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持续发展教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并达成国际共识的重要理念,各国都开展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与实践.日本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经过了三个阶段,"十年活动"初期阶段,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融入教育框架中,规范并引导实践;2008年,可持续发展教育全面转向学校,深化与拓展国内外实践;2015年以后,日本可持续发展教育增进了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建立健全合作机制,形成全社会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网络.通过日本学校实践案例的分析,发现日本可持续发展教育体现了政府等多主体参与、课程能力融入及创新项目本土化融合等特点,逐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日本模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于人文主义价值理念,倡导创业教育全民化、终身化、生态化,呼吁各国提升全民创业精神与技能,将创业融入终身学习进程,实现创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始终秉承着三重实践逻辑:教育赋能以增进个人福祉、激活潜能以促进区域平衡、变革思维以维护共同利益.因此,在推动国际创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特别关注女性和青年群体,重点支持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积极促进创业教育与绿色发展项目、文化创意产业和数字能力建设等领域相结合.就其实践路径而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方面通过构建国际创业教育交流合作网络,促进其创业教育理念的传播;另一方面通过推动创业教育融入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为各国发展创业教育提供技术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业教育实践仍存在着针对性、强制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不足的问题.
2013—2021年,英国连续颁布三项教育国际化战略计划,这一系列战略计划为英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极具影响力的教育国际化品牌发挥了巨大作用.借助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分析,发现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分别在行为规则制定、短期资源调整、长期投资和体系建设等方面促进英国教育国际化战略的实施.该战略计划的实施遵循"情境—目标—工具"的逻辑,推进了政策工具组合从"命令性工具为主"到"激励性工具为主";提出"全政府方式",推进了政策工具从"更多的政府干预"到"更多的主体参与";借助政策工具持续外扩战略布局,实现了从"高价值活动区域"到"潜在增长区域"的拓展.
国际科研合作程度的加深催生了其合作网络的形成,教育学科领域科研合作网络形成与演化机制亟须深入研究.基于科学网2009-2020年的教育学科国际合著论文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及相关工具,构建国际科研合作网络并对其演化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整体网络结构上,教育学科国际合作网络的规模、联系性与集聚性均有所扩大与增强;在地理空间结构上,教育学科国际网络的多极化发展趋势加深,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一超多强"格局;在中心-边缘结构上,教育学科国际网络半边缘层级节点变动明显,但整体等级结构较为稳定;在凝聚子群结构上,教育学科国际网络新进入节点与原有节点在演化过程中重组形成新的子群.中国教育学科科研积极融入国际合作网络,教育学科的国际化发展与国际影响力均有所提升,未来可拓展与深化科研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并加强中国教育学科国际科研话语体系建设.
自19世纪初开始,西方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演进呈现出徘徊于科学主义和解释主义之间的"钟摆轨迹".基于知识-权力视角的解读,可以发现:在朱利安与萨德勒时期,民族国家政府的强制性权力推动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产生及其解释主义转向;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学科规训的制度性权力推动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科学主义转向;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左与右的争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结构性权力又推动了解释主义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发展;而从20世纪末至今,随着生产性权力的扩散,比较教育研究则呈现出一种范式的多元主义取向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取向.研究范式演进的"钟摆轨迹"启示比较教育研究者不仅要突破个人局限性,认识到研究范式选择背后所蕴含的知识-权力关系,而且还要锚定自身的范式立场,形成学术共同体内的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