派美学的始作俑者,可惜这派美学的贡献至今学术界研究很不够.王星拱认为美学就是研究艺术的科学;美严格地限定在感性和情感范围,因此,他讲的美学是拿科学的态度研究美感.从王星拱详加讨论的这些客观性的材料(雄健、阔大、悠久、众多、流动、秩序、连轴关系)来看,他对美的看法应该属于主客体统一的观点,他既肯定这些"外在客体"作为审美材料的先决条件,又主张人的主观对材料的加工的结果——艺术等于美.王星拱的美学思想太局限于经验领域,他虽然也讲美感需上升到理性层面.但他讲的"理性"是在经验范围内的.王星拱美学突出了逻辑和科学,而对精神科学的形而上有所忽略.

金惠敏先生认为朱光潜翻译黑格尔《美学》1958年版本的注释还保留早年“为文艺而文艺”的观点,到了1979年版本的注释则完全受到“左”的影响转而批判“为文艺而文艺”的观点,不可取.从朱光潜自己珍藏的对1958年版的“校改本”,可以看到他为什么在1979年版本里注释作了重要修改的思想痕迹.金先生的看法代表学术界一种典型误读朱光潜美学的观点,通过对两个版本的深入比较,不难发现,朱光潜翻译黑格尔《美学》1958年版本到1979年版本的注释的修改反映了后期美学思想融入了马克思的实践观,这才是真相.

前几天,沉寂数日的微信学术群又突然一阵热闹,几位友人"闪谈"了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观.遗憾的是,由于中美两地远隔大洋,昼夜时差大,也有友人未能跟进参与.不过在此群中,虽常态为群起而争,但有时也出现四五霸叫阵,三足鼎立,或一一单挑,甚或自说自话的"讨论".此次小对谈虽简短,意见还未达成熟完整,仅为临时起意的切磋,但颇有启迪.

朱光潜在《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一文中从"乐""礼"两个基本概念出发,运用整体透视与概念分析相统合的方法重释儒家思想,探究了儒家思想与西方逻辑思维方法融合的契合点,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礼乐不分"的本位.在该篇文章中,朱光潜先生运用整体透视与概念分析相统合的方法对儒家思想的重释,实质上给当代学者提供了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研究的典型示范,其不仅阐明了中西文化融合的基础,加深了现代语境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而且拓宽了当代学者的研究视野,为研究中西文化的融合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朱光潜和钱锺书在治学的理念上都坚持中西求同辨异,秉持着极其相近的趣味,以至于二人在论题的选择中也多有雷同之处.首先是二人对"灵感"即"直觉"看法上的异曲同工.其次,朱 光潜和钱锺书对"灵感"的进一步诠解上存在差异.朱光潜梳理中国古代文论时注重运用文艺心理学等近代心理学进行科学性的分析,而钱锺书虽然引经据典,但很少注重逻辑性和科学性,因此二人的 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再次,二人谈诗与言的异同.朱光潜强调"意言一致",钱锺书也区分了诗中的"神韵"之异于禅机往往也就在于诗与言并非如"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字面所说那样,而应是 王从之说的"不尽于言,亦不外于言"(意言不能分离).此外"言有尽而意无穷"在二人的解释中也还是有差异的.从次,二人对王国维"隔"与"不隔"的不同理解.钱锺书说"不隔"只能解释" 显",不能解释"隐"的观点,的确抓住了朱光潜有过于将王国维"语语都在目前"之义往"显"的意义上推,多少存在忽略了它也可以饱含"隐"的意义这样的毛病.另外,二人对"通感"的重视. 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里提出"感通说",钱锺书称"通感说",二者意思相同.最后,二人对莱辛《拉奥孔》批评的理趣.朱光潜、钱锺书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师,虽然各自谈艺风格迥异:朱光潜似 重学理的系统性,在方法上常以科学分析为"器";而钱锺书则尚"缀集"、善"管锥"、喜"录补",可以说是继承了中国文论的重直觉、偏综合的传统.但应该说二者各有所长,相得益彰.

在美论,李石岑批判吸收柏格森区分"艺术的直觉"(依据情感和本能)和"哲学的直觉"(依托认知的概念),使之和中国传统生命本体结合,突出了"生之增进",美是生命的表现!在美育,李石岑从"人类本然性之自觉"来说明美育的自然生长,是"生之冲动"."生命"和"情感"构成体和用的关系,"情感"和"知、 情、 意"皆相互渗透,便有"知的情操"、"意的情操"、"美的情操",因此,李石岑的美育是广义的.

Based on the standpoint of theories on personality in Confucianism to analyze Feng Youlan's life realm, it can be seen that each type of person in life realm has its own uniqu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orientation matched with the "personality" in the theories on personality in Confucianism. This paper analyze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Feng Youlan, s life realm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relevance of Feng Youlan's life realm and the theories on personality in Confucianism, expounding its enrich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theories on personality in Confucianism. What's more, based on this, it reveals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promotion of life realm is not only the process of abandoning, transcending the selfish individual but also the developing and perfecting of the dominant individual.

朱光潜利用文艺心理学的理论和郭绍虞从实证角度建构文学批评学的“文气说”,都是新文化激荡下的产物.他们的理论都是从宋明理学到清实学逻辑深化的自然结果,因此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学术的进步.朱光潜从文艺心理学说明文艺之“筋肉技巧”与郭绍虞运用抽象与具体的哲学方法,以文之“法”和文之“势”代替“神气”的逻辑转换的分析是异曲同工的.他们都不以新旧论文字的死活,并且主张继承文言遗产.

从现代美学和艺术的关系理论来重新审视20世纪朱光潜和梁实秋关于“文学的美”的争论会发现,本来争论的逻辑结果是可能导致中国学者尽早融入到世界美学大潮中去的.朱、梁关学观都有一定反“形上学”的特点.朱光潜对意境的分析,梁实秋对文学艺术和绘画艺术的分别,都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但总体上还是采用古典传统的分析方法,所以,对精神价值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界限还不能划分得很清楚.尽管朱光潜对于美和艺术关系的理论要比梁实秋系统、成熟些,不过从现代美和艺术的关系厘定看,朱与梁的分歧恐怕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差别.

方东美晚年建构了“人与世界在理想文化中的蓝图”。方东美构建“人与世界在理想文化中的蓝图”的哲学渊源是儒家哲学、道家哲学和佛家哲学，他构建这一蓝图的目的是为了复兴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方东美建构“人与世界在理想文化中的蓝图”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借用华严哲学的“一真法界”构建蓝图中的“神明之境”，另一条是借用华严哲学的“上下双回向”构建蓝图的两条修行提升路线。

在中国现代诗学发展史上,朱光潜和梁宗岱是两位极具个性的批评家,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朱光潜与梁宗岱曾围绕直觉与表现以及诗和散文的分别等五个问题逐一进行了辩论.朱光潜适度保留了美学作为认识论的规定性,但是对克罗齐心灵的客观唯心倾向认识不够充分;梁宗岱则没有分清楚哲学的直觉和艺术的直觉的区别,但是对于直觉的超越性质有着不自觉的感受.而他们二人实际上都不赞成克罗齐抹杀传达的物理事实在艺术表现中的作用的观点.这些对诗歌以及诗歌理论不同的理解与价值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诗学的建构.

20世纪80年代初,由意大利汉学家马利奥·萨巴蒂尼(Mario Sabatini)写的《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中的“克罗齐主义”》一文被摘译过来后,曾引起学界对朱光潜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渊源的研究兴趣,因为处在历次反传统运动峰口上,并被称作“割断历史文化”的这一代人,对朱光潜居然还具有很深的旧学功底这一见识非常陌生.

文章对一篇学界混用的民国社论《中国文化中之艺术精神》的作者是方东美还是唐君毅进行了考证.从该文的内容表述逐段与方、唐二先生著作对比分析可知,第一,该文把科学视为西方成就,此观点更符合唐君毅的看法,因方东美认为中国也有科学的种子.第二,该文强调艺术主体“移情”说,即主观对客体的情感投射,主客合一,此观点更符合唐君毅的看法.因为方东美并不强调移情,而是主张以一种超越而内在的生命力统贯一切生命形式,取消主客之分.第三,从该文对中国艺术在医学、宗教、人格、政治、家庭等方面的表现分析看,该文更注重形下层面的具体分析,强调尽善尽美,美善统一.虽然方东美也持此观点,但他的分析往往更重形上与形下之间的贯通,很少做单纯形上的分析.由此可证,该文作者应为唐君毅.

中西文化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这在庄子和谢林构拟的审美意向性结构上反映的很明显：庄子的审美意向性结构是向内收敛的；谢林则是向外呈现的。另一方面，庄子和谢林艺术哲学也是异中有同：庄子是哲学的诗化，而谢林则是诗化的哲学，虽然他们各自在求证的方式上略有不同，但都主张哲学和美学是合为一体的。

在现当代著名美学家中,朱光潜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非常坚定地认为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他的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他一生对美学学科性质的研究的总结,他早年侧重从心理科学角度来研究美学;中年更加倾向把美学看作人文科学;晚年通过马克思和维柯的研究才找到了和早年自己受影响比较大的克罗齐和黑格尔的历史学派的思想传承关系,从而确立"美学由文艺批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附庸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命题.考虑到美学的自然科学属性、人文社会科学属性、社会科学属性在朱光潜不同美学思想发展中各有侧重,藉此细致分析他在不同时期对美学定位的思想,可以逻辑推导出他最终将美学视作社会科学的结论,这一结论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