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应有现代口语、改良文言和现代书面语这三类语体,而现代书面语体中尚有现代白话语体、现代规范语体和现代翻译语体的分别.翻译语体在文化实践中主要用于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翻译,其在表述风格和语体规范方面有别于已经形成相对稳固的联系与制约关系的汉语白话和现代汉语书面语.汉语文学中的翻译语体,既是注重翻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本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做出的特别贡献.翻译语体及其语言体式的高规格定位是现代汉语重要的语言特色.中国新文学在语言方面最重要的建树是找到了用现代汉语书面语体进行文学表达的路径,而翻译语体是现代汉语书面语体中的特殊形态,反映了中国新文学界对翻译文本特别尊重的心态.翻译语体的形成及其在文学文化建设中的出色应用,使得现代汉语在处理外来文化、引进外来文化和文学方面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能够发挥更加卓越的作用.现代汉语拥有翻译语体这一文化优势,能够非常成功地将外语语言文学资源转化为汉语语言文学资源.汉语的翻译语体实际上从一个卓有成效的翻译渠道拓展了汉语文学的文本范畴.翻译语体构成了中国新文学语言体式的一个重要分野,其成熟的形态还为现代创作作品所沿用.

古远清先生研究水平的高卓,研究个性的鲜明,研究成果的丰硕,都已经,并且正在,而且将会继续成为大家热议的题目,我不想赘言.我想说说古远清先生的"糗事",即,他还是一个每每"不受待见"的研究者. 所谓不受待见的研究者,就是他所从事的研究不能得到研究对象及其周围文化环境的认可、肯定、支持、鼓励,而是相反,受到忌妒、排斥、讥讽、舍弃,至少是不认同.

一百年前,诗集《女神》横空出世,以凤凰涅槃式的狂欢,女神再生式的传奇,天狗护月式的咆哮,地球怒号式的呼叫,同时也以新月般的清雅,海湾般的宁静,松原般的旷远,古圣般的高逸,将襁褓中的中国白话诗带入了充满诗性魅力的崭新天地.从此,白话新诗有了现代风采,有了诗性神采,有了发展的基础,有了远大的前程.但正如郭沫若所慨叹的那样:"自从《女神》以后,我已经不再是'诗人'了."(1)的确,他此后的诗越来越缺少诗性的韵味,以至于成了人们嘲讽和指责的对象.中国现代诗歌史、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女神》作者神话般跌落的现象,值得深入考察并进行理论阐析.

自2020年《新文科建设宣言》发布以来，学界围绕新文科建设展开了热烈讨论。《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亦在全国率先组织研讨，聚焦“大变局下的新文科”，邀请人文学科专家从各自领域探讨新文科建设的理念与实践，已形成历史学、哲学相关讨论成果。

一、"偶然艺术"存在于"偶然发现" 杰出的诗歌往往呈现出神奇的构想.神奇联想和神魔般表述的诗歌意象和意象群,并不总是来自诗人遣词造句的奇能,更准确的解释应该是诗人从日常的体悟和灵性的萃思中常常能捕捉到并把握住自然现象的鬼斧神工,然后将丰富多彩、有时候甚至是神使鬼差般的自然的"偶然呈现"用精致的文字表述出来,这时候,诗人所贴近并亲近的是"偶然艺术".

Danish literary critic Brandeis has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in constructing the rational spiri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t is due to the discovery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Brandeis by modern writers such as Lu Xun,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modern writers such as Lu Xun approached Brandeis out of the rational criticism of their national literary heritage and literary reality, and their rational judgment of foreign literary phenomena, and established a rational norm for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through a series of discussions. Second, modern Chinese writers have obtained from Brandeis the method of criticism and some cultural and critical resources,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rational acceptance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understood the critical spirit of rational treatment of the foregoing resources. Third, the keyword “life” in the concep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s also a theoretical highlight of Lu Xun and other modern writers’ acceptance of Brandeis’ influence. The absorption of Brandeis’ s “Moro” spirit, the reference to the concept system, and the reference to the critical theory strategy are also covered.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两方面的学术基础,第一是中国文学的学术基础,第二是西方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学术基础.鲁迅是将西方的文学研究传统引入中国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学术开拓者.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开辟了以西方文学学术体制的文体研究为主导的研究方法,他还是比较文学研究和勃兰兑斯式文学批评的首倡者和卓越的实践者.鲁迅自己的文学实践也为瞿秋白开创社会政治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准备了基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文学发生十数年后,在鲁迅等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的开辟下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创建了自己的学术基础,只有在全面继承和发展新文学研究学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才有可能建立起这个学科的学术辉煌.

国际汉语文学家置身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氛围之中,直面世界思想文化舞台复杂多变的情势和东西方文化时时碰撞的局面,他们的国际汉语文学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自信显得尤其深刻、典型和有力.国际汉语文学的创作体现了汉语发展的文化惯性,是对汉语文化的坚定守护,对中华文化建设与升华具有反哺意义,对在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完整的理念下把握世界汉语文学与文化现象,厘清汉语文学和文化在世界文学文化格局中的位置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时代理论和文化表述中的所谓"理想类型",其实就是相应时代某种精神价值的词语表达被美誉化、被高尚化、被力度化的结果."革命"在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运作中就是这样最为典型的"理想类型".20世纪主流的文学文化在使用"革命"概念时,常常带有某种时代趋尚的力度:以坚定甚至粗疏的方式去趋近、拥抱和猎取时尚词语的魅力与引力.20世纪文学文化也会将革命当作想象的对象,通过幻想的情节、人物和情境,演绎对于革命的理解和情感的寄托.这一时代的主流文学家通过对革命的文化想象,创作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革命的罗曼蒂克文学,这些作品作为一种文化遗存,从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角度呈现了一个时代关于革命的想象及想象的记忆.

鲁迅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文化素养中,中国传统戏剧的影响力非常明显.鲁迅后来又接受了包括易卜生在内的西方戏剧家的影响.丰富的戏剧资源养成了鲁迅小说构思"戏剧化"的习惯,包括场景变换的慎重,"剧场气氛"的精心安排,以及人物语言的插科打诨艺术等.鲁迅真正的戏剧创作成果当然是《过客》,这部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坛贡献了风格独特的哲理剧,同时,也贡献了多重观照的戏剧语言技巧.

汉语新诗表达健康的情感和向上的精神等正能量要素的主要途径,就是歌咏壮硕的灵魂.汉语新诗理论中关于健康与尊严的倡导也同样在呼唤壮硕的诗性灵魂.“五四”新文学建设时期,鲁迅、郭沫若和郁达夫等往往将赢弱的灵魂表现于小说之中,而在诗歌创作中表现的都是相对壮硕的灵魂.壮硕灵魂的表现在社会话语占据强势地位的情形下往往会转弱,而当革命和战斗的主题面临转换的状态下,壮硕的诗性灵魂就可能复归.

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体现,因为中国书法基于中国文化的根本载体——汉字,它是汉字的艺术.从文化自信的角度分析中国书法,可以从中国草书的意象传统中得到充分的启示.“意象”两仪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象理论和审美意象命题的基本方法论,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一种本体论思维的结果,体现了中国汉字之美和艺术性呈现的基本奥秘.草书在迅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字的意象化传统,并在其中融入了汉字书写特有的创造性和审美表达路径.具体而言,草书以尽意摹象,减笔连笔,简体通假,浓淡飞白等艺术手段,使得汉字书写达到了意象表达和艺术审美相统一的艺术效果.

文学艺术可以阐释甚至创造一个时代,因为它们足以表现一种时代精神,并通过优美而富有表现力的艺术形象和人文环境,再现那个被想象的时代特征与时代氛围.文学艺术同样可以阐释甚至也可以创造一个空域,因为它们不仅能表现一个空域的地方色彩,更可以通过富有人生质感和情感内蕴的艺术形象与人文环境,承载、强化乃至重造那个空域的文化寓意,并由此调动人们对它的文化想象,于是形成了特定的文学艺术的空域背景.美国的西部、俄国的西伯利亚、英国的苏格兰高地,还有中国的江南,实际上都属于被文学艺术不断表现、再现、强化和重造的空域背景.

澳门文学具有自己的创作特色,那是以后现代式的琐碎和庸凡作为先导的特色;而澳门文学的运作体制,既疏离了政治主导的倾向,也难以形成市场主导的局势,这便构成了它在汉语文学乃至汉语文明发展过程中独特的景观和生态,可惜这样的“生态”缺乏准确的理论观察和描述,因而很难被外界认知.长期以来,澳门文学缺少史述,缺少理论,缺少评论,缺少介绍,甚至连澳门文学的概念都长期付之阙如.有感于此,对澳门以及澳门文学与文化怀有深厚情感同时也怀有深切感受的论者无法坐视,于是倡导澳门文学概念与澳门文学形象的阐论在1980年代中期此起彼伏,一度形成了有关澳门文学的理论探讨热点.然而相应的理论成果还处在较低层次上.

澳门文学在特定的政治背景、地理状貌、经济结构、人文环境与人际关系的影响下所表现的漂动感、无定感和悬置感等后现代人生体验都属于澳门经验,是中国经验中非常特别的一类.澳门经验成为汉语新文学领域不可忽略而且也不可取代的经验表达,这也是澳门文学对于汉语新文学所作出的独特贡献.澳门诗歌和澳门戏剧在这方面收获颇丰,成为汉语新文学界弥足珍重的文学成就.澳门诗人将这种后现代的既奇特、殊异甚至荒诞,同时又平凡、平常甚至平庸的人生感兴交付诗歌,其所呈现的后现代诗的特征,客观上为中国后现代诗歌开辟了道路.澳门戏剧也以其地域性特点和土生土语的语言特色给汉语文学、华文戏剧乃至于整个戏剧世界以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启迪.

中国新文化经历了一百年发展的历程,形成了思想性艺术传统.新文化先驱者和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新文化的设计与发动,往往首先聚焦于思想方面.为了表达和凸显思想及其意义,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便常常避免聚焦于讲故事、写人物的原初重心,而通向思想的探寻.思想的炫张常使中国现代小说体现出寓言的体态.思想的维度成为中国新文化百年的重要内涵和重要构成部分.任何时代的戏剧、音乐、美术和艺术设计都不会像这一百年这么重视思想的元素.思想的魅力在这些艺术类型中像在文学中一样,都常常以炫张的格调和方式呈现出来.

澳门文学的基本格局中,侨寓文学因素一度占据着突出的位置,并形成了澳门文学的独特传统.离岸文学现象则说明澳门文学曾有侨寓外地的传统.澳门文学概念的正式形成是在1984年,这一概念形成以后,对澳门文学的文化格局建构起到了有效的唤起作用.澳门文学概念的讨论与学术辩证,也突出显示了澳门文学文化格局的独特性.

中国现代艺术文化是在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地接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一种价值形态.以现代美术、现代音乐、现代电影、现代戏剧、现代传媒艺术和现代设计艺术为代表的现代艺术文化,已经作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民族艺术形态渗透于当代社会的艺术生活和文明意识之中,在不同时代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文明和艺术思维.中国现代艺术文化一般体现着“创作文化”的内容.创作文化从字面上看往往鼓励更富于创造性的思维冒险,然而,作为创作资源的历史因素、人生元素、艺术审美要素与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结合得更加紧密,较之于其他创思文化、创意文化类型,更能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东方与西方的结合,以及殿堂与民间的结合的文化特性.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重要规律:越是创作性强的文化类型越摆脱不了传统、东方和民间的因素、元素与要素.

Chinese literature is literature written in Chinese, as opposed to ethnic literature written in a variety of ethnic languages. Obviously, ethnic philology is part of China' s ethnic literature, and a most important and crucial part at that. The emergence of ethnic philology facilitates the deepening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of research on ethnic literature, bringing forth the development and flourishing of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harmony of China's various nationalities.

这是本刊主编朱寿桐在2018年3月30日在汕头大学举行的“华文文学”论坛上的讲话,是对《华文文学》这个刊物以及“华文文学”这一学科,华文文学这门学术,还有它们之间关系的认识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