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是现代化进程中涌现的新型治理单元,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富活力的区域组成.城市群的本质属性是空间集聚性和关联互惠性,其法理特质呈现为城市群内的各类主体权利拥挤和新兴权利蓬发.依托中国地方治理的条块结构进行分析,空间集聚性所引致的权利拥挤需要条条的依法疏解,关联互惠性催生的权利活跃也有待块块的依法协作.目前,城市群既有的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尚不成熟,执法协作机制尚不完备,司法联动保障机制尚不健全.这既需要条条牵头的充分激励机制,也需要块块互动的有效合作机制.城市群治理体系的构建离不开"榫卯"结构的条块协同,具体应从立法、执法、司法等环节依法推进.
本文在局部拓展权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解释美国南海政策对华制衡强度变化动因的理论框架.文章提出,在南海权力有限转移阶段,"菲律宾或越南成为制华责任承担者的意愿"是美国南海政策对华制衡强度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文章援引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作为验证案例,证明菲越成为制华责任承担者的意愿从"积极"向"减弱"转变,以及从"减弱"到"积极"再到"缺乏"转变,导致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增强,以及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下降后升级.基于该理论框架,本文判断拜登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较特朗普政府中后期有所降级,尚未滑向冷战的战略轨道.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北约被重新激活且再次扩大.美国拜登政府大力推进印太战略,北约与亚太地区的联系强化,且亚太地区出现超越双边的军事合作关系,亚太"北约化"和北约"亚太化"的话题被不断提起.然而,北约作为冷战的产物具有特殊性,冷战结束之后,北约的持续存在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北约具有严格的时空界定和鲜明的文明色彩,是大西洋共同体的重要制度,也是西方国际体系"中心—边缘"结构裂变与重组的产物.中美战略竞争是单一国际体系内的大国关系,而非阵营式对抗,无论是在亚太地区建立"小北约"还是将北约引入亚太地区,其本质在于美国试图将冷战战略强加于对华竞争之中.北约具有地域限制,而亚太地区复杂多元且拒绝阵营对垒,"北约化"只是美国的愿望而非现实.作为概念或者话语,"北约化"需要接受严格细致的历史审视和理论拷问,唯其如此,才能避免预言的自我实现.
本文利用 2000-2014 年中国 41 个进口来源国的制造业行业数据,研究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产出波动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进口能够显著抑制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且该结论在进行内生性处理以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依旧成立.从影响机制来看,提高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专业化水平能够显著增强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抑制效应,但进口来源国嵌入中国价值链程度的调节效应却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进口能够显著抑制进口来源国低技术水平、中技术水平、高贸易开放度等行业的产出波动,对高技术水平、低贸易开放度等行业的产出波动则没有显著影响;与中国进口不同,美国进口会显著加剧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本文揭示了中国进口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器",为世界各国制定对华贸易政策提供参考.
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越发重要.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评估外资并购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外资并购总体上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并且这种提升作用存在持续性以及所有权性质与区域异质性.进一步检验发现,外资并购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作用随着外资股权的增加呈现倒 U 型趋势.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融资成本和创新是外资并购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渠道.本文为深入理解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供新的思路,并且为评估中国引进外资的经济效果以及完善外资政策的设计提供微观证据.
美国利用乌克兰危机,聚焦欧洲和印太两大战略方向,加紧推动北约新一轮战略转型,不仅激活冷战结束后一度濒临"脑死亡""肌无力"的北约组织,还重新赋予其"东进"印太、遏制中国的战略使命,通过扩大北约"全球干预"战略功能,试图构筑一个"以遏华为目标,由美国主导,以印太和欧洲盟伴为羽翼,东西呼应、两洋联动"的全球安全架构.目前,美国在推动北约"东进"印太方面,已促成亚太四国作为"邀请嘉宾"参与北约峰会和外长会,形成"北约+亚太四国"合作机制,升级日韩为"定制合作伙伴关系",并力推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和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强化北约在印太地区的实际存在.美国推动北约"东进"印太是为了应对印太地区的大国战略竞争,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达成控欧遏华弱俄、震慑朝伊的多重目的,其在策略上重点采取了外交诱拉、舆论鼓动、机制塑造和身份认同等手段,以形成北约"印太化"和印太盟伴"北约化",达成"东西对接、双向奔赴"的局面.美国推进北约"东进"印太势必引发地区内国家关系复杂互动,冲击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破坏基于自由、和平、繁荣的亚太地区秩序,给中国运筹大国关系、经略周边、维护领土海洋权益以及维持地区和平稳定带来多重挑战.
中美作为全球性贸易大国,具有深厚的互补性基础.两国贸易互利双赢,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美国是发达经济体,制造业长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高技术资源禀赋丰富;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处于传统产业结构向现代化产业的深度转型进程中.大国贸易的互补性是中美贸易战略合作的重要支撑.当前,全球经贸复苏曲折,两国可进一步发挥产品贸易结构互补潜力,拓展市场合作空间,破解经贸"脱钩"论,共同增进两国和世界人民福利.
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作出的政治承诺的内涵、约束力的大小、运行的状态与逻辑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对外战略问题.在逆全球化现实背景下,一些国家频频出现违背兑现政治承诺的情况.因此对于国际承诺的内涵、运行逻辑的研究,既可以给国家对待承诺的策略与方式提供理论参考,也可以实现政治承诺理论中的互动逻辑理论超越.国际承诺是一国发出的对本国未来行为进行约束并旨在影响他国判断与行为的活动.本文对国际层次政治承诺的互动机制构建了"承诺表达—信号解读—承诺兑现—结果反应"的框架,国家政治承诺的可信程度,受到承诺国信号表达的成本、决心影响,受诺国对于承诺可信的解读决定了其接受程度.当承诺达成后,国家的兑现能力与兑现意愿的强弱决定了承诺国是否能够兑现承诺.当承诺国不兑现承诺时,在国际惯例中存在"硬回应"与"软回应"两种方式来解决该问题.
作为权力转移进程的前置议题,新兴大国如何崛起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关切.围绕这一现实关切,国内外学术共同体分别从体系结构性因素(实力)、新兴国面临的情势性因素(威胁)、新兴国常态化诉求(利益)、新兴国战略性对冲(风险)以及等级制下合法性诉求(地位)五个方面,形成了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解释机制.但上述视角阐发的解释机制过于片面且缺乏统摄性框架以解释新兴国崛起路径差异化的原因.对此,本文构建了有关制衡的"能力—意愿"分析框架,通过新兴国相对政治能力与其对霸权国依赖程度等衡量指标,说明新兴大国的相对制度韧性如何差异化地影响其制衡行为.最后,本文结合冷战时期美日以及冷战后美印、美俄和中美案例验证了相关假设.结果表明,强制度韧性保证了新兴国的安全自主并促使其致力于合法化自身扩张,但强化了其自身安全困境与地缘威胁,导致其崛起压力过大;弱制度韧性保障了新兴国的利益诉求且有效地降低了潜在威胁,但在地位寻求与合法化扩张方面备受压制,崛起前景受限.此外,极弱与极强制度韧性赋予新兴国迥异的抗风险能力,使其在政策灵活性方面差异明显.
汇率是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双边经济领域博弈的关键变量,近年来美国对华汇率施压呈现出新的特征.本文以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政治压力作为研究对象,依据美国对华汇率施压的相关事件构建政治压力指标,并采用事件分析法和指数条件异方差(EGARCH)模型考察美国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在控制其他相关经济变量的基础上,研究结果显示美国政治压力不仅造成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同时也加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国会事件压力是影响人民币升值的关键变量,而行政部门压力造成人民币汇率波动性的提升.此外,重大汇率改革、疫情等事件也加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在汇率改革和金融对外开放过程中应持续关注美国政治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充分发挥以内循环牵引外循环的本土市场效应,是新发展格局下培育国家级战略性产业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路径.在中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本文以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半导体产业为例证,选取2016-2021年中国半导体产业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半导体产业内循环对外循环的牵引作用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加强半导体产业内循环对其外循环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半导体产业内循环对外循环的牵引作用,主要通过内循环引致创新效应和规模经济实现;相对于美国遏制前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美国遏制后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半导体产业内循环牵引外循环的作用更强;并且相较于半导体设备,半导体产业内循环对外循环的牵引作用仅体现在半导体产品中.在新发展格局下,这些发现将为内循环牵引外循环提供重要的微观例证,并为以半导体产业为代表的受发达国家遏制的国家战略性产业,探寻其自主可控的突围之路,提供重要参考.
长期以来,为了维护霸权利益,美国政府通过中央情报局对其他国家进行了大量隐蔽干预,但是鲜有文献考察美国隐蔽干预对被干预国带来的政治影响.本文试图从内部冲突视角关注这一问题.为此,本文基于美国隐蔽干预数据和全球重大政治暴力数据,并结合其他相关数据,构建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在冷战期间(1947-1989年)的面板数据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美国隐蔽干预显著加剧了被干预国的内部冲突,并且随着美国隐蔽干预时间的增加,这种恶化效应边际递增.究其原因,一方面,美国隐蔽干预通过颠覆政权直接提高了被干预国内部冲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美国隐蔽干预还导致被干预国治理水平显著降低,进而使得内部冲突加剧.本文的研究表明,扮演"和平使者"角色、热衷于"促进地区和平"的美国,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冲突制造者",通过隐蔽手段策动政变、制造对抗,导致相关国家战火频繁、动荡持续.
当前,中日两国在地区制度平台建设乃至全球事务参与上竞争与合作并存.两国因历史和领土问题引发的对抗、日本对华的地位及意识形态对抗促成了两国间的非对称性对抗关系,是竞合状态的底层逻辑.日本对华的强敌意心态驱使其以中国的外交政策为依据制定相关政策,对外政策呈现出对华强对抗的特征.在非对称性对抗关系结构下,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治理上虽与中国展开功能性合作,但同时为削弱中国的地区影响力,采取了与中国竞争合作伙伴、确立对华制度优势的对抗性政策.中 日非对称性对抗在一定时期内会持续存在.中国一方面需时刻对日本保持警惕,另一方面应保持战略定力,采取战略包容、战术灵活的政策.
本文基于2003-2019年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松弛测度(SBM)模型和全局马姆奎斯特-卢恩伯格(GML)指数法,考虑五种资源投入以及四种非期望产出,对各城市绿色发展绩效进行测算,并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空间差异,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发展绩效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在不同区域,绿色发展绩效存在显著差异,而中部地区负向效应更加明显;外商直接投资能够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减轻其对绿色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样在中部地区尤为显著.
近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美日等国家"印太战略"的出台,在中美战略竞争全面升级的新形势下,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属性进一步凸显,已成为主要大国博弈的竞技场."印太战略"背景下,日本以推动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之名,综合运用经济、政治、安全、技术、价值观、文化等多重外交手段,不断强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多边关系,在"高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海洋安全、能源安全等方面开展诸多合作.其中,环境外交作为日本"综合外交力"的重要内容,在认知塑造、影响力提升、价值观传递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为拉拢东南亚国家,日本不断加强对该地区的环境外交,通过设置一系列关涉全球利益的重大议题,如气候变化、海洋塑料垃圾等环境安全问题,给东盟更多的施展空间.但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环境外交始终作为其现实主义外交的重要手段和掩护,服务于其大国情结和强国战略.根据近年来日本政府针对环境领域出台的诸多政策可以发现,日本政府试图通过环境外交体制辅助其实现政治大国、军事化大国的战略目标.这背后有印太战略的指引,有国家安全利益的考量,也有获取国际话语权的期望,更暗含对冲中国的企图.大国权力竞争日益加剧的新形势下,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环境外交明显已经成为日本介入该地区事务与构建大国博弈新场域的重要切入点,沦为其塑造权力结构的战略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