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大学诞生及发展历程,争取、捍卫学术自由始终是大学秉持的重要理念和核心价值.作为学术自由的内涵延伸和制度保障,大学自治渐成学术性组织针对外部环境的权力诉求,保障了大学独立处理内部事务的自主空间.然而,随着大学由"象牙塔"转为公共服务机构或独立法人,学术自由、大学自治面临系列新的时代挑战,依托各项规定、条例,尤其是大学章程的自律机制成为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之一.

萨顿信托(Sutton Trust)“实践—研究—政策”的“做中思”模式代表世界一流教育智库发展趋势,为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建设提供新思路和启示.该教育智库部门齐全、实力匹配、密切协作的执行团队是高效发挥智库功能的基础保障;吸收智库工作经验和决策实战经验有助于强化政策影响功能;建设多功能、实用性证据整合中心,吸收教育实践是现代化新型智库的客观要求;与实践深度结合是提出有效、可行政策建议的方法路径;正确的价值观、责任感可为智库长远发展把握方向.

从日本博士生培养定位的转变和博士生就读意愿低迷的培养现状出发,阐述了日本博士生教育引领计划的诞生背景,介绍了博士生教育引领计划的制度特点和人才培养体系特点,从毕业生能力提升与职业选择两方面分析了博士生教育引领计划的人才培养成效,总结了博士生教育引领计划在项目定位运营管理等方面仍需解决的课题.

研究生教育学是一门基于研究生教育实践、服务研究生教育实践并以多学科理论为基础的新兴交叉应用型学科.研究生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早已存在,它是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其合法性正是来源于我国研究生教育实践、服务于研究生教育实践.当然,一门学科的诞生,还需要有其合理性,研究生教育学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我国研究生教育客观实践对于研究生教育研究的需求以及我们在研究生教育学科外在建制方面的成熟和内在建制的丰富积累等.虽然在形式上我们成立了研究生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组织的学术共同体,但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建设任务,包括理论体系的建构、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的紧密结合、学科建设(学科点的设置与布局、师资队伍和研究团队的建设、课程体系的建构等)等.

运用文献法,从分析框架、研究主题、影响因素等三个方面,梳理国外学者关于国际学生流动的研究现状.结果表明:国外国际学生流动研究的分析框架更为丰富,推拉理论、人力资源理论、文化资本理论、国际移民理论等成为主流研究框架;研究主题进一步拓展,从主要聚焦流动规模、流动结构及其国家间的比较研究,转向国际学生流动的影响因素、国际学生主体留学经历与适应性、国际学生流动与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国际学生流动与国际移民身份角色之间关系等方面的研究;研究需进一步加强多维度的细分研究,多视角探究国际学生流动多样化的样态,以进一步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与本科生和博士生教育相比,目前针对硕士生培养目标还缺乏系统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第一,存在"纵向延伸"与"横向扩展"两种培养目标的操作性概念,二者各有利弊;第二,培养规模扩大、培养结构调整、知识生产方式转变和产业需求迭代均是推动硕士生培养目标变革的动因;第三,变革硕士生培养目标的行动包括通过招生改革提前引导生源分流,通过课程改革更新学生所需的能力素质,通过倾听多方声音保障变革的有效落实.未来在变革硕士生培养目标时可兼顾横纵两种概念,综合考虑内外部动力因素,从招生机制、课程教学和参与主体等方面着手,同时还需考虑培养目标的学科差异.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研究生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空前繁荣起来,并逐步成为教育领域的一门"显学".结合国内外研究生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现状,从"是不是""是怎样""如何发展""未来走向"四个方面,梳理研究生教育学的基本发展理路,探究基于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发展与改革趋势及未来走向的若干研究领域和重点主题.

现代智库已告别早期智库以政策研究为核心功能的定位,而是以提升全球竞争力为目标、构建多元的政策网络、强调“基于证据”的智库作用,以研究和数据为支撑在知识与政策之间发挥桥梁作用.欧洲大学联盟(EUA)和美国研究生院联席会(CGS)是两个在欧美研究生教育改革中“基于证据”的作用机制较有代表性的智库机构.EUA的案例揭示了教育智库如何以“项目”为依托积极介入政策过程,并与决策者、大学和其他机构构建“政策伙伴关系”而共同推动改革进程;CGS的案例着重分析了教育智库知识-政策转化的“TVND模型”,即现代智库如何通过政策研究(Thinking)、政策倡导(Voicing)、联系网络(Networking)、实践改进(Doing)四个维度发挥直接与间接的政策影响力.这对当前我国智库的建设都提供了有效的借鉴价值.

20世纪80年代,强调绩效、问责、竞争的新公共管理逐渐兴起,并借由国家政策迅速介入高等教育领域.虽然不同国家对新公共管理进行了方向和程度不一的回应,但总体来看,在新公共管理的影响下,各国政府的治理手段由全面干预转为“远端操控”,一方面引入目标管理,减少过程控制,大学实现一定程度的权力下放,自主性有所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强化表现性评估,同时将经费补助与绩效表现挂钩,加强对大学的结果问责.

针对博士生淘汰制在我国未能严格落实的问题,以40所美国一流研究生院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美国实行博士生淘汰制的经验是:以研究生学术进展评估制度作为基础,并通过评估进行质量预防和改进;具有合理的善后措施以及配套的高校制度、研究生招生体制和高等教育系统体制.结合我国现实并借鉴美国经验,为我国推进博士生淘汰制改革提出建议.

本文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对英国教育智库的运行模式与发展机制进行剖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英国教育智库行动舞台上活跃着政府与教师、高校与企业、教育智库与教育资助基金会等多个教育研究的提供方和需求方;英国教育智库具有强化转化研究知识并应用于政策领域的连结功能,通过目标管理受众群体、建设政策网络、推销宣传,扩大其政策影响力;进入和退出、信息、偿付三项规则和政治背景是影响英国教育智库行动舞台结构的主要因素;高校-智库-政府模型是推动英国教育政策改革创新的核心动力机制,"政策活动家"的作用不容小觑.

认为我国博士生培养管理中存在重结果轻过程、有章不依、知行不一等现象.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研究生教育管理者对博士生培养过程的认知与规范情况,据此提出了建议,指出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应多元善治,实现培养过程的知行合一;前移重心,注重博士生培养过程性评价;规范过程,构建结构化质量保证体系.

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可分为技术、制度和哲学三个层次.技术层次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通常是模仿者、跟随者,以消费和验证知识,并以向更高层次研究型大学供给初级学位获得者为主;制度层次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是先进制度和模式的输出者,并生产原创知识,培养世界一流的高水平毕业生;哲学层次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是大学思想、办学理念的输出者,也是人类、国家、社会和知识发展的卓越贡献者,具有哲学理念、全球领导力、现代化治理三个典型的“基因”.我国在建设更高层次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过程中,应持续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战略,极大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不断促进大学治理现代化,持续投入巨额资金.

英国智库对教育研究成果转化并运用到政策领域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基于访谈调研并运用知识运用经典模式理论分析发现:英国教育智库在解决问题模式中,擅长抓住研究转化为政策方案的难点来强化自己联系需求、整合概括、语言转化的特长优势;在相互作用模式中,结合广泛利益相关者需求充分互动、建立政策网络、高效收集信息;政治模式影响减弱;在启蒙模式中,智库与媒体在互动过程中保持自律;决策者的“觉醒”对研究知识应用于政策领域意义重大.

激励机制是影响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键性因素.如何提高博士生的学习动力特别是作为内部动机的学术兴趣,是我国博士生教育面临的重要问题.对博士生实施激励应以培养学术兴趣为核心,支持学生学术兴趣发展:支持学生关系需求;激发和保持情境兴趣;教师遵循兴趣规律,全面支持学生学术兴趣发展;取消奖励性质奖学金,加强设立保障性质奖学金和科研资助类奖学金.

文章从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的任务出发,对照博士生培养的条件和要求,构建了基于卓越目标的一流学科建设和博士生培养关系分析框架.加之科学研究是博士生培养的不二路径,因此,文章通过对博士生科研体验感受进行实证调查,就我国在校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和培养状况进行分析.这一分析突出了以“学”为中心的增值性评价理念,从博士生切实感知到的学习环境与科研经历出发,全面了解博士生对于导师指导、资源平台、研究文化、能力发展、培养模式等的认知和体验,检视当前我国博士生培养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而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进一流学科建设提供参考建议.

文章通过对加拿大三所工程院校——滑铁卢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瑞尔森大学的深度访谈和案例分析,分别对其极具特色的创业教育模式进行了梳理,总结出了三所大学基于本校传统工程教育优势中所形成的独特创业教育模式:滑铁卢大学的“合作导向”模式、麦克马斯特大学的“问题导向”模式、瑞尔森大学的“实践导向”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高等工程教育中创业教育的路径选择.

国内外学者围绕智库与教育智库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总体而言,学者们对智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内涵、功能及运行模式等方面,而对教育智库则更多关注于其功能与有关教育案例的研究.中国的教育智库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研究视角过于宏观、实证资料支撑不足,甚至对国内教育智库的现状也缺乏基本梳理等问题比较突出.教育智库的建设与发展,仍需要学者们对国内外教育智库进行系统、深入的梳理与研究,并促进不同类型的教育智库基于各自的特色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学位类型的划分是影响研究生培养模式和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我国研究生的学位类型简单地划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种，未能反映职业市场对劳动力类型丰富多彩的实际需求和学科性质的多样性特点。文章认为研究生学位类型的划分问题涉及到研究生教育的供给侧改革，建议对我国研究生学位类型进行重新划分，至少增加一个“应用型”，并根据新的办法，对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做出重大调整，即极大地缩小目前所谓“学术型”学位的培养规模，大量招收应用型、专业型学位的学生，以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回应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类型的多元需求。

通过对37所医学院574名硕士生的问卷调查,对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入学报考、课程教学、临床实践、科研与就业等诸多环节进行调查和剖析.研究发现,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和管理有待加强,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需进一步优化,临床考核、评价存在不足,轻临床重科研的培养观念仍占主导.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加强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