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AI公司发布的ChatGPT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技术与人类进行交互,其强大的内容生成速度与精度迅速引起广泛讨论.从模仿游戏到人工智能生成,ChatGPT的技术特征投射出未来人机交互下可能建立的新型政治情感连接,涉及从工具使用到技术崇拜、从人际传播到人机传播、从它异关系到交往具身等三个维度的转变.政治情感连接会深化微粒社会并诱发ChatGPT隐含的政治情感风险,包括个体政治情感风险下的政治焦虑、价值操控、情感暴露以及政府治理政治情感风险下的恶意造假、政治决策制定、传播权力转移等危机.人与ChatGPT交互所产生的政治情感风险消解的调试路径,具体包括个人使用中的素养升维,即智能算法素养和交往理性素养升维;政府治理中的风险把控,即提升算法透明度以降低政治情感依恋、进行数据分级以舒缓政治情感焦虑、加强政企协同以强化政治情感稳定.
复杂性已然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场域条件,既有关于社会作为复杂性系统的解释并未充分考虑作为社会基本构成的人本身,而人作为居于社会之中的主体性存在,是社会作为独特复杂性系统得以生成演化的基础.近代以来生成的封闭主体性观念意向及其基础上的行动,使人类在交互适应中陷入自身难以承受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困境.面对高度复杂的风险社会场域,需要深入发掘人作为主体性存在的开放性观念意向及其内在的行动面向,从而开展一种行动主义进路.这一进路因其内在的开放性、渐进性和延展交融性,在使之呈现一种复杂性图景的同时,也能够实现对复杂性场域的有效因应.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人民城市理念,致力于"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城市文明体建设,体现了城市人民性的根本属性,开创了人类社会城市化发展与繁荣的"人民城市论"新型理论范式的建构之路.人民性是人民城市论的本质特征,城市功能性的不断扩容将国家发展与人民幸福联结起来,推动城市性、人民性与国家性有机统一的人民城市理论体系的建构.在城市发展从有机体向生命体再向文明体的演变历程中,人民的主体性地位逐渐得到确立,人民城市成为展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的世界窗口.新中国成立以来,超大特大城市在实现国家从工业化到现代化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阶式战略目标过程中,努力建构回应人民需求、维护人民利益、实现人民价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城市.人民城市的建设与实践,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新型发展道路,又标志着人类社会城市理论新范式的建构与成长,对于构建人类城市文明共同体具有重大的理论、历史与实践意义.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构成了民主治理实践变革的新型推动力,产生了积极拓展和消极限度的双刃剑效应.民主治理的主体、机制和价值等三重维度在算法驱动下正发生转型,即由利益共同体转向数据集合体、由公共决策转向机器决策以及由多元价值平衡转向单向价值适配.一方面,算法对民主治理的三重维度形成了拓展,能够监控主体行为,化解合作难题,提高决策的效率、科学性和前瞻性,并提升价值服务的个性化与情境化;另一方面,算法对民主治理的三重维度也产生了限度,包括主体监管、问责和隐私困境,削弱主体间联系,产生决策暗箱与失误,加剧"信息茧房"和极化风险,甚至能复刻不平等.基于算法的民主治理拓展及其限度,为正确认识算法和民主治理的关系、积极利用技术优势并且有效规避其弊端提供了学理借鉴.
发展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方式,但目前既有研究对发展规划实施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内在逻辑尚存争议.文章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尝试建立发展规划实施绩效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选择我国27个省(自治区)和258个地级市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文件为样本,在构建政策量化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多层线性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政策制定中加强目标整体性和举措整体性,有利于提升发展规划实施绩效;省级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加强对地级市政府的规划协调管理、资源项目支撑和规划监测评估,有利于提升地级市发展规划的实施绩效,但上级政策执行保障对政策制定整体性与发展规划实施绩效的调节作用较差.上述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部门更好地提升发展规划实施绩效提供一定参考.
国外风险评估研究和实践已逐步形成科学技术、社会认知和意义建构等三个模式,伴随产生了不同的风险评估方法,逐步将专家、公众和风险管理者纳入评估过程中.在我国,风险评估工作取得一些进展,同时也面临本土化的挑战:清单式排查带来的纵向信息报送仍存痼疾,公众参与和专家参与机制尚不完善,对风险评估的组织和执行过程关注不够.在梳理文献和本土实践的基础上,研究认为风险评估工作应进一步走向一种整合的模式,即需要在现有科学技术和社会认知评估模式已有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注重针对经济社会运行大数据的分析来识别和挖掘风险信号,与此同时,基于大数据的风险信号甄别也离不开长期在一线的工作人员根据工作观察和经验对风险信号的研判,更为关键的是需要强化政府内部风险信息流转各环节的机制设计.
受属地管理体制、地方保护主义和宏观治理情境等因素制约,地方政府间协商存在一定程度的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和行而不果等责任转化难题.针对地方政府间协商的责任困境,现有研究多围绕横向府际关系进行分析,较少关注纵向治理体系对地方政府间协商的规范价值与约束作用.运用案例比较法,通过对纵向介入促进地方政府间协商合作的责任转化机理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上级政府的介入选择和干预力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间协商的文化情境、制度架构与行动过程,对破解地方政府间协商的责任困境具有积极意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上级政府通过政策文件、领导参与等方式开展话语建构,引导地方政府在协商合作中树立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体负责观念;二是上级政府凭借组织权威完善地方政府间协商的制度架构,以制度化的方式明确地方行政主体在集体行动中承担的差异化治理职责;三是上级政府的绩效考核与过程监督,能够有效约束地方行政主体的治理实践,增强地方政府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职责履行效力.
现代行政决策理论的知识体系对行政组织决策过程给予"科学"描述,为行政决策的一般模式建构提供了参照图景.面向古典决策理论,它具备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某些特质,确实也执守着工具性理论形态的逻辑进路:在坚持科学理性建构逻辑的同时,呈现"区隔"价值理性的某些倾向.这使现代行政决策理论困囿于"自我"反思能力弱化、决策实践主体理性能力抑制以及行政决策本质厘定失位等发展境遇.因此,基于复杂性或不确定性的行政环境维度,思考并探索契合行政实践的决策理论发展途径,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行政决策理论体系重构具有重要的学术启示.
在这个充满变革和不确定性的时代,风险防控能力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和地区综合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面对一些关联复杂、平衡脆弱和问题交织的系统性公共风险,简单套用传统的风险监管模式对其干预和调控已难以满足风险管理的现实需求,而采用数字化手段对风险事件进行全流程的识别、评估和控制,势在必行.以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为例,结合T市的实践探索,研究发现:一些地区通过采取机制强化、平台构建和大数据应用开发等措施,初步构建了系统性公共风险的数字化防控体系,但在数据整合、数据分析和数据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未来,数字化技术与能力的提升将进一步促进系统性公共风险防控的优化发展.
监察是一种负向激励,根据激励强度不同,存在约束过度、约束适度和约束不力等三大作用象限.激励理念不开放、监察制度不完善、监察执法不严格、监察信息不对称等共同造成了约束不足或约束过度.当约束不足时,事前威慑过弱会"诱使"公职人员有意消极履职,事中纠偏不力则会"放任"甚至"鼓励"公职人员继续消极履职.当约束过度时,事前威慑过猛会"逼迫"公职人员"避责",事中纠偏过当会"刺激"公职人员加剧消极履职.公职人员消极履职会阻碍惠企纾困政策的落实和体制机制的高质量运转,恶化营商环境.因此,优化营商环境,克服监察失灵,必须提升监察精准度,推进"适度监察",充分发挥监察的威慑功能,削弱公职人员的越轨动机,控制监察的执法力度,激发公职人员积极履职.
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了数字空间政府形态的重塑,蕴含应急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迭代作为驱动应急协同治理实现引领性跃迁的重要支撑和工具,为加速我国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扩充了边界空间.置于新时代中国应急治理的特色场域,从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需求出发,通过构建"结构—机制—效能"分析框架,对我国应急协同治理的数字化嬗变进路进行全链条的机理阐析,研究认为:面向中国未来应急治理的"治道",应从体制、体系、技术赋能等三个维度为建立大应急大安全框架提供理论启示与借鉴,以期提升我国应急治理的韧性和实质效能.
在公共服务合同履行中同时存在承接方风险和购买方风险,购买方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会给承接方风险转化为实际的败德行为提供契机,因而识别与防控购买方风险就显得重要而紧迫.经由学理层面的分析发现,在公共服务合同履行中购买方风险具体地表现为公共服务能力衰降、公共服务合同履行监管失灵、相关工作人员腐败、资金拨付迟滞等四重风险.为了有效防控公共服务合同履行中的购买方风险,需要推动专业化学习和参与式实践以重建购买方公共服务生产能力,加强组织学习和吸纳专业化监管人员以提高购买方的合同履行监管能力,综合运用第三方监管团队独立监管、消费方参与式监管以及与严格履约的承接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以提升监管效能,构建识别机制、精准问责机制、监督机制、考核评价机制、教育引导机制和正向激励机制以预防工作人员腐败,明确及时支付原则和构建稳定的资金拨付机制以确保资金按时拨付.
在压力型体制中,政策压力的显性传导与隐性转化共同推进基层政策执行.压力运转机制表现为政策前台的"层层施压"与政策后台的"层层转化",显性压力传导与隐性转化相配合,在层级政府间以及基层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中实现政策压力的化解.W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执行的个案分析结果表明:基层政府在政策的前台以程序化的政策执行推动显性压力的层层传递;在政策的后台则呈现真实的治理技术,以隐性转化的方式调节显性压力,并最终在民众的配合下融合和消弭了政策压力,使得压力型体制得以正常运转.基层政府的"前台呈现"与"后台配合",分别遵循了科层制情境下的制度逻辑与技术逻辑.
智慧社区建设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其助推力量包括技术工具优化、制度创新和价值共识重塑等.基于南京市栖霞区"掌上云社区"的历时性考察发现,智慧社区的发展经历了从技术变革到制度创新再到价值共创等三个阶段,遵循"技术—制度—价值"的迭代逻辑,可概括为"从技术变革到价值共创".在技术变革阶段,政府主导社区信息化工程建设,技术赋能社区管理,推动服务效率提升,但跨业务、跨系统的协同较少,为碎片化的技术治理;在制度创新阶段,对智慧社区平台架构予以制度适配,主要开展供给侧协同制度的建构和需求侧居民参与制度的完善,形成了供需匹配的平台型治理;在价值共创阶段,数实共融系统推动居民开展虚实同步的行动参与,多元主体共同生产公共服务,促进价值共识重塑,走向公共价值的合作治理.智慧社区的演进过程受到技术、制度和价值等因素的推动,但在不同阶段对不同因素的彰显不同,总体来看,智慧社区的建构是多维度、多阶段累积的结果.
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密不可分,科学认知其历史进程、演进逻辑和动力机制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可以将我国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演变划分为艰难起步、快速发展和深度融合等三个历史阶段.制度的稳定政策场域、自适应机制和思维定式使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渐进发展产生了强烈的路径依赖.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地位的确立、绿色技术激励体系的构建、绿色技术体制改革的深化、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等,是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变迁的关键节点.在动力机制方面,政治、经济和社会构成制度变迁的基础动力;学习效应、协同效应和适应性预期构成制度变迁的内生动力;微观行动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构成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未来,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将通过加深市场化、增强国际化、深化智能化,赋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规划是指导未来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十四五"时期省级应急规划与国家级应急规划是 2018 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以来首次制定的应急专项规划,二者无论从规划名称还是字数体量上均有同有异,并未完全符合学界所言"职责同构"现象,值得从实践和理论上深入研究.在批判和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文章将26个省级应急管理厅(局)与国家应急管理部的职责规范文件、下属机构以及"十四五"应急规划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将应急管理部门的职能分解为职责、机构、能力等三个部分,其中,机构是职责和能力的载体,能力是职责实现的前提要求,通过应急规划中的事务建设得到增强,从而建立"规划事务与职能间关系"的分析框架.文章从国家级与26个省级应急管理部门职责文件中提取出24个应急工作领域并进行编码,并与规划事务(能力建设)、部门职责和下属机构进行匹配.研究发现,在14个应急工作领域中,省级与国家级应急管理部门的职责、下属机构和规划事务可以匹配,出现"职能同构"现象;在消防安全、矿山安全监管、国际交流与合作等三个应急工作领域均无法匹配,出现"职能异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国家级与省级应急管理部门角色定位不同和应对灾种不同,使二者在职责和下属机构方面有异,围绕部门职责展开的能力建设随之产生差异,这是省级与国家级应急规划事务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政策扩散是政策科学领域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更多关注了常规情境下的政策扩散,对危机情境下的政策创新扩散则关注不足.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地方政府在短时间内(2020年1月)纷纷自主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针对这一现象,以"政策默契"为视角,从机制、模式、空间、内容等维度对常规情境与危机情境下的政策创新扩散进行比较、分析,解释危机情境下政策创新扩散的机制.研究发现,中央营造默契情境、部分行动者基于共同情境作出最优理解、各地在"察言观色"后对非正式与正式规则的转换利用以及社会共识的补充是危机情境下政策创新得以扩散的关键环节.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载体,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其科学决策水平和创新发展能力的提升,对于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有企业面临在数字化时代实现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巨大压力,以数字技术赋能国有企业科学决策和创新发展成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不二选择.全方位运用数字技术能有效促进国有企业更加准确地了解市场需求、优化资源配置、预测市场趋势,从而提高科学决策能力,降低决策风险;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能持续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创新力,从而强化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社区治理议题的塑造机制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的重要保障.行政性需求的行动策略根据强弱分为刚性执行与建议倡导,内生性需求的行动策略根据强弱分为自发推动与被动执行,社区治理议题按行政性需求与内生性需求的强弱四个维度划分为摩擦四种类型,即议题推进、议题阻滞、议题排斥和议题忽略.行政性需求与内生性需求在出现作用不一致时将会产生需求摩擦,行政压力主导下的议题往往与居民需求产生冲突,形成议题排斥,需要依靠组织化的诉求表达,通过建立协商机制设置弹性空间以及塑造正式公约充分消解需求摩擦;而内生性需求主导下的议题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产生议题阻滞,需要凭借社区能人推动、协商规则的正式化以及外部权力结构的嵌入能够有效引导集体行动.基于福州市S小区垃圾分类治理与F小区加装电梯案例实践,探索社区治理议题塑造与摩擦的生成路径.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小规模、低成本、人性化的社区互助养老服务逐渐成为传统养老服务的重要补充,然而,现实中社区互助养老遭遇服务能力薄弱、心理认知偏差、多元主体边界不清、权责不明等发展瓶颈.合作生产理论所倡导的公共服务中的参与自愿性、行动合作性、主体多元化与社区互助养老服务相契合,因此,在合作生产视域下,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互助养老实践平台,构建和谐稳定的社区关系网络""倡导积极老龄观,推动老年群体成为互助养老服务的'合作生产者'""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规范,营造'价值共创'的互助养老服务氛围"等方面破解社区互助养老服务发展瓶颈,推动社区互助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