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The Lost Geopoetic Horizon of Li Jieren , Kenny Kwok-kwan Ng scrutinizes Li Jieren’s repeatedly revised river-novel series on Chengdu from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rough China’s 1911 Revolution, developing a geopoetics of historical place-writing against nationalism and globalism.
一 我办公室挂着一幅字,是我喜欢的质量管理专家戴明说的:"每天进步一点点",多年来,我一直以此为座右铭自勉.作为民营企业的当家人,我需要保持一种方向明确的不松懈状态,这种状态如今想来和文学创作的状态很像,一方面要有愿景、有规划,并为此保持旺盛的想象力;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尊重实践,在"绝知此事要躬行"中保持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耐力.
《在细雨中呼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多种类型的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和同僚关系的并置与比较.小说集中叙述了各种社会信任和社会关系的危机和断裂,呈现了社会个体在社会关系危机中的原子化进程,以及为了克服个体化的孤独状况而做的自我保护的调整努力."细雨中的呼喊"是一系列呼喊的集合.原子化个体迫切需要建构自己的认同和社会网络,呼喊即是建构安全和谐的家庭关系和平等的社会关系的高强度诉求.《在细雨中呼喊》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端时期的带有预见性的作品,提供了寓意丰富的有关危机与超越的叙述,预言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新的社会精神的形成.
"绝望"是鲁迅思想的核心命题,长期以来是鲁迅研究的重心.孙歌教授的《绝望与希望之外——鲁迅细读》对鲁迅的"绝望"问题有深入探讨,既接续了竹内好、木山英雄等前辈学者的思路,又通过将鲁迅与李贽的"不容已"思想进行互动研究,将鲁迅与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自然观""生命哲学"等命题关联起来,从而使鲁迅思想获得了更广阔的阐释空间.但这一思路还可以继续推进,其路径是不止步于将鲁迅与任何既定思想脉络连接,而是从与"思想"本身对峙的角度来探讨鲁迅运思的特点.鲁迅对于"绝望"的思考提供了这样的契机.正是通过对"绝望"的沉浸,鲁迅实现了对通常形态的"思想"的爆破,并开启了从"思想"到"行动"的位移.不仅如此,鲁迅对"思想"的爆破及向着"行动"的位移也同构性地表现在中国革命的脉动当中.鲁迅以对"思想"的极限处不断拷问的方式深化了中国革命,也展示了"思想"的另外一种形态,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现代历史有重要的启示.
1942年5月《解放日报》"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理论摘编专栏是当代文学起源处的关键文本,呈现着人民文艺构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与中国化的酝酿轨迹.论文试图重勘专栏,溯其渊源,勾勒其中引导延安文艺座谈会、影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构思的理论元文本的分布图谱与旅行路线,分析这些文本及专栏所用译本的具体语境与内在逻辑;观其取舍,观察专栏的翻译、选编、注释,讨论其基于20世纪中国革命局势在理论接受上有何侧重、如何转化元文本,把握贯通于专栏与《讲话》中的基本思路与问题观照.在此基础上,论文从文学与政治的辩证联动机制、以"人民生活"为唯一源泉的人民文艺构想、作为"中间环节"的作家主体生成方案三个基本维度分析从专栏到《讲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领域的理论实践过程,尝试理论化地激活既具体又蕴含普遍化潜能的人民文艺构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推进当代文学研究与人民文艺实践的基点.
广义的诗学结构不仅包含诗歌本身的形式与语言特征,而且在更大的场域里指向诗人的诗歌生成机制及其背后的规则系统,对诗人朱朱而言则意味着诗歌与日常生活的同构关系,正是这种同构性决定了诗歌艺术还原乃至超越日常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研究朱朱的诗学结构,既是对其创作历程的总体回顾,从中发现其诗歌系统的内部形式规律;同时也是探究诗人如何实现将当代诗歌嵌入时代轨迹之中,保持同日常生活与社会情感的同构与共振,在日常书写之上实现艺术自身的超越性,为当代诗歌写作提供一条具有启发性的路径.
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以多年来跑村、泡村的创作准备,以及聚焦乡村建设的复杂性、当下性与难题性的乡村叙事,显现出一种开放、敏感、富于整体性与反思性的经验质感.小说以情感史和村庄史双向推动的叙事机制、村庄闲话中多声部的乡村生活图景,以及叙事者的参与性观察,构建起一种敞开的主体意识,发现乡村经验中的盲点、意外、差异与悖论.通过对三个原型村经验的取舍与重构,以及"乡建专家"这一新人形象的塑造,小说传达出一种重视乡村主体性与内生力量的现实态度.这一创作方法以对现实结构的深入体认为核心,也呼唤着一种悬置自身的经验立场,从现实肌理出发认识中国乡村的阅读视野.
工业题材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重要写作题材,"改革"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重要写作主题.作家罗日新兼具产业工人、企业管理者和民营企业家等多重身份,其借助第一手经验创作的长篇小说《钢的城》将"工业题材"和"改革文学"融合为一个"合题",在继承1980年代以来改革书写经验的基础上,以"公平叙事"克服"效率叙事",以"劳工神圣"和人本主义为价值指向,书写了 1990年代以来中国钢铁行业的改革历史,全景式地呈现了这一改革历史的复杂、丰富.
编定于1928年1月的诗集《前茅》收录了郭沫若1921年至1924年创作的部分具有革命色彩的诗歌.长期以来,由于其艺术性的"粗疏"与政治呐喊的"空泛",这部诗集并不被批评者看重.然而总体观之,《前茅》时期的创作在郭沫若"诗人人格"的养成以及文学、政治理念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有必要对这部诗集及其周边事件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探究.本文拟从文本特征入手,分析《前茅》中大量出现的"否定"性的思维与表达方式,通过对具体作品的细读与对诗人这一时期生活境况、人际关系等方面的考察,呈现《前茅》对"自然""艺术""自我"的否定背后诗人文学观念与政治意识的变迁,并试图以此为个案揭示浪漫派文学-政治主体生成的艰难过程,以及某种纠结辩驳、尚待形成的主体状态所蕴含的丰富可能.
旧体诗词创作贯穿了章士钊的漫长一生,且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清末至1927年《甲寅周刊》停刊前,章士钊的旧体诗主要表现在冲决旧时代网罗的革命精神、求新求变的政治追求,以及坚守文化底线的韧性战斗力,如"青桐"一般的独立人格和蓬勃姿态贯穿其中.其时诗风尚处于雏形阶段,受清末诗界革命派和苏轼的影响较大.抗日战争爆发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因个人失意与家国之悲相交织,章士钊进而转向传统文化寻求精神寄托,诗词中宛如"孤桐"的孤独意识和孤高的归隐之志凸显.此阶段章士钊创作颇丰,诗词兼擅,在诗学杜甫、词学稼轩的基础上,形成"以我役文"的成熟诗风.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一是借诗词抒发"我言秋日胜春朝"的喜悦,二是流露出暮秋之年的颓唐,整体表现出"秋桐"天高云淡的心境.晚年诗力有所削弱,有陆放翁遗韵.章士钊的旧体诗词创作历程,体现了他从"青桐"到"孤桐"再到"秋桐"的审美心理嬗变,既是其个人心史,也折射了近现代以来中国诗史转变的一个历史轮廓.
在《作为叙事建筑的游戏设计》中,亨利·詹金斯曾提出"空间性"视角作为"游戏学"与"叙事学"之争的折中方案,但这一方案更多是在"文化地理学"的层面展开,并未触及游戏空间与文学空间在原理层面的可分享性.事实上,对于"空间性"视角的运用长期以来更多地属于文化批判的一部分,而非一种正面的运用.这与康德哲学以降,认识论对"直观"的强调导致"空间"对"时间"的从属有很大关系.在近年来的电子游戏,尤其是一些空间游戏,比如《新手指南》、《P.T.》与《传送门》中,我们能够感觉到这种认识论在游戏媒介中所遭遇的挑战.阐明电子游戏空间中蕴藏的空间性原理,有助于明晰游戏媒介中直觉陌生化背后的生产性与能动性,并指出一种游戏与文学空间原理分享的可能性方向.
新文学社团新月社何时诞生?一直存在不同的说法.本文根据张彭春日记和其他相关文献,考证新月社诞生于1923年11月17日,同时对这个新文学社团何以会命名为新月社,也给出了新的解答.对张彭春作为前期新月社的核心成员,导演泰戈尔英文话剧《齐德拉》等活动和产生的影响也进行了梳理.
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冷战融冰,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内地进入新时期,文艺界逐渐复苏,台港以及海外华人文化圈也相应发生重要变化,香港文艺期刊成为见证这一历史过程中华人世界互动、华人心灵驿动的重要文本与文化中介.本文以《开卷》《海洋文艺》《八方》作为研究对象,返归历史场域,辨析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香港文艺期刊对内地新时期文学创作、文艺思潮的转介与回应方式,一方面反思所谓香港文学"建构论",另一方面也重审海外华文文学史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中的若干盲点.
作为与白璧德齐名的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保罗·埃尔默·穆尔其人其学长期在中国学界少为人知,但却并非无足轻重,而是作为一种阅读资源潜移默化地进入了学人的思想视野和交游往谈之中.本文在梳理穆尔其人其学的基础上,从阅读史的视野出发,考掘吴宓对穆尔著述长达五十余年的苦心保存与不断阅读,由此勾勒出穆尔其人其学在吴宓精神谱系中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吴宓集中重读的行为在特殊的时局和心境中反映出穆尔著述对其人生后期宗教思想转变的影响.以吴宓为切入点,当可发见早期中国学人对美国新人文主义学说的广泛吸纳及这一学说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
作为一部被"说"和"绕"出来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以严格的叙事摹仿方法把握和复制了生活世界的"事理"与"情理"逻辑,在语言的能动性内部打开了一个认识与表现的空间.与传统写实手法迥异,小说通过摹仿日常语言的内在节奏,带来关于万物的内在关联和曲折变化的戏剧性形式与结构.这种形式与结构让它所涉及的一切都由它们自己的内在能量和矛盾驱动着,走向自我认识和自我展现,同时又在"认识自己"的旅途中走出自己,走向他人和远方,走向习俗和伦理世界之外、之上的东西.就作品对不断扩大的经验范围和不断增长的观念复杂性的总体把握而言,《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极富现代精神的作品;但就其将一个普遍过程在"语言的家园"里"码放"得纹丝不乱而言,它又带来一种有古典意味的叙事圆满.
论文从界面角度对电子游戏的交互性及其政治进行讨论,并指出从游戏到电子游戏的变化之关键是以界面切开了游戏的魔圈,一方面使游戏的交互性暴露为两个世界中游戏与游戏者的异时交互,另一方面将游戏的自律空间转为电子游戏的半自律空间.前者通过异时交互的递归,以界面的隐喻性"戏剧"生成了新的游戏-者经验;后者使得电子游戏能以内界面暴露其政治性,从而导向了一种游戏-者的现实主义.
鲁迅从日文刊物《新兴艺术》上读到永田一修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美术的形势》一文,这成为他关注珂勒惠支的契机.鲁迅随即通过在德国留学的徐诗荃搜集珂勒惠支、梅斐尔德等德国版画家的画集,并在介绍木刻《牺牲》和撰写《序目》时,参照并引用了永田一修的文章.鲁迅编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通过赠送与代销两种路径传入日本,这也是日本普罗美术沉寂后仅有的珂勒惠支作品的输入,为战后日本民众版画的复兴存留了火种,鲁迅因此成为日本战后版画运动的精神导师.
鲁迅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其内部复杂性长期没有得到真正展开的命题.以往对于鲁迅与民间文学关系的叙述,偏于单方面强调鲁迅对民间文学的推崇和支持,但鲁迅本人在早期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发生过程中实际抱持着相当复杂的态度.重新阐述鲁迅与民间文学的关系,需要从两个层面展开考察.首先应当在与1920年代民俗学发生的对话关系中,理解和阐释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对民间习俗的书写.其次要在"人民文艺"的诞生和起落的历史过程中,重新考察当代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史中鲁迅位置的变化.鲁迅与民间文学之间多重且复杂的互动,凸显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中文学、艺术、文化与时代、民众解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本研究首先从资本、技术、用户三方面对脱口秀(单口喜剧)这一英美流行文化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进行爬梳与再现,其次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介技术四者的复杂关系以及全球语境(平台资本主义与景观资本主义)中来分析脱口秀(单口喜剧)工业化路径选择的陷阱与风险,从而对流行文化的工业化未来提出批判性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