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海盐县史志研究室整理点校的《澉水志汇编》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浙江省海盐县澉浦镇是中国现存最早镇志的诞生地，自南宋至民国，澉浦凡五修镇志，分别是南宋常棠《澉水志》、明代董穀《续澉水志》、清代吴为龙《再续澉水志》和方溶《澉水新志》、民国程煦元《澉志补录》。其中《再续澉水志》早佚，另外4种志书收录于民国24年（1935）铅印本《澉水志汇编》，现藏海盐县档案馆。《澉水志汇编》既是澉浦志书的集成之作，亦是上述四志的通行版本。但其书所收虽全，却刊刻欠佳、讹误颇多。此次点校，由海盐县史志研究室的宋金华、钱张建分别担纲，以民国24年铅印本《澉水志汇编》为底本，主要采用本校法，并与《盐邑志林》所收明天启三年（1623）《澉水志》刻本、“宋元方志丛刊”所收清道光十九年（1839）《澉水志》刻本、《续澉水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等相参校，正其字形，易其舛驳，断其句读，于存疑处酌出校记。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此有研究将这一时期视为规范方志编纂的重要发端.尽管其时各种形式的志书编纂活动十分普遍,但由于距今久远、志书散佚等多种因素,长期以来对其研究相对较为薄弱.20世纪80年代全国两轮大规模修志工作开展以来,这一状况逐步有所改观.特别是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时期方志编纂繁盛的历史原因、所修志书特点以及存在问题等,都进行了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有益探索,因而在此基础上的综合性述评颇具学术价值意义.
贵州作为抗战后方,地方志编纂成为文化抗战的一种方式.这一时期,贵州方志编修达27种.方志编修中所体现的抗战文化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志书中大力颂扬忠烈事迹,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二是方志的民族志书写彰显家国情怀,镌刻着各民族团结协作、共御外敌的历史记忆;三是通过方志编纂抒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编纂方志不仅成为保留地方文化、激发全国人民协同抗战的重要方式,还为崇尚民族英雄、弘扬民族精神提供情感表达平台.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汉口市复兴区第八保保长选举中,国民党党部人员王干臣虽获得多数选票,但三青团方面却极力反对.党团双方借助各自资源,分别公函负责处理选举纠纷的汉口市政府,汉口市政府将纠纷交由湖北省民政厅裁判.最终,在三青团、汉口市政府、湖北省民政厅三方合力之下,王干臣保长当选无效,复兴区第八保重新民选保长.在战后各地的基层选举中,由派系纷争引发的选举纠纷颇具有普遍性,而这些选举纠纷共同折射出国民党基层统治的弱化.
军事志旧志整理是对军事志旧志进行收集、梳理、分类、点校、汇编及出版等的过程.主要内容包括搜集军事志旧志文献、编辑军事志旧志总目录、编辑军事志旧志提要、辑录军事资料、刊印与辑佚军事志旧志、建设军事志旧志数据库等.军事志旧志整理工作应科学统筹、稳步推进,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军事志旧志文献,并做好军事志理论的总结提炼.
"黄茅瘴"是古代最常见的瘴名之一.它以发生地常见的植物为名,主要出现于两广、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该概念出现在西晋.在明清方志中,"黄茅瘴"呈现出时节和病理上的地域性差别.两广的"黄茅瘴"多发生于农历七月至九月间,所致之病"热瘴"(恶性疟)和"冷瘴"(间 日疟或三日疟)皆有.福建西部的"黄茅瘴"多发生于农历九月,所致之病以"冷瘴"为主.江西南部的"黄茅瘴"多发生于农历五月至六月,所致之病以"热瘴"为主.地域开发的推进和医药条件的改善则是其发生的限制性因素.
《湖南省烟草志》是一部资料翔实、质量上乘的志书佳作.笔者在对1912-1937年间湖南省产丝烟的品质、销路、产量、店坊数进行考证后却发现,该志中所说"湖南丝烟业于民国时期继续发展"的结论还有待商榷.同时,通过对这一传统行业的详细考察,该阶段湖南丝烟业的基本特征也得以初步揭示.地方烟草志的编纂,首先,应在坚持烟草界人士主笔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与地方高校中主攻区域经济史、手工行业史学者的联系;其次,对于烟草志中计划使用的重要史料需多方辨析、考证,以及注明来源;最后,在编撰各省级烟草志时应合理运用已完成的市、县级烟草志史料,并在志书出版前采用"由县至省"的审核修改办法.
牛踏堰在明、清、民国3个时期均发生过较大的水利纠纷.通过还原纠纷过程,发现结构性分水矛盾是引发纠纷的重要原因.架构在分水矛盾之上的水利规则,本可发挥消弭纠纷、建立用水秩序的作用,但当旧有水利规则未能因时因势变通时,却会成为纠纷产生的根源.在纠纷解决方面,官府扮演了关键性角色.明代牛踏堰灌区已形成家族间的地缘性水利联盟,清代衍生出两个互不相统的具有董事会性质的水利组织,民国时期建立统一的管理组织,但仍无法消解结构性分水矛盾.
作为传统社会的一种宗族赈恤组织,江苏的宗族义庄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苏北地区义庄不仅数量少,且分布零散.以方志、谱牒等史料为基础,以泰县王氏进业义庄为考察中心,梳理苏北地区的义庄发展及运行状况,探究该区域义庄不盛的原因,以加深对江苏宗族史和义庄发展史的认识.
贺小康系原浙江省宁波市鄞县天童乡文书,一个具有乡土历史情怀的地方史工作者.20世纪80年代,曾独力编修3部天童乡史、6部村史、1部厂史,遍及天童乡各村,且首创模版化操作路径,可称为乡村史编修的"天童经验".它使天童地区的基层书写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实现以乡镇为单位的"村村修史志"理想;亦为今后民间修史提供可行范式;对当代乡村史编修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指导价值.
北京市第二轮区县志编纂从初稿编写到陆续出版,编纂周期约五六年,篇幅在100万字左右.这 样的修志成果是否达到了理想目标,有哪些需要认真总结的地方?对第二轮区县志书编纂中的人员素质、资料征集和编纂周期等问题要正确对待,审稿中应根据志书本质属性,提出切实可行意见.第三轮志书部分篇章资料收集工作要有新突破,参与修志人员要不断提升业务能力.
以吟咏风土为主题的竹枝词与地方志相辅相成:一方面可以起到以诗补志的作用,另一方面,部分竹枝词又取材于地方志.取材于方志的竹枝词在史料方面经常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因方志本身记载错误而以讹传讹;二是忽略资料的同时性,对文化变迁缺乏考量.历史研究者要谨慎使用竹枝词史料,考察其取材来源,明确其史料是否可靠.
乾隆《宁夏府志》卷8《水利》源流部分载"国朝康熙四十七年,水利同知王全臣开大清渠"①.按,"水利同知"误,应为"监收同知".雍正二年(1724)十月十三日川陕总督年羹尧在《奏请河西各厅改置郡县折》奏称:"水利都司已议裁汰而筑浚河渠须委专员,即以中路厅改为宁夏水利同知."②首次提出将宁夏中路厅改为宁夏水利同知,同年十月丁酉日经朝廷核议,雍正最终同意了改置事宜,"又议覆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言……宁夏中路厅改为宁夏水利同知……从之"③.乾隆元年(1736)刊印的《甘肃通志》卷28《职官二》载:"水利同知一员,理事同知一员,新设."④乾隆四十五年由时任宁夏府知府张金城负责撰修的《宁夏府志》卷9《职官一》载宁夏府:"水利同知一员,理事同知一员,俱雍正三年设."⑤上述相关史料记载可以明确宁夏水利同知一职正式设立于雍正时期,然王全臣已知为康熙年间官员,是则不可能担任雍正初年才设置的水利同知一职.
第二轮修志期间,浙江各市、县(市、区)推动地方志工作走上制度化轨道,围绕修志流程的整体认知和具体环节的规范把控凝聚共识,各地志书记录、展示浙江人民取得的改革发展重大成就,在体例创新和主题表达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和做法,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浙江方案".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面向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地方志仍缺乏与社会群体同编共读的有效机制,尚未真正步入数字修志的实践阶段,还需进一步培育宏大叙事框架下的民生意识与性别关怀.第三轮修志要在第二轮的基础上再出发,以党和政府、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标注事业发展新高度.
朱希祖作为民国《广东通志》的编纂委员,致力于志料征访、体例创新、篇目革新等工作,其所撰《广东通志略例》表现出求"新"求"变"的旨趣和特色.他与温廷敬因修志理念的分歧所引发的体例之争,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近代方志转型背景下传统方志革旧鼎新的内在要求.而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所倡导的学术研究与方志编修并举的修志模式,不仅推动《广东通志》体例、篇目和内容等的革新,还促使以方志为基础的传统学术研究不断深化和发展,从而形成近代方志转型与学术演进双重互动的历史格局.
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古代方志编纂中并未为修志者所重视.古代方志中的戏曲史料依附于社会民俗活动存在,民国时期开始形成独立篇目,逐渐被修志者所关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编纂戏曲志,其目的是为全面、系统地记录与整理各地有价值的戏曲资料.现有的两类当代戏曲志因记述内容侧重不同而在体例上有所区别,在编纂方法上继承传统,体裁完备,同时合理运用图片载体保存戏曲表演影像.当代戏曲志所记内容为我们了解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戏曲发展状况提供了途径,拓宽戏曲史的研究界限,对戏曲发展的整体过程建立起更为生动、立体的认识,同时也为专业志的编纂提供体例和方法的借鉴.
明代漕运总督江一麟在万历初年的任职情况方志记载不一,实由修志者未对其生平仕宦进行核查、未考地名简称及政区沿革等所致.经考可知,江一麟万历二年由浙江左布政使升南赣巡抚,任职期间平定叶楷叛乱,并于万历四年向明廷奏设江西长宁县.万历五年升任漕运总督,万历八年卒于此任.其一生并未任职贵州巡抚,奏设的长宁县亦非四川长宁县.
2019年青海省西宁市新出明《故母全氏游孺人墓志铭》记述游孺人全氏的家世、婚嫁、妇德和家族成员概况,描绘了志主全龙贞"女中君子"的完人形象,是我们了解明代女性形象的重要墓志资料.志文记载志主死后葬于江西临川,但墓志铭却出土于青海西宁,志文记述志主的卒葬地与墓志铭出土地点空间上的错位,应与明初江西、河湟两地的移民活动有关.明初河湟江西移民人数虽不及江苏、安徽,但江西籍移民同样也是明初河湟江淮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山东济宁地区著录"[嘉庆]滕县志十九卷首一卷,(清)高攀柱①修,陈钥纂,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本"②,广西梧州地区著录"[嘉庆]藤县志十九卷首一卷,(清)高攀桂修,陈钥纂"③,经查山东部分的著录存在错误,或因沿用1981年版《山东省地方志联合目录》条目所致.
明清民国时期关中—天水地区城市供水的水源包括地下水(井泉水)、渠水、河水和雨水4类.尽管当时该地区城市地下水资源呈现明显的区域内部差异,但凿井浚泉汲取地下水始终是该地区城市最主要供水方式,具有区域普遍性特征.渭河平原地区至少有73％的城市曾开渠引水入城,其中渭河南岸十城均曾营建渠道引水入城,启示我们当前务必要做好秦岭北麓的植被保护工作.汲取河水、凿池聚雨和人工卖水均是明清民国时期该地区城市供水的重要补充方式,但不具有区域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