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管辖权制度是影响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的关键性因素.在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企业"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是否有必要将税收管辖权制度从抵免制转变为免税制成为学术界和管理层关注的焦点.本文利用2003-2013年BvD全球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导致的境外所得税减免对中国境外子公司对外投资和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境外所得税减免显著提升了中国境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增长率,但对其股利分配率并无显著影响.拓展性分析表明,境外所得税减免提升了中国境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税收遵从度.异质性分析发现,境外所得税减免优化了中国对外投资的行业结构及区位选择,对提高制度环境好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资增长率的影响更明显.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对加快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保障机制具有重要启示.

财政体制是影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基础性制度.基于分税制财政体制特征,本文提出了一个"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的概念性框架,利用全国市县级政府财政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县级政府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对当地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及内在逻辑.结果显示,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尤其是支出分权大于收入分权的负向非对称性会显著驱使本地企业在异地投资设立子公司.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更加明显,且主要促进了资本的省内跨市流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所在地和投资目标地的财政收支分权差异通过市场投资环境从"推力"和"拉力"两方面共同驱使企业进行跨区域投资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驱使的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在短期内造成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尤其是过度投资的增加以及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不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在当前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为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采用多期DID方法,检验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节余指标流转模式对贫困县脱贫攻坚与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指标流转模式不仅有利于贫困县在短期内脱离绝对贫困,还有利于农民长期增收.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政策在国家级贫困县的实施效果更优;财政自给率的差异不会影响土地指标流转模式对贫困县脱贫的促进作用,但高财政自给率下农民的收入会相对下降.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探讨土地增减挂钩政策促进产业发展,从而促进减贫增收的原因.短期效应表现为新增企业数量的增加,刺激了贫困县产业的兴起;长期效应表现为土地指标流转收益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2018年起实施的《环境保护税法》赋予了地方政府制定本地环保税率的自主裁量权,省际的梯度税率格局可能引起企业策略性迁移行为,从而产生政策非意图的结果.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地区间环保税率差异与污染企业跨区迁移的关系,证实了环境治理成本的不同是污染企业区际迁移的关键驱动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保税率省际差异对污染企业跨区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税率地区差异致使污染企业倾向于选择"避高就低"的迁移策略,在相对税率较低的地区设立更多异地子公司.这一现象在重污染行业及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更为明显,且跨区迁移呈现寻求更优市场环境和就近迁移的方向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税率差异下的跨区迁移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企业利润,但削弱了企业短期内绿色创新的积极性,同时造成污染转移.本文研究揭示了环保税改革可能引发的政策非意图结果,为全面评估和把握当前环保税改革的实际政策效果提供了现实证据,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和理解环保税率差异对企业策略性行为的影响,而且也为中国进一步加强环境治理及有的放矢地协调地区间环境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2022年4月16日,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主办,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承办的"2022年财政学研究前沿暨新百年中国财政改革研究学术研讨会"于线上召开.二十位国内财政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和专家齐聚云端,报告了他们关于中国财政学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直接参会人数超过三百人,另有五百余人观看了会议直播,这表明,严峻的疫情形势并未阻挡大家的学术热情,日益成熟的网络会议技术为学术思想的更广泛传播提供了便利.

2014年以来,中国实施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改革,促进了基本养老保障体系的城乡均等化,为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改革对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改革显著改善了居民的主观福利水平,使其生活满意度提高了 0.064,抑郁指数降低了 0.420;而且该效应在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原新农保参保群体、已经在领取养老金的群体与东部地区居民中更为突出.渠道分析发现,改革主要通过提高养老金收入影响已在领取养老金群体的主观福利.为进一步完善城乡居保制度,文章建议健全缴费激励机制、逐步提高统筹层次、积极推动跨区域整合,缩小社会保障领域的三大差异.

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凸显了环境目标与经济目标的权衡问题.本文利用"十一五"期间实施的环境目标责任制,考察了地方减排目标的增强对其他经济类目标设定的影响.结果发现,由于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之间在短期内存在着矛盾关系,因此环境目标责任制的实施使得地方政府在经济目标上进行了策略性调整.基于地区间减排目标的差异,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环境目标责任制实施后,相比低减排目标地区,高减排目标地区的经济增长目标和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下降更多.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拉动作用以及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正向影响,因此相比于低减排目标地区,高减排目标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没有显著降低.本文的研究为新时期完善中国式政府目标责任制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参考.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推动我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支撑和内在要求.本文回顾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在县域内城乡间流转、省域内跨县域流转、省份对口协调三个阶段的实施背景、政策内容与阶段性特征,重点阐述了增减挂钩政策是如何解构城乡土地二元结构和打破土地无法在空间上流动的固有属性,从而促进全国统一土地要素市场建立与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过程,并探讨了与之伴生的财政横向转移支付体系如何得以初步建立.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交易对象、交易范围、交易主体、交易规则、交易平台五个方面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市场化交易的设计思路,建议以增减挂钩政策作为模板与基石,推行和完善全国统一土地要素市场与中国式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2014年以来，中国实施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改革，促进了基本养老保障体系的城乡均等化，为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改革对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改革显著改善了居民的主观福利水平，使其生活满意度提高了0.064，抑郁指数降低了0.420；而且该效应在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原新农保参保群体、已经在领取养老金的群体与东部地区居民中更为突出。渠道分析发现，改革主要通过提高养老金收入影响已在领取养老金群体的主观福利。为进一步完善城乡居保制度，文章建议健全缴费激励机制、逐步提高统筹层次、积极推动跨区域整合，缩小社会保障领域的三大差异。

基于中国撤县设区改革,研究经济导向的中国行政型城市规模扩张对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的配置效应.理论分析表明,撤县设区改革会对基本公共服务配置产生量与质的不同影响:基本公共服务数量会有所减少,但质量会有所提升.基于2000—2007年撤县设区改革实践和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改革后,城市基础教育学校数(尤其是普通小学学校数)和医院、卫生院机构数都有显著减少,但以专任教师数、生师比和卫生机构床位数表征的质量变量则有所提升.基于2000—2006年财政支出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改革引致地级市政府和被撤并县政府财政支出上的分工与协调,地级市政府增加了医疗卫生支出,被撤并县政府则增加了教育支出.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构建绿色税制的重要里程碑.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环境保护税税额省际差异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环境保护税税额省际差异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在该税法实施后,与税额标准不变地区相比,税额提高地区企业的总绿色专利申请占比短期内并未产生显著变化;从专利类型上看,税额提高地区企业的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占比出现了显著提高,但绿色发明专利申请占比并未产生显著变化.同时,环境保护税税额省际差异对企业绿色实用新型创新的显著影响主要体现在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和中度污染企业,环境保护税税额省际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以及提高企业绿色专利当期被引数量占比.通过以上实证研究,本文对进一步优化我国环境保护税制度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文章研究了中国式税收分成激励对地方公共产品配置的影响.基于财政激励逻辑的理论分析,以及利用1997-2011年各省市县级政府税收分成数据与地级市市辖区各类公共产品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税收分成激励会带来"税基增进型"公共产品的配置,而对"非税基增进型"公共产品的配置具有负向或不显著影响.对于理论逻辑的实证检验也证实了税收分成激励的税基增长效应,"税基增进型"公共产品对工业产值增长或房价资本化的效应.本文研究丰富了中国式税收分成激励经济效应的文献,也为地方公共产品配置偏向提供了财政激励视角的新证据.

2019年9月26日国务院印发的《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明确了消费税的改革方案为“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本文以该方案为基础,讨论了消费税改革的理论争议与改革导向;利用《中国税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测算分析了不同征收环节下消费税收入的地区分布,发现消费税后移征收环节及下划地方后会产生新的消费税收入分配不均衡问题;测算分析了“定基数、调增量”改革对地方财政收入的短期影响,发现短期内部分地区会出现“保基数”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以完善央地间财政关系、健全地方税体系为导向的消费税转型改革建议.

中国特殊的官员晋升机制和财政压力与土地制度相结合催生了中国式地区间工业地价引资竞争问题.地区间以工业地价等表征的引资补贴博弈会导致“逐顶竞赛”,使得工业地价过低,抵消甚至超过资本税收.在资本供给弹性为正的情况下,过低的工业地价会引起资本总供给和总投资增加,从而产生过度投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三个理论预测:地区间存在着正向的工业地价空间策略互动关系;地区间“逐顶竞赛”结果使得地方政府工业地价引资策略基本是无效的;过度资本补贴引致的低质投资难以带来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基于104个城市2008-2015年间的相关数据,本文验证了上述三个理论预测.本文的研究为体制性产能过剩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深化了对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模式的认识,其重要政策启示是要完善体制机制,引导地方政府由补贴竞争转向更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营商环境竞争路径上来.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时代的重要任务,科学的财政体制安排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制度保障.基于此,文章立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的角度,按照学术史规律和改革进程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的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文章从国际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演进及中国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进展、财政分权改革负效应、政府间事权划分改革、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等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综述.在此基础上,文章总结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并以财政体制的四大基本要素(财政层级、政府间事权划分、政府问收入划分和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为着眼点,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立足点,提出了未来值得研究的主要问题,以期更好地推进这一方向上的研究进展.

本文将中国式分权下的两个核心制度——税收分成制度与土地制度——联系起来,基于财政激励视角,研究税收分成对地方政府城市土地配置行为的影响.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市县级政府面临的增值税分成、营业税分成变化对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配置产生的直接和交叉效应.利用1999-2011年间相匹配的市县级政府税收分成数据和地级市市辖区分类型土地使用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 显示,增值税分成通过财政利益效应显著正向影响了工业用地的配置;营业税分成通过影响增值税的相对分成变化显著负向影响了工业用地的配置.财政利益效应和财政压力效应的相互抵消,使得营业税分成变化对商住用地的配置效应较弱;增值税分成上升通过工业溢出效应和财政压力转嫁效应促使地方政府增加了居住用地的配置.基于财政自给率、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和产业结构的异质性检验结果与财政激励理论预期结论一致.最后,文章还发现,增值税分成上升降低了工业用地单位面积的产出效果,工业用地的集约利用仍是未来改革的重点.

为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需求侧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是中国现阶段的重点,限购是最常用的政策工具之一,其影响受到大众和学术界的关注。虽然限购政策的有效性已有不少学者关注,但结论尚不一致,且缺乏对限购政策外部性影响的经验研究。因此,本文基于房地产销售与租赁市场和土地市场的日度交易微观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更准确地评估了限购政策抑制房价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将各市场领域的关联性纳入分析框架,探究了限购政策对房地产租赁市场与土地市场的外部性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限购使房价下降10.12%,大于以往研究的估计结果;限购使房租上升25.09%,住宅地价下降9.08%,但对工业和商业地价没有显著影响。倾向得分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反事实分析均显示实证结果的可靠性。限购政策的外部性表明,该政策不利于改善实际住房需求者的福利,且可能引发地方政府的"软性抵抗",未来的工作重点应在加强地方税体系建设基础上不断深化土地和房地产的供给侧改革。

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凸显,中央政府不断出台化解产能过剩的相关政策,但效果不符预期,这一问题值得深思.本文试图以地市增值税分成变化为切入视角,分析这一财力冲击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地市政府积极应对增值税分成减少所形成的财政压力,努力发展能够带来大量增值税的产能过剩行业工业企业.最后,本文发现也证实这种“压力式”的财政激励使历次化解产能过剩政策的效果不佳.可以认为,财政压力是中国产能过剩形成和化解难问题的关键性因素.这对于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在经济社会转型期,地方政府面临着“压力型体制”下复杂多样的压力来源,积极汲取财政收入成为地方政府应对压力的主要途经,从而形成典型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文章以取消农业税改革作为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变化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强度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财政压力变化的财源增长效应.文章研究发现,在同一地区内,取消农业税改革后财政压力更大的县,其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产值实现了更快增长.但这一结果并未出现在同一地区中农业税占比更大的县,说明地方政府的财源建设行为更多来自财政压力的激励而非税收结构变化的激励.这种财政压力的工业增长效应更多发生于工业基础薄弱和财政自给率高的地区,且放松环境规制成为地方政府实现工业增长效应的重要手段.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省级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实践,检验各地市增值税分成变化的环境污染效应,探讨财政压力引起的财政激励对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压力的增加显著地提高了工业污染水平。机制分析表明,这不仅只是由于地方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也有地方放松环境规制以吸引更多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因素。此外,国有企业是地方扩大工业规模的主要路径。中国未来环境治理效果受到地方财政压力的约束。</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