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品集》记载的黑车子,在东北兴安岭一带活动,即后来《辽史》中的黑车子室韦,属于古蒙古语族部落.敦煌出土藏文P.t.1283藏文地理文书中的ga-ra-ga(n)-lig(qara qangl?l?γ/qara qangl?γ,黑车子),早期在叶尼塞河流域活动,是叶尼塞碑铭记录的康里族的一支,操古代突厥语.qara qangl?l?γ/qara qangl?γ黑车子族约在8世纪后期被回鹘征服,后成为回鹘的附属部族之一.qara qangl?l?γ/qara qangl?γ黑车子族与黑车子室韦是分属古突厥语族和古蒙古语族的不同部落,二者不应被相互混淆.

一般的观点认为,从唐朝衰落到蒙古帝国～元朝兴起之间,换言之9/10至12世纪的丝绸之路在不断衰退.但是我一贯反对这一通论,本论文清晰地展示了相关缘由.天山东部地区(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半部)是丝绸之路地带上的一个重要地区,当时占据它的是西州回鹘王国,此处的居民即回鹘人是佛教徒或景教徒,绝非回教徒.通过运用他们在吐鲁番盆地诸遗址及敦煌千佛洞等处留下的回鹘文文书,与东方的汉文史料、西方的波斯语史料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活跃在蒙古帝国～元朝的"斡脱/Ortaq/ortuq"商人的起源,并非西方身为回教徒的回回商人,而是东方身为佛教徒或景教徒的回鹘商人.不过所谓的回鹘商人,实际上是归化了西州回鹘王国并与回鹘人混血的粟特系回鹘人.换言之,回鹘商人的先驱者是隋唐时期活跃在内亚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同唐代金融资本"波斯钱"一样知名的"回鹘钱",与字面意义不同,应该是在协助唐朝镇压安史之乱的漠北回鹘汗国庇护下的粟特商人所经营的"粟特钱".

内外功德使一職僅見於唐代宗朝.不同於内、外朝官員,是分别由宦官和禁軍擔任的佛教事務管理者,負責傳布政令、管建寺院僧尼.内外功德使的出現和發展以安史之亂後使職差遣制發展及中央禁軍勢力增强爲背景,以統治者依賴宦官和禁軍維持政治秩序爲條件,以皇帝借助佛教高僧宣揚宗教手段穩定人心爲職屬.内外功德使承前啓後,既是唐王朝權力真空、政治失序的表徵,也是使職走向確立的象徵,更成爲德宗朝"兩街功德使"崛起之先聲.

叶尼塞碑铭是指发现于叶尼塞河上游的、以黠戛斯语(古突厥语方言之一)鲁尼文镌刻的碑文、摩崖与器物刻铭等,是黠戛斯汗国的历史文化遗存.其中,在E24卡娅乌珠(Khaya-Uju)刻铭的第6条题记中出现汉字"王"的音译ong,在E108乌尤克欧尔匝克(Uyuk Oorzaq)第一碑和E68伊勒巴基(El-Baji)碑中出现汉字"王"的另一音译oo.第一种语音ong的产生背景是华夏王朝与北方草原民族之间的非民间的、国家层面上的语言文化交流.第二种译音oo恐怕源自隋唐时期的西北方音,其产生背景是操古突厥语的族群与西北方言使用集团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

于都斤的另外写法乌德犍(建、鞬)与郁督军,反映于都斤的古突厥语音作?tükk?n较为贴合.与蒙古语相同,?tük是大地之义.在突厥成为蒙古高原主人的6世纪中叶,?tükk?n之音已经出现?tük的尾音-k与k?n的声母k-合二为一的现象.在突厥鲁尼文碑文中,以往被转写作?tük?n的于都斤,转写作?tükk?n更合原音原义.

汉籍记录的黄头回纥居地位于塔里木盆地东缘至阿尔金山脉北麓一带.10 ～ 11世纪,在喀喇汗王朝东进的大潮流下,客观条件不支持河西地区的回鹘人反其道而行之,退守沙州西南进而发展成黄头回纥.和田出土鲁尼文木牍文记录10世纪时期佛教徒撒里在塔里木盆地北缘一带活动,米兰出土Or.8212/76鲁尼文文书记录米兰一带有撒里,此撒里即11世纪后期的黄头回纥.

12世纪出现了蒙古部首领祖元皇帝与太祖元明皇帝,祖元皇帝即合不勒汗,"元明"即屯必乃汗之名,是古代突厥语tun(元)bilg?(明)转入蒙古语中后的讹化音.蒙古部改元"天兴",是指他们在蒙古部内部称汗,或为宣称脱离辽朝和金朝统治的一种表达方式,但绝非汉语语境下的"改元".天兴即蒙元皇帝圣旨套语m?ngke tngri-yin kücun-dür,yeke suu jali-yin ibegen-dür(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简略译法.为区别于12世纪前中期的"蒙古国"(Mongγol Ulus),成吉思汗名其创建的国家为"大蒙古国"(Yeke Mongγol Ulus).

上世纪末碎叶古城遗址出土了一块刻有"蹛林""阴山"等几个古代地名的汉文碑石残片.这些以汉字记录的地名所蕴含的历史学信息表明碑主人并非唐朝内地出身,而是出自漠北铁勒部落.其在唐朝的征调下参加了高宗显庆年间攻灭西突厥阿史那贺鲁部的伊犁道行军.该残碑为唐时期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的民族流动提供佐证材料,反映了唐政府对漠北以及西域少数民族实行了有效的羁縻统治.

公元840年蒙古高原的回鶻汗國崩潰之後,西遷回鶻人的一支不久就以吐魯番盆地爲中心,建立起高昌回鶻王國,又稱西州回鶻王國(9世紀中期—13世紀初).在高昌回鶻王國境内,源自中亞粟特文的回鶻文得到廣泛使用,初期盛行漠北時期的國教摩尼教,自10世紀以後佛教漸次佔據主導地位,同時基督教聶斯托利派(Nestorianism,景教)亦有流傳.

伯希和编号敦煌莫高窟第181窟出土第193号和194号回鹘文书是记录物品发放的账本残片,年代属于元代.其中的q?ngsai是行在的音写,即南宋都城临安,今日的杭州.q?ngsai tavar即"行在缎子"之义,表明杭州产的缎子在元代已经流通于西北地区的敦煌等地.其背景是当时回鹘人联系网在中国内地的存在.

12-13世纪,活跃在中国北方的商人主要是信奉景教和佛教的粟特—回鹘商人,另包括一小部分穆斯林商人.克烈部人脱不花投奔铁木真,表明金朝的萌古乣是设置在汪古部地界内的,当时的汪古部和蒙古部之间有着密切往来.回回商人阿三是假借商人名分,经汪古部推荐投奔铁木真的.镇海是通汉、蒙古、回鹘、波斯等多种语言文字的回鹘商人,他可能在华北地区行商时,通过蒙金之间的符场交易结识了铁木真.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U5328回鹘语文书反映,12-13世纪粟特—回鹘商人仍然在与草原游牧民进行着交易.

“贺兰”是古突厥语驳马ala-hala复数形alan-halan的音译.驳马部别名曷剌是古突厥语ala-hala的复数形alat-halat的音译.驳马部别名遏罗支是古突厥语ha-la-(c)(i)＞a-la-(c)(i)(有驳马者)的音译.古突厥语ala-hala最初是斑驳色马匹之义,后衍生出斑驳色之义.

北方及东北地区是各少数民族长期生活的地区,民族变换频繁,导致地名不断更新.大兴安岭是我国许多民族的发源地,追述地名的变迁,可以使该地区历史上语言变化、民族迁移、民族整合、社会生活等情况得到明晰,通过历史的变迁认识该地区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的应有地位.

王延德撰《西州程记》是关于早期高昌回鹘历史的重要史料,亦是研究10世纪中国北方民族史的基本材料.关于王延德所记录的漠北九族达靼部落的居地与名称的考释,反映了当时的九族达靼主要位于包括鄂尔浑河流域在内的杭爱山脉至土拉河一带,其部族名称与《辽史》记录的阻卜的部族名称,以及《史集》记录的克烈部及其分族的名称有着密切关系.当时的九族达靼直接向北宋王朝朝贡,且其社会已经产生了阶级分化.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组织“胡汉语碑刻考察团”,于2018年在蒙古国境内进行了科研考察.考察对象主要是隋唐时期历史文化遗迹,包括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希内乌苏碑、毗伽啜莫贺达干碑、乌兰楚鲁特铭文、太哈尔石铭文、筒瓦鲁尼文铭文等.此次考察活动,为揭示历史上漠北草原和中原、新疆之间的密切联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在关于成吉思汗((C)inggis Qan)称号的讨论中,认为源自古突厥语(c)ingiz(可怕的,凶猛的,坚固的,强健的)的意见获得重视.西州回鹘王国时期的鲁尼文军需文书Or.8212/76 (2)中,出现人名腊真巴彦谷成吉思(La(c)inBayanguq (C)ingis).其中的(c)ingis为“强大者”之义.蒙古语cinggis存在源自回鹘语(c)ingis“强大者”或蒙古语(c)ing(坚固和有力)之复数形式所充当的名词的可能.(c)inggis之词根(c)ing可能是阿尔泰语系共同语.

1955年蒙古国考古学家道尔吉苏仁(Ts.Dorecisuren)在距离乌兰浩木(Ulaangom)50公里处一个名叫哈尔吾斯(Har Us)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回鹘文碑铭.该碑铭共八行,最初被认为是粟特文、后来确认为回鹘文.它被公认为840年鄂尔浑回鹘西迁以前的遗物,是用回鹘文写的第一个文献.回鹘文《乌兰浩木碑》在研究突厥文的遗弃及回鹘文的使用等方面提供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回鹘文《乌兰浩木碑》进行语文学研究.

呼和浩特白塔回鹘文题记Text Q反映了蒙元时期曾有突厥语族景教徒在丰州地区活动.上述Text Q题记,出自当地的景教徒汪古人之手的可能性最大.汪古人属于回鹘文字文化圈,汪古部五大代表性集团渊流均与西域有关.10至11世纪,包括景教徒在内的西州回鹘辖下粟特系回鹘商人,足迹遍及河西、陇西、漠北、契丹、宋朝内地等.景教在汪古部中的流传,与西州回鹘辖下景教徒商人的活动和景教教团势力的向东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汪古部中虽包括部分沙陀突厥人与回鹘人之后裔,但将其统治阶层视作出自西域的景教贵族,不悖于理.汪古名称可能源自回鹘语(o)ng“东方、前方”.

蒙古国新发现的古代突厥鲁尼文柯尔格色音敖包(Hirgisin Oboo)碑文属于后突厥汗国时期.依据我们的实地调查和解读,碑文主人名为bilg(a)(c)or maγa tarqan“毗伽啜莫贺达干”,是长安三年(703)出使唐朝的后突厥汗国使者莫贺达干.碑文记录的ü(c) Q N＞ü(c) qan“三位汗”和tuluγ qan,有待进一步探讨.

《突厥语大词典》记录的古地名Qatun S(i)n(i)“可敦墓”位于哈密东,纬度与哈密相同,难以勘同为呼和浩特南郊的昭君墓.以《突厥语大词典》圆形地图给出的于都斤的地理方位——额尔齐斯河源头为参照物,探讨Qatun S(i)n(i)“可敦墓”的地理位置,其前提偏离了正常的研究轨迹.将昭君墓视作可敦墓,存在名称上的龃龉与逻辑思维上的本末倒置.将《突厥语大词典》所述与唐古特族发生过战斗的Qatun S(i)n(i)“可敦墓”,视作漠北达靼地内的镇州可敦城不悖于理.虽然漠南地区存在连接契丹与西夏、喀喇汗朝的通路,但马卫集记录的由喀喇汗朝前往契丹的交通线,是从沙州经由漠北的于都斤与镇州可敦城后抵达契丹,反映的是11世纪初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