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教育法法典化的时机和条件已初步成熟,且具备了正当性基础.但是,目前推动教育法法典化仍存在重要教育领域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实践难题及解法典化制约的理论困境.在逻辑进路上,中外法典编纂的经验借鉴为教育法法典化提供了实践参考,共识性教育法学理论体系为其提供了理论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制体系为其提供了制度支撑,进而为突破解法典化制约的动态平衡技术提供了方法依赖.在立法路径上,应利用"一揽子修法"模式完善重要领域教育单行法,宏观上采用"总则+分则"的统一立法模式,微观上采取"三步走"的立法策略.
在《五杂俎》等著述中，谢肇淛基于传统目录学“小说家类”知识功能的设定，以探索“稗官小说”的品评思路，从“街谈巷语”、征信的角度对《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等通俗章回小说展开评判的同时，又从“读者意想不到，唯恐易尽”“俚而无味”等读者阅读接受的角度探索通俗章回小说新的知识特征。这表明传统目录学作为明代士人群体进行知识分类的主要理论依据，构成了其进行知识类型化探索的主导模式。它也是明代士人群体之间进行知识创新性探索等交流行动的重要平台，以便明确各种书籍的类型功能及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分析明人对通俗章回小说进行知识扩容的历史意义，应充分考虑传统目录学知识体系的显性作用与隐性制约，避免以今度古。
1990年代诗歌语言普遍呈现日常性、口语化的特征,作为诗歌语言重要方面的"声音",反映了诗人在形象建构上的思考进路与诗学观念,由语言风格尤其是"声音"所体现的观念转向,引发了诗人对于中国形象表达方式的转捩,上述现象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诗人如于坚和伊沙的作品中尤为突出.较之前一时期诗歌的启蒙与浪漫倾向,从声音语词到中国形象,90年代诗歌更加重视日常经验对于意义生成的直接性和效用性,将形象的建构内化于声音、语词的形成和运动中,在诗歌语言和中国形象之间,在诗人主体与诗歌客体之间,建立了更为直接的语义机制,经由声音语词的价值实现中国形象的丰富与完善.可以说,90年代的创作经验与审美标准,为新世纪诗歌树立了价值典范,逐渐成为当代诗人向世界文学贡献中国价值、弘扬中国精神的一条重要路径.
宋代官舟数量有限,常常周转不开,文人利用自身地位或者私人交情托请纲运部门的官员获取官舟,已是常态.民间私舟多以雇佣方式获得,交易过程中择舟约价环节非常重要,士人往往会考虑性价比、安全性等问题.获取交通工具后,士人便可上路,途中往往通过与船夫合作的方式,化解自炊与水宿的压力.他们不仅要应对食物补给与厨人烹制两方面的困扰,同时还需找寻适合停泊的位置.由于船只容易受到风浪的影响,士人常常会有不适乃至不安的水宿体验.另为了应对突然的疾病,文人常常"携药"出行,途中还会直接招请医生,并努力交际,以托人请医的方式获取沿线医疗资源,以保障自身性命安全.
中国告别传统农业和乡村社会形态而开始工业与城市近代之旅,是以开埠作为历史契机首先在条约通商口岸缓慢展开的,这与欧美诸国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力,进行工业革命和日益增长的商业化等内力作用实现近代城市化早发原生型模式显然迥异,具有后发次生型显著特征.在外力推引、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近代城市化由外及内、自上而下和从乡到城艰难开启,表现出"被城市化"、政府主导缺位和社会参与不够、城乡二元对立和区域发展非均衡等特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独特路径和发展模式,不仅制约了近代中国城市化总体水平,也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造成了深刻影响.
在当代,人类的命运已经牢牢地与机器,尤其是人工智能机器的发展关联在一起.与此同时,智能机器的黑箱化也成为我们迫切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这其中,像算法机制这种对人们生活产生全方位影响的"机器"原理,一方面对于普通人而言几乎就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黑箱结构,另一方面又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直接且重大的影响.然而,试图通过让智能机器变得更"透明",更具有"可解释性",对于缓解机器的黑箱状态并没有太大的帮助.人机之间良好协作关系的破坏往往不是由于机器的黑箱化导致的.人与机器在人机协作中存在各自 目的与功能上的差异,因此更合理的思路是在充分理解人与机器各自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在人机在协作过程中建立一种崭新的,同时也基于人和机器各自"趋向性"的目的来保证人机协作的顺利开展.当然,要彻底消除智能机器黑箱化的威胁,我们需要在考虑人机功能和目的之差异的基础上推进一种人机之间嵌入式的协作机制,此种机制有可能通过赋予机器一种"实践智慧"来使其摆脱黑箱化的责难.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是银行风险形成机制中的重要决定因素,以往研究往往忽视管理层心理特征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2008Q1-2022Q4我国28家A股上市商业银行的数据,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中的指标构建商业银行管理层信心指数,检验管理层信心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显示:管理层信心越强,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越高;盈利能力越强的银行,管理层信心对风险承担水平提升的作用越明显;拨备覆盖率越高的银行,管理层信心对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越明显;管理层信心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产权和资产规模的异质性.因此,需要重视银行管理层心理预期特征在重大决策中的作用,优化商业银行内部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激励机制,在商业银行监管过程中应重视对高级管理人员的预期管理和引导.
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是中华文化传统在生态领域的贯彻与开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本质上是人文主义的,这种人文主义具体表现为以尊重自然的先在性为前提,以建构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关系作为实现人类自身更好更长久的存在与发展的基础,而不是孤立地片面地将人的利益绝对化、一切从人的立场算计的人类中心主义.正是这种人文主义的特质决定了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的根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具体表现为天地人合的存在境界和护生惜用的实践原则.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途径.基于2000-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并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空间效应分析等研究方法,探究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效应,可以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贫富差距的缩小有着正向促进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贫富差距的缩小效应在西部地区更加显著,在东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在中部地区则有较大的反作用;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整体偏大,呈现明显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贫富差距小且相对稳定.因此,要稳定制造业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强化数字赋能,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衡量维度是在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里实现共同富裕,这不仅意味着发展任务繁重艰巨,而且还显露着要克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巨大挑战.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最基层.当我们审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始终不能忽视乡村在其中的基础性地位,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的突出体现.当前,推进共同富裕还面临在乡村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与乡村振兴相匹配的法治建设有待提升;乡村地区富裕程度不够,城乡贫富差距弥合难度大;乡村改革内生动力不足,规划执行较难等障碍.推进乡村共同富裕,应始终坚持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匹配的法治方向;调整政策取向,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速城乡弥合发展;重视政策集成,推进乡村共同体完善等途径,寻求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经济水平提高的现代化转型与重塑之策.
企业技术创新是实施科技兴国战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推动力,政府对其实行的科技补贴与税收激励政策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基于2010-2020年中国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以激励理论为起点,研究科技补贴、税收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因果影响,可以发现:科技补贴与税收激励形异质同,均显著地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在同等的科技补贴与税收激励政策环境下,规模型企业创新效率更优,创新人才作用更大;企业外部的影响因素也会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正向激励作用.研究还表明,科技补贴和税收激励显著地提升了高新技术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因此,政府要加大科技补贴和税收激励力度,减轻创新型企业的税费压力;避免企业对现有技术创新路径的过度依赖,促使企业实现自我革新;完善创新型高管及技术人才培育政策;结合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强化企业技术创新激励的制度绩效管理.
自主性与权威的天然背离,这是沃尔夫提出的权威悖论问题.菲尼斯认为重构权威的前提是对自主性的重构,即在人的理性行动中需要加入最终目的的概念,从而将自主性的行动理论置于实践理性对人皆具有的"基本善"的追寻中.以基本善为前提,菲尼斯进而认为可以在共同体中建立"共同善"的概念,为权威的重构提供公共基础,即权威是为追求共同善而提出的共同体成员间协调的方案,这就是共同体中权威的实践理性基础.由此,菲尼斯重构了自主与权威的内涵,提供了一条将自主与权威连接起来解决"权威悖论"的合理路径.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单元,是人民群众就业的重要去向和获取劳动收入的重要来源,企业员工总体收入水平和内部收入差距必然对共同富裕的目标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内部员工收入相关数据,分别从企业总薪酬增长和企业内薪酬差距两个维度来讨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内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大时,企业总薪酬增长显著减小,企业管理层与普通员工平均薪酬差距显著上升.对非国有企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而言,这种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的现实背景下,应当持续巩固和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以增加就业,努力提升企业员工平均薪酬水平,探索对企业高管的多种限薪方法,进一步提高市场化质量和水平,支持企业通过自主创新突破增长瓶颈.
法案公布征求意见是指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后将法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在法定期限内征求意见,并将征求意见的情况应当向社会通报.法案公布征求意见实际效果不够理想,主要表现为:议题不彰,"遭遇冷场";没有重点,"大水漫灌";次数过多,"应接不暇";过程失控,"放任自流";时限僵硬,"强求一律",等等.法案公布征求意见制度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又可细化为吸纳民意、汇聚民智、尊重民权、保障民利.法案公布征求意见是一项很好的立法制度,它的落地生根、发挥实效,就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的制度机制.
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经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党的二十大明确把农业农村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优先方向,把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重要目标,主要是基于农业农村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是激活国内大循环的重点突破方向,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有助于促进协调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创新发展,以科技创新和数字赋能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坚持协调发展,推动农业农村与工业和城镇共同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坚持开放发展,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坚持共享发展,建立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机制.
"数为乐本"是中国古代"乐""数"关系在哲学形上层面的重要体现.这一观念的形成建立在先秦时期对以"律"为中心的"乐""数"关系之认识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先秦时期"返本""重本"的哲学认识倾向,以及《周易》中所蕴含的"数本"观念是"数为乐本"观念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数为乐本"具有双重理论内涵,既表现为生成论层面的"数"为"乐"之本源,又表现为本体论层面的"数"为"乐"之"本原"."数为乐本"观念对中国古代艺术创造与批评中的数理观念的形成具有深刻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中国城市治理的时代命题和未来方向.整体性智治是对中国本土城市治理经验的概括凝练和理论提升,成为中国式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范式.整体性智治本质上是提振城市治理效率的工具,城市治理的逆碎片化转型是其演进动力,数字技术嵌入构成其触发要件,数智化远景成为其路向导引.自整体性治理提出后,数字治理、智能治理、智慧治理等均以其为基底并不断强化与之相配的技术特性,不同理论映射出学界对城市治理的不同期许和经验积累,而整体性智治可以说是整体性治理的高阶形态.目前,数智迷恋和统筹缺失导致城市智慧化治理呈现碎片化智治样态,尤其体现在数据、平台、标准和流程四大方面,这大大消解了城市的智治力.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需从理念、结构、机制、制度、技术等维度重新定位,构建整体性智治的全新范式,不断从碎片化智治迈向整体性智治.
伴随着神经技术的发展,"大脑+机器+接口"的系统配置促使着肉身与机械的完美结合,脑机接口时代有望降临.脑机接口连接的皮层活动将每一组新颖的感觉都纳入到身体图式的关系之中,以"身体"为基点拓展着我们的知觉,让人类身体图式不断超越解剖空间所达到的范围.利用接口这一中介,身体既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客体,同时又是主体,这冲击着自笛卡尔以来的心身二元论.人类在适应接口存在的诸多实践场域及生存情境后,形成"具身化的图式",并以社会扩张性的方式指引着人类具身图式的系统性、全局性更新.更新后的图式作用于心智层面的抽象命题,让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悄然改变.接口这一心智转换的中介变得极其畅通,加速着人机同化进程,也让人类走向"非人"的异化轨道.个性的泯灭同化、生存状态的狭窄、个人隐私的泄露、算法权力的压榨在脑机接口的应用生态中不断凸显,需在接口技术发展的同时对其予以足够思索.
领导小组作为一项极富中国特色的组织形式,有其独特的运行机理.在重大突发事件中,领导小组的构建既依托原有科层组织体系进行常规化塑造以延续科层制的固有优势,也基于紧急任务的治理需求进行多方创设以彰显自己的组织特色.作为重大突发事件的专项应对组织,领导小组与政府部门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基于"输入-输出"机制进行协同运作,最大限度地动员和整合了科层组织体系内部的力量,大幅提升了政府的危机治理能力.重大突发事件中领导小组与政府部门的协同运作也推进了应急管理体制的优化,尤其是通过"中心-外延"式组织结构和兼顾集权与分权的权力结构安排形塑了一种威权式协同结构,为危机治理共同体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资本论》的理论性质之争是近年来的学术热点.《对辩证法的误解及其理论效应》一文从如何理解"辩证法""哲学""科学"等角度对这一争论进行了批判性的探讨,推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但该文存在若干论证上的缺陷和错误,也并未对相关概念作出清晰界定,未对相关问题给出明确阐释."哲学"与"科学"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含义,其定义及二者关系不能一概而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科学证实的成果而非哲学思辨的产物,辩证法必须以近现代自然科学为基础才能成为"唯物辩证法".《资本论》就研究对象来说,应归属于政治经济学学科;就研究方式来说,是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而非单纯思辨.不理解《资本论》的科学性,就不能回应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它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