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无疑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研究和批判的对象.但在19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以人类主体为尺度、批判资本主义与反思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浪漫主义思潮,其人本主义伦理思想反而成为青年马克思积极借鉴的理论对象.从MEGA2《巴黎笔记》的文献可见,马克思摘录解读了经济浪漫主义者比雷的作品《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聚焦英法等国工人贫困的现实状况与造成工人贫困的劳动商品化问题.这些内容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提供了事实依据,也启发他超越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与赫斯的货币异化理论,在劳动实践中探究资本主义的异化性质,形成全新的异化劳动批判理论.

马克思与欧洲启蒙思想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问题.青年马克思受到了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肯定启蒙提出的理性、自由等原则及实现人类权利的法权方案.但斯密、李嘉图等提供了不同的经济启蒙路径,揭示了构成法权启蒙、落实启蒙目标的动力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活动.在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后,马克思不仅批判了启蒙的资本主义现实前提与历史限度,而且当他不再直接批驳启蒙时才真正形成了超越启蒙的方案.因为启蒙作为与资本主义并生的历史产物,对它的超越只能在资本批判的根本视域中才能完成.马克思同欧洲启蒙思想的关系是"结束"基础上的"重新开启".

过去我们往往简单地将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视为由劳动过程的三要素,即由生产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构成.借助《德意志意识形态》《布鲁塞尔笔记》等文本可以看到,生产力并不是生产者直接使用劳动工具改造自然对象的物性结果,而是在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过程中客观形成的综合能力与水平,无法被直观.正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在对人类主体如何在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的现实研究基础上,马克思才形成了独特的生产力哲学范畴,它是人类根据自身目的改造自然的特定能力和水平,不仅从人与自然的实践性关系中而来,更是基于人与自然的有序性与历史性关系.

一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与演进、“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概念的区分(马克思使用同一个德语词表达这两个概念)等问题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并且尚未完全达成共识.如今借助MEGA2法语文献可发现,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经历了显著变化,甚至后期“市民社会”概念经历了分化与消失.而且,法语语境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与变化,客观反映了马克思认识与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发展进程.因此,本文将回顾《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致巴·瓦·安年柯夫》《哲学的贫困》《资本论》法语文献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状况,梳理法语语境中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演进,进一步探究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进展.

马克思创立人本主义哲学话语的过程并不是哲学理论的单一抽象的演进,而是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双重话语语境融合的结果.从《巴黎笔记》对斯卡尔培克的摘录来看,此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他强化并发展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来的人本主义哲学话语提供了助力.在马克思摘录的斯卡尔培克的价值区分理论中,强调人的自然力量的经济学线索成为马克思批判异化劳动的人本学依据,也推动马克思突破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理论的自然唯物主义框架,将人改造自然的活动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斯卡尔培克基于交换和分工的次要价值线索则有助于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异化劳动和非人性质.以斯卡尔培克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为马克思建构以异化劳动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哲学话语提供了内容支撑.马克思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逐步建构起其独特的人本主义哲学话语的.

20世纪以来,为了寻找抵抗现代资本主义的道路、推进无产阶级解放的进程,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转向探讨艺术、美学等审美救赎方式.其中,以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学者提出通过与现实疏离的自律艺术来实现人类解放.而同时代以列斐伏尔和德波为代表的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则提出与此相悖的审美救赎新路径,要求打破艺术的自律性,将其引入改变现实生活的实际过程中.在法国生命哲学潮流的宏大背景下,他们的理论视域逐渐向生命本自具足的创造性敞开,艺术被视为打破艺术自律性、解放生命力量、抵抗资本宰制的自主创造活动.然而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救赎都无法真正完成人类解放的根本目标.

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 一般认为,马克思是 1843 年退出《莱茵报》 后,"《莱茵报》时期现实斗争经验的反思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导致马克思开始向唯物主义转变".〔1〕此时的代表性作品便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其中他批判了黑格尔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被视为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思想路标. 然而,对此时马克思如何转向、转向何种唯物主义,这一段思想史的深入挖掘和思想阐释工作仍有待丰富. 如今,借助 MEGA2 资料,我们得以结合 1843 年马克思的《克罗伊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两部重要作品,更清晰地厘清马克思的第一次思想转变及其具体内容.

1842年是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剧烈变动之际,他告别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开始迈向唯物主义哲学.1842年4月初至5月末期间的马克思的《波恩笔记》,特别是他对法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本雅明·贡斯当的研究,便真实记录了这一时期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复杂变动过程.在《波恩笔记》中,马克思聚焦于贡斯当从人类社会现实切入的宗教批判,这为他提供了一条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路径,推动着他远离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靠近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这同时反映了1842年初青年马克思的复杂理论视域,他虽处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包裹下,却无意识地接近唯物主义和现实问题.

列斐伏尔与德波的学术关系如何、两人是否由于抄袭问题而决裂,一直是研究列斐伏尔、德波的学者难以分辨的思想史难题.列斐伏尔与德波能够超越个人的巨大差异、成为紧密合作的学术创作和革命行动的同伴,是因为两人同属于法国战后日常生活批判的思想潮流.列斐伏尔将德波视为乌托邦的日常生活革命的现实化身,德波也将列斐伏尔看作是将艺术活动转变为政治行动的思想同路人和革命指引者.而两人最终走向陌路,表面上是由于德波发难列斐伏尔抄袭,但实则根源自两人在行动主体和组织策略上的分歧.最终,他们的分道扬镳,象征着法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日常生活批判潮流,无法兑现对资本主义的总体超越,透露出了反生产叙事的后马克思思潮症候而走向了逻辑终结.

社会存在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但关于马克思是如何界定社会存在的,学界研究看法不一,既有把社会存在归为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资料等实体,也有把社会存在视为人的感性活动的抽象产物.实际上,随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深化,他在德法《资本论》第一卷中斟酌使用的是“社会定在”的哲学范畴,明确在现代商品社会中诞生的、具有价值对象性的商品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的社会存在.这反映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社会存在,并不是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中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等物质存在,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下、非实体性的人类实践活动的构建结果.是“社会定在”而非抽象的社会存在,更能凸显历史唯物主义在物的存在方式问题上超越唯心主义和直观唯物主义的本质质点.

德波在提出景观社会理论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转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期延续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批判.在德波看来,生态危机及其运动不是单纯的自然问题,而是根源于资本主义非理性的生产方式,涉及资本主义统治方式,构成了无产阶级解放议程的新现实前提.更重要的是,德波与高兹、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约而同地转向了生态学研究,在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生态运动遏制资本主义统治等主题上都有所重叠.在这巧合的背后,是欧洲左翼面对新时代语境做出的必然理论抉择.他们在历史主体与解放议程方面的理论推进,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打开了问题域,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兴起的重要前提.

法国国势学兴起于19世纪法国工业革命兴起之际,是一门致力于国家治理、提升综合国力的实证科学,擅长通过统计数据和图表等实证研究方法、记述和归纳社会现实中物质生产和财富积累的客观规律.也正是在法国国势学对社会现实的实证考察中,自觉或不自觉形成了一种社会唯物主义话语,肯定了人类的客观活动、物质生产及其规律对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而法国国势学对社会现实的唯物主义研究,不仅交叉影响了同时代的李斯特、舒尔茨和马克思,更构成了马克思1845年批判和超越德国古典哲学话语、迈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基石.因此,回顾法国国势学及其社会唯物主义思想这条隐性的思想史线索,这不仅是在古老的书本堆中挖掘一门在现代专业分工中逝去的实证科学,更是为了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前提与思想边界.

关于法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皮埃尔·蒲鲁东,至今学界对他的研究较多集中在他被马克思批判的《贫困的哲学》及其所有权理论上.其实,在1846年《贫困的哲学》这本书出版之前,蒲鲁东在1840年的《什么是所有权？》和1843年的《人类秩序的建立》中,就已经呈现了自己的哲学方法论、社会历史观及其“序列辩证法”等重要主题,也涉及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折射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重要思考.对这些内容的略过,既忽视了蒲鲁东关于现代社会和社会历史运动进程的哲学思想,也忽视了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思想渊源和并不对等的理论交锋.因此,重新研究蒲鲁东的哲学思想,不仅可以彰显普鲁东哲学方法论的逻辑和特点,还能够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和蒲鲁东的理论交锋以及马克思自身的理论转变.

吕贝尔是法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创始人.他的“马克思学”研究打破了苏联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也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冷战结束而陷入沉寂.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吕贝尔的“马克思学”在法国学界中引发了新一轮的学术争议.一方面,雅诺威、阿本舒捍卫了吕贝尔的研究成果和思想阐释,继续挖掘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线索,回到了马克思的人民民主、自我决定的民主政治思想.另一方面,以伽罗、库雏拉基斯、费西巴哈为代表的法国学者,不仅批判吕贝尔编辑阐发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的个人主观倾向,提出了基于MEGA2、全新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计划,并以文献考据的研究模式,将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链接起来谋求多元发展.虽然法国学者面对吕贝尔“马克思学”和马克思思想抱持着不同观点,但双方都是在寻求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恢复马克思思想对当下现实的批判性.这些研究动态也折射出当代法国“马克思学”的去政治化、学理化、学术身份模糊化的变化特征和学术困境.

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的诞生是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最初,在1974年的圣保罗讲座中,他从社会医疗出发赋予了生命政治以一个经验性的定义,即一种经由社会医疗活动展开的权力技术,从而确立了“政治权力治理人口”这一生命政治的主客二元结构.随后,在《必须保卫社会》中,他将生命政治概念更一般地表述为“从总体上治理人口”的生命权力,这一表述并未突破最初的主客二元结构.而随着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引入治理术概念并对政治经济学上的自由主义展开讨论,生命政治从治理人口的权力技术走向了治理术的安全配置,后者遵循的是赋予主体以自由、而非利用国家权力进行治理的根本原则.这表明,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经历了一次范式革命,不再拘囿于“政治权力治理人口”这一主客二元结构,而是转入了讨论生命政治如何生产的普遍机制问题.这引导福柯揭示了生命政治被生产出来的社会历史根源,即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生命体的自我投资和生殖.最终,当生命不再是生命、政治不再是政治时,生命政治就真正诞生了.

自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简称MEGA2)的编辑出版计划重新启动后,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基于MEGA2新文献的研究热潮.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方面依据MEGA2启动了法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工程(简称GEME),积极推动MEGA2的国际研究;另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学者就开始利用MEGA2新文献,围绕着《资本论》及其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重新探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内涵、马克思思想形成史中的问题式转换、马克思与黑格尔、斯宾诺莎、亚里士多德、青年黑格尔派等理论关系问题.法国学界的思想研究动态,对我们开展MEGA2研究的借鉴意义在于必须处理好文献考据与思想研究间的关系,避免将MEGA2研究等同于文献考据的实证性研究.

居伊·德波所提出的“异轨”概念,是他广泛运用在电影制作、文本写作和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技巧,也是在当代资本主义景观社会的日常生活殖民化之后,德波提出的无产阶级可运用的反意识形态的最佳战略手段.德波之所以会将这个极具先锋艺术风格的技巧纳入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中,一是“异轨”从形式和使用方法上受到了达达主义、布莱希特等先锋艺术实践的影响;二是“异轨”的根本原则和革命内涵,根源于德波对黑格尔一马克思的辩证法本质内涵的深入理解.“异轨”成为德波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资本主义突围的方法论原则.

2015年9月19日,由南京大学与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共同主办,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孙明经纪录片工作室、辟邪工作室、上海21世纪民生美术馆、南京先锋书店共同承办的“遭遇景观:居伊·德波的电影空间与情境主义思潮”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顺利召开.来自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南京大学和电影艺术领域的20多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学者们主要围绕着20世纪法国激进左派居伊·德波的先锋电影艺术和激进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吕贝尔是法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他所代表的文献考据式的"马克思学"研究,在方法论、研究主题等角度影响了法国"马克思学"政治研究.而在21世纪的法国学界,米格·阿本舒、路易·雅诺威等当年和吕贝尔合作研究"马克思学"的学者,在沉默了十多年之后出版的《吕贝尔:为了重新发现马克思》,不仅回顾了吕贝尔为"马克思学"研究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并且以此为契机,重新阐释了马克思政治思想中的乌托邦维度,提出了"马克思学"政治思想研究的"乌托邦"范式.这其实是阿本舒和雅诺威继吕贝尔之后,为回应资本主义全球化统治下革命低迷的现状,为法国"马克思学"研究带来的新的动向.

近年来,随着日本哲学家广松涉物象化(Versachlichung)概念的提出,马克思的物化理论再一次成为学界热议的焦点.据此,本文从马克思修改的第一版法文《资本论》第一卷出发,在对比马克思亲自写作的德法两个版本《资本论》的基础上,试图重新还原马克思对这一概念及其物化理论的态度和阐释,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后期的物化理论批判以及这一理论热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