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刘别谦电影在中国早期影坛的影响,此前学术界更多关注其创作实践方面,即刘别谦电影在20 世纪20 年代中国影坛是怎样影响和促成了"中国刘别谦派".其实,当时国人透过刘别谦影片,在借鉴其艺术创造的同时,还感悟和理解了刘别谦的电影观念.由此,国人认识到电影真实地描写社会人生而又具有人类普遍价值,才能真正"有益于世道人心";认识到喜剧电影通过男女婚恋视角、人物性格描写、幽默机智风格,揭示和婉讽社会现实的魅力;认识到导演在影片摄制中"作者"般的决定性作用,剧情分幕、形象塑造和演员表演是指导影片摄制的重要环节;认识到描绘、扩大和强调细节或小动作,对于刻画人物性格、揭示社会人生内涵的重要性及其艺术表现力."刘别谦底艺术精神"这些内涵,对于中国早期电影观念建构和中国现代民族电影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唐开元时期新罗僧慧超撰写的《往五天竺国传》早已佚失,但因被保存在敦煌藏经洞,故得以于20 世纪初再次被发现;也因其传记标题、作者姓名以及一些词汇曾被慧琳编入《一切经音义》,所以才能被伯希和等人识别出来.慧琳所摘词汇,是研究《往五天竺国传》的关键线索.这些词汇,既有与敦煌本相合者,也有词义相合而文字有异者,更有超出敦煌本者.对慧琳所摘词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敦煌本《往五天竺国传》的内容及性质,也有益于深化对慧琳所见三卷本《往五天竺国传》之内容、篇幅以及形成过程的认识.
中国现代美学史以1928 年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为分水岭,呈现出主观论美学与客观论美学的此消彼长.在此之前的二三十年代,主观论美学占主导地位,在这之后的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唯物论美学逐渐崛起并占主导地位.本文通过对柯仲平、后期鲁迅、胡秋原、金公亮、周扬等一系列代表性人物及其论著的个案剖析,详实揭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美学逐渐崛起的走向和历程,为人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从三四十年代起开始广泛传播"(李泽厚语)的史实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证材料和独特解析.
在哲学界有着深远影响的生命哲学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音乐观念,并形成了一种用生命哲学阐释音乐的理论范式.首先用生命哲学来阐释音乐的是叔本华,然而鉴于叔本华对于生命冲动的否定,其音乐哲学思想内部存在着一个逻辑悖论.而后的尼采和布洛赫则以一种彻底肯定生命冲动的姿态,超越了叔本华音乐哲学的逻辑悖论,并将这一理论范式进一步发扬光大.生命哲学对现代西方音乐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从无意识的生命冲动出发阐释音乐,突破了以往从清醒的意识层面阐释音乐的理论范式,不仅如此,这一理论尝试还超越了音乐自律论与他律论之间的纷争.
灌顶《智者大师别传》,国内外所存写刻本均作"别传",而实际上应是"行状",这一转变应缘于道宣《大唐内典录》著录此书时的改题,台、越等州传本即受其影响.智者行状备载智者生前、身后的诸多灵异,而这些灵异遂成为行状最核心、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而行状的撰写、增补修订、进奏皇帝以及奉敕在全国各州流传,都与杨广对智者死后灵异的关注以及仁寿元年、大业元年两次开智者龛有直接关系.而第二次开龛不见尸骸之"圣瑞",甚至成为杨广符瑞制作的重要环节.灵异书写在中古僧尼行状中普遍存在,这也是其与公卿行状最大的不同,揭示其同与不同,进而对中古僧尼行状、传状展开综合研究,很有必要.
平台私主体的营利性质极易引发道德风险,对其苛以信用责任能够有效解决平台面临的两难选择.在社会信用立法即将出台的当下,推动政府引导下的平台信用责任的主动承担,从个体、平台经营者、平台生态圈主体三个维度界定平台企业信用责任,有利于实现平台企业外部监管与内部治理的协同共治,促进我国平台信用体系乃至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没有直接对艺术问题发表意见,但联系为此做的笔记包括以前的著述,却可以见出《资本论》里潜含着丰富的艺术思想.特别是在艺术可否成为商品的问题上,马克思似乎承认了这个事实,又因其"本性"不予考虑.究其缘由,艺术在使用价值方面当有本位属性和附加属性之分,物性的后者可以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予以计量,审美的前者则处于价值的模糊地带.于是便有了一个奇怪现象,艺术一旦成为商品,价值却无可计量;一旦可以计量,却又不是艺术,此即为艺术商品的内在悖论.这应该是《资本论》"撇开"艺术不谈的根本原因,也是艺术商品化引发众多争议的逻辑节点.
从20 世纪 90 年代的"无所谓""寄生""傍老""啃老",到随后的青年"丧""废""佛系",直到如今被广泛使用的"躺平"话语,不断表达着青年"低欲望"的社会现实.青年"低欲望"现象开始于对青年另类表达的批评反思,流行于网络文化中的压力讨论,至如今已有泛化、大众化之势.青年"低欲望"现象是时代青年逃避现实、遭遇生命意义危机及自我效能感低下形塑的结果,是对时代青年奋斗精神的消解.对青年的心理韧性的塑造需从促进消极后果最小化的应对策略向积极后果最大化应对策略的转化,实现应对过程的韧性调节;通过社会责任品质的培养以促进其社会网络的联结,完善韧性保护机制;引导青年树立意义导向的生活目标以促进青年在积极情境中寻找意义、消极情境中创造意义,提升青年韧性能力.
尽管朱子与陆九渊在心性论上的分歧通常被归结为"性即理"与"心即理"之别,但实际上朱子的哲学文本中亦不乏"心与理一"这样揭示心、理之一致性的思想表达.这种表达与阐释天理之"所当然而不容已"之义紧密相关,与朱子一贯主张的"性即理"说并不矛盾,其实质含义是性理作为"所当然"规定了心灵不容自已的本质倾向性,心灵的全部活动与状态都是对此本质倾向性的实现,理想的"本心""明德"状态与实际的"心有善恶"状态尽可皆溯源于理.就此而言,朱子之心性论也可谓是建立了一种有别于陆氏心学、从"当然"之性理出发贯通心体的"纵贯系统"与"圆密宏大之心学".
社会诚信问题是现代社会转型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它所引发的主体道德堕落和社会信任危机无疑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从而阻碍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为重构当代中国诚信观念,不仅需要建立和完善高质量的社会信用体系,同时还应深度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破除时代性障碍的基础上,传承创新中国传统诚信文化中以"义理认同为基础,世俗教化为载体,礼法合治为保障"的价值理念,为中国社会诚信建设提供文化滋养.
充满艺术论气息的小说《草枕》是日本国民作家夏目漱石的代表作品之一,而《拉奥孔》是德国启蒙思想家莱辛的美学名著,两者均以"诗与画的界限"为中心展开美学的阐发.不过,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影响关系,虽然从书的命名到主题的表达都有相似之处,甚至前者多次引述后者的观点而立论,但两者又在美学理念上呈现出意味深长的差别与统一:《拉奥孔》认为诗画有别,凸显诗的优越,寻求一个行动的希腊;与此相对,《草枕》主张诗画一致,肯定画的美学,看到一个静观的东方,从而形成了一种互文性和对话关系.上述事实至今被国内外学界所忽略,却关乎《草枕》美学的深层意义.
关于"精神界之战士"的寻找与塑造,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于斗争方式、策略与实绩的反思,是贯穿于鲁迅思想与写作的一条主线.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与对现实观察的深入,鲁迅对战士与战斗的思考也发生了变化.从他作品中的诗意形象背后可以看到,鲁迅在礼赞战斗精神的同时,也警惕于将战斗停留在姿态的层面,他重视斗争的策略与实绩,尤其强调"韧性的战斗""壕堑战"等斗争方式,最终将斗争与生活融为一体,完成了从"精神界之战士"到"革命人"的蜕变.
诚信的公私类型问题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出的重要理论问题.将诚信分为公信与私信两种类型,需要建构诚信的公私结构分析方法.这一方法,以诚信主体的权力、权利差别为主线分析诚信关系,划分公信私信类型.公信是指公共权力主体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所表现的信用状况.私信是指私权利主体处理私权利所表现的信用状况.公信包括立法公信、政务公信和司法公信,公共服务公信是政务公信的组成部分.私信主要包括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私权利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所表现的信用.公信与私信在依托领域、契约形式、价值渊源、主体地位和影响力等方面都存在差别,这些差别是公信私信相区别的主要特征,也是它们分类的重要依据.
文章通过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分析,认为"双减"政策全面实施后当前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问题较为突显:绝大多数中小学教师每天工作时间超出法定工作时间,约1/4 的小学教师、1/2 的初中教师工作时间超过 10 小时;"双减"政策落地加重了教师在作业设计、课堂教学、课后服务方面的工作负担,教师每天用于备课的时间最长,在管理班级、辅导学生方面的工作负担较重,非教学教研工作时间超过教师总工作时间的50%;主科教师和班主任教师的工作时间以及对工作强度不满意的比例均高于参照群体.推进教师减负面临来自"双减"的挑战,同时在法律制度、社会共识、基层治理、资源配置和教师素质方面存在深层问题.为推进教师减负与提质增效,文章建议:在政府层面,强化制度建设,厘清职责边界;科学监测负担,合理配置资源;提升教师素质,推进技术赋能;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组织保障.在学校层面,推行弹性工作制度,建立教师关怀机制,提高内部治理能力,统筹作业设计管理,盘活校内教师资源,完善教师评价机制.
鲁迅、老舍、潘汉年的同题小说《离婚》均以有距离的观照方式,在面向社会现实的同时,也以"抒写自己的心"的真诚,返顾了自我历史.鲁迅在爱姑的命运里,植入了自己对爱恋走向的焦虑,其清醒包含了可敬的自省和自我超越;老舍在老李等人的苦闷里,嫁接了自己的无助和矛盾,他以初恋记忆承载"诗意"并探索生命的意义;潘汉年借助于"妇人"的离婚申诉,寄托解放的想象,为刚经受了高强政治压力又深陷婚恋困局的自己找寻到灵魂的栖息地.《离婚》里的意象及其隐喻性书写,分别融入了作者各自的情感体验,它们不仅限于指涉作者个人史中的具体事迹或心情,而且具有超越时空抵达更深邃高远的思想和审美境界的寓意,是《离婚》对自由包括婚姻自由命题的形象而生动的阐释.
近年来,虚拟现实技术(VR)被广泛应用于语言教育领域.文章从发表时间、目的语语种和关涉地域、语言要素和技能、教学对象年龄和目的语水平、技术应用类型、研究方法和追踪时长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相关文献以基于建构主义的各类认知和学习理论为基础,热议话题包括VR技术的教学效果、接受程度以及对学习动机、心理情感和行为方式的影响.VR技术交互、沉浸、构想的特征能够促进语言学习,但其作用效果也受到教学要素和技术环境、学生心理和行为方式这两组过滤机制的调节.推动VR辅助语言教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应从教学、技术和研究三方面着手:尊重教学活动自然规律,发挥虚拟技术辅助优势;坚持多条技术路线并行,推动虚拟科技迭代升级;拓展虚拟现实研究场域,促进优秀成果普及推广.
公元559 年,真谛三藏在晋安译出正量部论书《立世阿毘昙论》,提及当世间发生刀兵、疾疫、饥馑这"小劫三灾"时,将分别只有"一万人种"能够留存下来延续人类血脉.这种说法在佛教中显得比较特异,却与道教的"种民"思想颇为近似.正量部传统一直认为"七百年后劫末",真谛在《立世论》汉译时则提出了"未来定余六百九十年在".两种说法只有十年的差别.这很可能也是《立世论》的另一种"中国化"表述.
孙犁文学具有美善相生的审美品格.这表现在他以善的伦理为认识世界的方式,对美善合一文学世界的展示,以及与善相和谐的艺术特征上.孙犁审美品格的主体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同时融汇了现代西方人道主义精神和艺术方法.审美品格是孙犁个人精神和人格的写照,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道路和文体选择.孙犁的审美品格与他生活的时代文化存在一定冲突,也因此未能在他的创作中得到充分发挥,但它使孙犁作品具有了深刻的思想意蕴,也切合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既超越了时代,也展示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现代价值及开放性发展的方法.孙犁的审美品格非常切合当前中国的文化要求,对中国文学具有充分的启迪意义.
《启蒙时代》是美国文化史家彼得·盖伊关于启蒙运动的历史著作,这部著作在启蒙运动的研究史中上承卡西尔将启蒙思想与现代性加以关联的规定,下启达恩顿对启蒙运动的新文化史研究,此外这部著作还与卡尔·贝克尔等批评启蒙运动的观点构成争辩关系.立足学术史视野界定《启蒙时代》的源流及线索,并基于盖伊的论述,将这场横贯百年的运动的共时性内容转换为历时性的辩证运动,即两场观念之争("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和"古今之争")与一整套现代性方案的提出,以之更为清晰地呈现《启蒙时代》文本内外的思想谱系.
古代两河流域人以建构他者的方式,界定了 自我并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同.在古代两河流域人眼中,相貌、肤色等外在体质特征不是区分族群的标准,语言在区分族群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事实上,古代两河流域人对他者形象的建构,以是否从事农耕生产作为依据,把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视为自我与他者区分的基本标准.古代两河流域人把对他者的建构深深嵌入到两河流域的中心-边缘观念之中,把他者塑造成一种依附于自我的存在.古代两河流域的他者建构是对某种历史事实的想象甚至歪曲,体现了古代两河流域人认识世界的主观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