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利用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数据,采用Cross-section Weights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小微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以融资约束为中介变量考察这种影响路径的非线性中介效应.实证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小微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这一影响结果具有异质性,在经济发达地区、中东部地区、规模较大的小微企业中,提升效果更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的缓解对小微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非线性影响;从融资约束角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小微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当企业处于相对较高融资约束水平时,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较为明显,随着小微企业融资约束的进一步缓解,这种作用效果会递减,在较低融资约束水平时表现为抑制作用.

农户借贷对于助贫脱贫,促进家庭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4、2016、2018年CFPS中有关农户的调查数据,探究农户借贷对家庭增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总体上农户借贷对家庭收入的促进效应较为显著,但对不同微观特征的农户存在明显异质性影响.具体而言,农户借贷的增收作用在中低资产价值、低支出水平、较低文化水平及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农户家庭中更为显著,即借贷资金对于农村弱势群体的增收影响更大,此结论说明普惠金融的持续发展对于农户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持续加大普惠金融在农村的实施力度与覆盖广度;同时关注个性化的金融支农服务,注意补贴性质的信贷与正常信贷发放相结合,采取差别化的信贷获取门槛;在空间非均衡状态下将借贷资金向增收作用更加明显的地区倾斜,对沿海地区注重产业信贷支持,对中西部地区则以扶贫类信贷资金为主.

促进农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帮助贫困群众就地就业是实现稳步脱贫最为直接的手段.本文基于辽宁省阜新市建档立卡的既往贫困户调查数据,利用VEP方法对研究对象脱贫后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评估产业扶贫政策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对产业扶贫效果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户脆弱发生率与贫困发生率差距较大,部分农户有返贫的风险;整体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贫困脆弱性,然而不同的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扶贫效果较好,而加工业扶贫效果并不显著.因此,本文建议后续动态调整扶贫政策,根据地区优势和贫困户特点,落实"一对一"定向精准扶贫机制,从而巩固脱贫效果,阻止脱贫农户返贫.

本文在阐明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07-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发展深度、空间广度及渠道维度三个方面,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减贫的门槛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门槛与空间层面,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抑制作用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的特点,且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对农村贫困减缓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渠道层面,普惠金融减贫的直接渠道与间接作用渠道并存,直接路径中可获得性渠道发挥主要贫困减缓作用、服务质量渠道的作用尚未显著发挥,间接路径中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渠道均得以有效验证.

本文基于世界银行2014年普惠金融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系统考察,并从性别、年龄、收入水平及受教育程度4个方面对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障碍因素、借款来源及储蓄动机问题进行了微观特征考察.研究表明,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微观特征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女性群体、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和低教育群体是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尤其需要关注的群体,这些群体对金融的参与程度将直接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效率.因此,应在提升农村女性家庭地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精准扶贫力度、普及金融消费者教育方面积极调整政策,以期有效提升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效率.

本文基于普惠金融可获得性、使用效率及服务质量的三个维度,系统地阐述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特殊性及存在的制约因素,分别从完善征信制度、加强农村信用评价体系建设、推进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及开展农村信用文化意识建设等层面深入探讨了普惠金融背景下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创新路径.

在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全球金融周期已经形成.全球金融周期会改变各国资本流动情况,进而影响主要资产价格,这一作用机制在中国市场得到了印证.文章进行VAR分析,结果表明:以股票市场价格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为代表的中国资产价格对于全球金融周期存在较为敏感的负向反应.

作为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农村非正规金融有助于农村金融市场形成竞争格局,有助于资产形成更加合理的价格.本文在估算1987-2013年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规模的基础上,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影响渠道及影响效应.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货币政策的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影响能力和效果不同,其中利率传导渠道的影响能力较弱;信贷传导渠道对农村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较为显著,且给正规金融市场和非正规金融市场带来的共生效应要强于替代效应.为了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调控作用、进一步规范农村金融市场运行,应该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时建立正规金融市场和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合作互补联结机制,引导非正规金融市场透明化和规范化.

本文通过信息熵算法对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了度量.在此基础上针对人民币汇率影响消费结构的渠道进行理论框架分析,最后利用VAR模型对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结果表明,汇率变动主要通过财富效应渠道、价格效应渠道、收入效应渠道对消费结构产生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在财富效应和价格效应的负向作用下,引起了消费结构的恶化,而收入效应则有助于消费结构的优化.由于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结构信息熵的贡献率最大,因此人民币汇率对居民消费结构的综合影响体现为负向,即人民币升值将带来消费结构恶化.鉴于此,一方面我国政府应谨慎对待人民币的升值问题,另一方面,应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改变消费环境、提升消费意愿等措施努力发挥正向的财富效应、价格效应和收入的效应.

文章通过对我国20所高校金融专业的考察,发现其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专业方向设置等方面存在高度趋同现象,对于学生就业、学科发展以及教育资源配置都将产生不利影响.导致金融人才培养同质化的原因主要包括我国教育行政层面的制度因素、高校层面的发展定位因素,以及教育主体层面的职业素养因素.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教育管理部门应该扩大高校课程设置的真实自主权,鼓励高校进行课程的特色设置;高校自身应该明确定位,提升办学特色,尤其加强交叉学科的发展;与此同时,教师队伍结构也应该进一步优化,不断增加教学方法的灵活性.

企业家精神教育不应仅仅表现为以创业课程为载体的培养模式,而应强调跨学科教育的渗透与融合,培养具有创新性与理性承担风险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随着经济及金融的全球化,金融对企业家创新活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金融技能成为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必备技能,因此金融教育与企业家精神教育的耦合程度不断提高.经过60多年的发展,虽然我国高校金融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学教育框架,但是金融学科教学过程中依然存在同质化程度高,金融实验教学落后,教学主体背景单一等问题.新型金融教育模式发展应该抓住金融学发展的本质特征,利用金融教学与企业家精神教育的契合性,构建差异化金融学科课程体系,完善金融学科教学方法,丰富金融学的教学主体.

There are multi-level difficulty in urbanization process such as capital scale, product structure, investment orientation and financial environment, which requires omnibearing financial inno?vation including bond market innovation, consumption finance innovation and medium-sized and small enterprise financing innovation. However, financial innovation can give rise to financial risk, threatening the security of financial system, which should cause high degree of attention. Financial risk in emerging urbanization process has clear urban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ur?banization process regarding accumulation of stock risk, and formation of increment risk. The trans?mission of financial risk influences emerging urbanization through way of finance, consumption struc?ture, capital pric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refore, it is an efficient way to construct an early warning system, and a macro-control and micro- restrain mechanism of prevention of financial risk to prevent financial risk in advance; financial supervision innovation and reasonable risk deliverance measures can relieve and control financial risk in the process and afterwards maximally.

本文测度了我国主要省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运用Pagano模型对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的金融支持路径进行了识别,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不同金融路径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金融路径有3条,分别由储蓄动员效率、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和投资投向效率刻画;3种农村金融效率对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均具有比较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储蓄动员效率对农业现代化影响的乘数效应最大、储蓄投资转化效率次之,投资投向效率的影响程度最低;利用储蓄动员效率和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促进农业现代化是目前我国的现实选择,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深入进行,储蓄动员效率和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必定让位于投资投向效率。

文章以信贷配给理论为基础,以长春市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数据为依托,研究了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而探讨了这种新型机构的发展对地方经济的耦合作用。结果表明,小额贷款公司不仅可以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而且对于完善金融制度、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应给予大力支持,审时度势和因地制宜,才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文基于东北地区518户样本农户调研数据,采用离散选择模型对农户信贷需求结构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整体富裕程度不高,贷款资金主要投向基本消费领域即以消费性信贷为主;家庭人口越多、户主年龄越大、消费性支出越多,贷款主要用于消费的概率越大;而务农人数越多、农业收入及农村工商业收入越高、生产性支出越多,贷款主要用于生产的概率越大;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应充分考虑金融需求结构的静态特征和动态变化趋势,商业性金融机构继续保持和完善生产性信贷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针对农户基本消费的信贷产品;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较大,而且透明度低、操作不规范、各预算层级和区域分布不平衡,极易引发债务风险。债务风险不但会在地方层面积聚,还会沿着财政链条纵向传导至中央政府,沿着金融链条横向传导至金融体系,威胁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有必要遵循调节总量——控制增量——削减存量的路径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有效防控。

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认为消费是人类永恒的享受条件和生存条件,消费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因此人们应该把注意力由传统的积累财富转为依靠消费和生产创造财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复杂形势下,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外需受挫,内需不足,尤其表现为消费率偏低。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对于我国扩大消费需求,转变经济增长结构,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后危机时代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的消费理论为指导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健康增长。

本次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严重背离,但是危机后全球经济虚拟化的趋势不会就此逆转,因此,应该注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平衡发展,并将其纳入到监管体系,作为监管创新的基本点;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直接冲击是外需萎缩,经济增速受限,因此,应该以马克思的消费理论为指导,转变主要依靠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将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突破口。

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次贷市场,它的蔓延路径和发展态势清晰地暴露出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脱节等一系列深层次的经济发展问题.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和演进不仅给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提醒各主权国家应该对政府债务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警惕。中国中央政府债务虽然远在警戒线之下,但是庞大的隐形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容忽视,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际上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国家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首要因素。因此有必要从严控地方政府原始举债规模、降低地方债务违约率、加强逾期债务清偿能力三方面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有效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