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兰陵王》以独到的国际视野对北齐歌舞戏《兰陵王入阵曲》进行了再创造.剧中过渡主体人性回归的仪式进程,体现出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理论;面具符号的进一步运用具有表现主义戏剧的特征,将人物内心外化,使全剧充满西方悲剧美学意味;《兰陵王》对仪式和戏剧精神的探讨,并非艺术形态上的简单循环,其为戏曲创作在现代审美语境中加强当代性表达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魏长生乃清代中叶蜀中名伶,对戏曲艺术的发展贡献颇大.目前学界对其研究也已较为透彻,主要集中于其生平事迹、男旦艺术,以及对戏曲艺术的影响等,但关于其生卒年、幼年学戏的原因、是否修建老郎庙、所唱为何种声腔、演出淫戏等问题,囿于现存资料的匮乏,尚有争议.论文通过梳理历年来学界对魏长生的研究,总结其成果与不足,指出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旨在推进对魏长生及男旦艺术的研究.

清光绪、宣统年间,上海的戏曲商业出版声势渐盛,后来居上.其特点主要有:《西厢记》出版次数最多,《牡丹亭》《桃花扇》等经典之作和皮黄戏选本也是出版热点.出版过曲籍的书局与报刊社为数颇可观,其投资者来自全国各地.它们大多在其他城市设立分部或销售网点,出版的曲籍流通于国内各个地区.参与编校的人员大多来自上海及周边戏曲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区,且在戏曲、小说、书画与诗文等领域颇有造诣.由于石印与铅印技术的运用,曲籍类型、版本形态与营销策略都产生了显著变化.得益于大都市的聚集效应和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上海成为新崛起的戏曲出版中心.

张野塘是明代嘉万年间卓有造诣的北曲家,曾为昆腔水磨调的创制做出重要贡献.其子张八与张九、孙张聘夫既能传父祖之艺,又各有擅场,皆有名于当世.张氏祖孙在器乐和声乐两方面推动南北曲的融合,在曲学方面有《较正北西厢谱》传世,不仅对昆曲音乐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显著作用,也推动了北曲在南方的传承和演变.

国内学界对明清曲籍刊刻的研究起步晚,近十年以来关注度逐渐提升,考察时段以晚明为主,地区以南京、苏州、杭州和建阳等为主,讨论重点有曲籍刻本及其特点与价值、书坊及其经营、曲籍刊刻的特点及影响因素等,成果较丰硕.但是,以明清曲籍刊刻为整体进行的宏观研究很罕见,有不少薄弱环节,如晚明以外各时段的曲籍刊刻,浒湾、四堡、广州、佛山、武汉和上海等地区的曲籍刊刻,曲籍家刻与官刻,散曲集与曲学著作的刊刻,曲籍刊刻的内在规律和文化功能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等.总之,曲籍刊刻研究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仍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牌记是古籍特有的刻书标志.作为牌记重要的组成部分,曲籍牌记既有一般牌记的特点,又独具特色.现存曲籍牌记数量较丰富,可据以考察明清曲籍刊刻的发展演变,探讨戏曲文献学与刻书史的一些具体问题,如鉴定版本,探究版本源流,区分家刻本与坊刻本,判断曲集的独立性,考察书价,推断刻书地点,梳理书坊之间的关系,了解刊者的心理以及书坊营销策略等.由于存在不同版本共用同一牌记或书坊为逐利而造假等现象,导致版本鉴定失误等问题,需要研究者结合其他资料进行甄别.

谈及《三国演义》,多少人眉飞色舞,口若悬河.然而,对于作者罗贯中的生命历程与情感世界,人们却所知甚少.载录其生平的文献即使有,也是片言只语,且人言人殊,令人莫衷一是.因此,当笔者打开怀兴老师的新编历史剧《仙霞古道》,眼睛一亮:从书册的背后,从历史的深处,罗贯中一声长啸,飘然而至,踏上了关雄峡险的仙霞古道,其形伟岸,其心仁厚,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令人瞿然惊喜.

新编梨园戏《陈仲子》创造了形神双美的情境,既动人心魄,也发人深省.其创作经验可总结为三点:1.王仁杰先生写心写魂,赋予陈仲子这一形象极具张力的情与思,为二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创作团队坚持"返本开新"的创作理念,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平衡点;3.该剧充分运用舞台调度,音乐、表演、舞美,乃至谢幕诸环节,无一不精心设计,着重提升音乐和科步的表现力,改造舞台格局,发挥灯光、音效和色彩的作用,不遗余力地创设情境.舞台表演的视听效果明显增强,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明嘉靖年间,沉寂了一百五十余年的曲籍编刊走出低谷,渐趋活跃.由于成化以来散曲创作复兴,这一时期编刊的曲籍多数为散曲集,其作者多出自以康海与王九思、李开先、杨慎为主的三大曲家群,其地区以西安、章丘与苏州最为集中.编刊类型以家刻为主,主其事者除了闲居乡里的士绅,还有在职官员.他们投身其中,主要是出于交际、娱乐、宣传或心理等方面的需求,曲籍编刊的文化功能得以拓展.散曲创作与编刊相互促进,反映了明初遭受沉重打击的士绅与官僚阶层已重新振作,并展现了创造、传播文化的力量.

2010年福建梨园戏实验剧团重排《节妇吟》,王仁杰秉持"返本开新"的宗旨,对旧版进行删改,体现出"精""准""趣"的艺术追求,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旧版"战斗性"标签.《节妇吟》的创作与改编为传统戏剧走进当代生活,走近年轻一代,走向未来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董榕创作《芝龛记》,既出于劝世的用心,也是为了逞露才学.题材内容方面,该作不论正稗,广收博采,叙事、记人皆不厌其烦,展示了作者在史学、经学、宗教、民俗等领域富赡的学识;表现形式方面,该作遵循事必有据和想象虚构相结合的原则,采用双生双旦的复线结构和诗文词赋等多种文体,集句的大量使用尤为引入注目;又引入戏中戏、清唱小曲、魔术、杂技等表演伎艺,善于运用集曲、借宫、南北合套等编曲方法,并常常选择不常用的宫调和冷僻的曲牌,充分呈现了作者在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才华.作者刻意自炫,主要是为了获得认可和成就感,以满足其心理建设的需要.同时,也与当时文学艺术的发展变化有关.乾嘉以降,学人之曲兴起,《芝龛记》的问世正好体现了这一风气的转变.

新版《陈仲子》遵循返本开新的艺术原则,以保留梨园戏传统唱腔和程式科范为基础,融入现代意识,在表演、音乐、舞美等方面大胆运用新的表现手法,既守住了梨园戏典雅、优美、细腻,又活泼、诙谐的剧种特色,又提升了传统艺术的声色之美,强化了演出效果.可见,在话剧加唱的模式之外,新编戏可走的道路其实很宽阔,守本与开新结合得越彻底,创造出舞台效果就越动人.而且,创新不应该成为平庸之辈的遮羞布,从事创新的必须是深深懂得、尊重传统戏曲,才能卓越的行家.

朱素臣的《十五贯》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公案剧,其重心不在两桩冤案,而在于生命个体尤其是寒门士子的生存境遇.作者寄寓其中的,不仅是惺惺相惜的关怀,更是无力主宰自我命运的叹息.通过反映家族、婚姻、礼乐和司法等制度对两对年轻人造成的重要影响,该作细致入微地揭示了皇权时代这些社会制度是如何作用于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行为方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和德行,也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和境遇.

在明清戏曲刊刻史上,《芝龛记》具有典型意义.清乾隆至光绪年间,在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该作至少编刊了8次,共留下9个版本.从事者以中下级官僚和士绅为主,他们以丰富的人脉资源为依托,以共同的文化身份为纽带,组成富有影响力的文化圈子,充分发挥了编刊在个体的心理建设、家族的文化建设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建设等方面的作用.

清董榕 《芝龛记》 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传奇,其价值与不足都颇为突出.该作熔铸儒道释三家思想,以忠孝神仙之说与阴阳之辨为基础,着力构筑凡世与灵界两重时空,描摹女性群像.既全景式地呈现明清易代的沧桑巨变和女性的社会生活图景,又在教忠劝孝的同时总结明亡教训,抚慰历史隐痛,从而拓展了传奇表现历史与社会的广度和深度,增强了它的文化功能.但由于作者兼顾史家和儒臣等身份,试图表达的东西太多,在生硬说教、 歌功颂德之外,还产生了自相矛盾、 过于庞杂等毛病.可见,一味求大、 求全,难出上乘之作.

任何一种文艺样式,其存在的空间、方式、审美形态和文化品格,以及盛衰的转折等,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特定的文化土壤,二是围绕这一文艺样式开展的创作、观演、批评和理论等活动.昆曲的文化土壤有很大一部分是江南望族提供的,相关活动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江南望族组织并主持的.从这两点来看,江南望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昆曲的生态.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望族及其文化的衰落无法逆转,昆曲的兴盛也将一去不返.倘若不切实际地倡导振兴,并以创演新戏为主要的振兴之途,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李开先编刊《中麓小令》时,凭借其个人和交际圈的号召力,采取赠书、写信、索题与重印等方法扩大影响,引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散曲评赏、创作和刊刻热潮.通过考察这一编刊活动,笔者得出以下两点结论:其一,刊刻不仅仅为传播和保存文化做出贡献,在心理抚慰和建设、人情交际、娱乐休闲等方面也能发挥诸多的文化功能.明清两代文士之所以热衷于编刊自己的著述,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其二,由于编刊活动承载着相当复杂、深厚的文化内涵,刊本的影响力并不仅仅取决于作品本身.一般来说,编刊活动承载的文化功能愈多、愈强,刊本的附加价值就越高,其受到关注的程度也越大.

《全明传奇》 和 《全明传奇续编》 是两部大型戏曲丛书,由台湾天一出版社分别于1983年、1996年出版.这两套丛书以 《古本戏曲丛刊》 为基础,又增补了26个本子,共刊行336个本子,313种新旧传奇.其影响在地域上以台湾为主,波及大陆和香港;在学科上以戏曲为主,幅射到文学、 语言、 文字、 传播、 宗教等领域.在戏曲领域,对明代传奇作家与作品、 创作实践、 舞台艺术、 戏曲理论、 戏曲文化、 戏曲音律和声腔剧种等方面的研究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支撑作用.

根据西安多家报纸刊登的演出广告,该著整理了民国时期易俗社的大量史料.这些史料不仅有助于发现以往研究的舛误和疏漏,还提供了新角度、新问题,从而拓宽探索的领域,推动研究的细化和深化,促使学界对易俗社形成更为全面、细致、深入和准确的认识.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易俗社摸索出了一些很独特、有价值的经验,创造了戏曲改革的另一种模式.

《全明杂剧》是一部比较重要的戏曲总集,由陈万鼐教授主编,台湾鼎文书局1979年出版.该集采用影印和精装技术,共12册,主要由168种杂剧作品和2篇长文(《全明杂剧提要》和《中国近六十年来元明杂剧之发现》)组成.《全明杂剧》编订原则明确,条理清晰,非常谨严、细致,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相当高的文献价值.该集的出版对中国台湾以及大陆的戏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仅使学界研究明杂剧的信心和热情显著提升,相关著述成倍增长;而且研究的角度、层面以及提出的问题都更为丰富、深入、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