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度中国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并解析其动态演化特征,有助于在高质量发展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文章基于2002—2020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在建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权法进行测度并考察其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共同富裕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但在四大地区与五大经济带间差异仍旧显著,其中差距主要来源由区域内差距逐步演变为区域间差距,探寻共同富裕不充分与不平衡发展的破解之法仍是当务之急;空间上呈"东北-西-中-东"与"内陆-沿海"递增态势,共同富裕层面仍存在"东北塌陷"问题,但中部地区年增长率较高,与东部地区差距逐步缩小;大部分地区在研究期内存在从中低水平向中高水平的相对跃迁状态,且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基于此,从生产力发展、 共享水平提升、 制度保障等方面提出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政策建议.

产业数字化转型是传统产业的发展趋势,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基于30个省份2013—2020年基础指标,本文测算出我国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并探讨其对消费总量与结构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得到如下结论:(1)样本期内,我国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逐年提升,且增速迅猛,但地区之间差异较大;服务业数字化发展程度最高,工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差距不大.(2)产业数字化转型不仅能有效地提升居民消费总量,还可以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有利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3)不同产业的数字化水平提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服务业数字化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工业、农业次之;产业数字化对居民消费的促进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的影响力度更大.(4)产业数字化可通过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效应和产品供给扩张效应来提振居民消费.基于此,应当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数字化发展,切实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丰富产品供给.

居民消费是推动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数字时代,探讨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意义重大.本文首先分析了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消费的内在机理,然后基于248个地级市2011—2019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其中,产业升级是重要作用途径.(2)数字经济对城镇居民的消费提振作用大于农村;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和群体差异,对东中部地区居民与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提升更为显著.(3)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积极作用,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夯实消费基础;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与升级,激发消费潜力;深化数字经济协调发展,补齐消费短板.

作为新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与新动力,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提振我国实体经济、 增强国际竞争力、 建设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研究的样本期内,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从作用机制来看,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产业数字化、 数字产业化的发展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影响实体产业供需结构,促使产业结构合理化来间接推进实体经济发展.此外,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不同的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下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在低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的作用更强,存在一定的益贫效应.据此,提出可持续推进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发展保障数字经济的内源驱动力量,同时注重数字经济实施市场环境差异性因地施策.

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需要帮助农民增强致富本领,为农民创造更多致富机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能.应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带领群众致富的战斗堡垒作用,发展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筑牢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基础,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高质量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振乡村振兴发展动能,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努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等,加快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进程.

文章基于中国285个地级以上城市2006-2018年的相关数据,估算各样本城市房价泡沫指数,并将其作为房价替代指标以研究高房价与区域创新能力二者间的关系.结果 显示:一是虽然房价一直在涨,但房价总体泡沫水平却呈现倒"U"型特征;二是样本期内,城市房价与地区创新呈显著正相关性,即房价每上涨1％,区域技术创新将上升0.154％;三是城市房价上涨通过加快生产资本形成、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提高外商投资水平三条路径促使区域创新能力上升;四是房价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因地区及规模各异而不尽相同,东部地区影响为正,而中西部地区呈负向作用,此外,大城市房价对于创新能力的影响显著高于小城市.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2017年加入国家战略规划,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其蓬勃发展也严重影响劳动力的就业与失业.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分别从就业者和消费者的角度研究工人特征、工作性质与AI取代的内在联系,以此揭示AI和机器人技术对就业的影响规律.实证结果表明,29.51％的就业者认为自己的工作将会被AI取代,提高个人受教育水平以及获得代表技能水平的职业许可证书能够让就业者对自己的工作前景更乐观;消费者视角下的分析表明养育孩子、照顾老人/病人、幼儿服务以及教育类服务被AI技术取代的可能性较小,而一般家务和车辆运输等服务容易被AI取代.此外,不同的雇佣类型和行业分类可以使就业者对被AI替代持相对悲观态度.本文的实证结论有助于在提升就业者人力资本水平、分行业就业调控、关注不稳定就业者等方面给出政策启示.

文章就成都外环铁路项目建设可能对所经地区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剖析.研究表明:(1)短期有利于增加所经地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但可能会对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产生不利影响;中长期则有利于推动所经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创造更多更高质量就业机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分配差距.(2)有助于转变沿线居民的生活方式,提高其生活质量.(3)有利于改善项目"移民"生活居住条件,提升整体福祉.(4)有利于改善所经地区基础设施,吸引人口聚集提升城镇化水平.(5)有利于更好地发掘、保护和开发所经地区地下和地上文化旅游资源.与此同时,项目建设也可能面临因土地和房屋等不动产征用补偿未达到权利主体预期产生矛盾、项目移民不能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居民生活环境和地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等方面的问题,据此提出应对措施.

本文基于CGSS的微观调研数据,分别探讨了农业转移人口所在地城镇化水平和身份认同对个人环保行为以及公共环保行为的影响,并分析了身份认同影响环保行为的中介机制,结果表明:(1)从农业转移人口环保行为来看,个人环保行为的参与度明显高于公共环保行为,认同自己是城里人的转移人口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其环保行为参与度均处于更高水平.(2)农业转移人口所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对个人环保行为与公共环保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对个人环保行为的提升程度大于公共环保行为;城镇化水平在私人环保领域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而在公共环保领域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3)城里人的身份认同能够同时改善私人和公共领域的环保行为,并且对个人环保行为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大众传媒、环境重视程度和人际互动,在身份认同对公、私领域环保行为的影响中起发挥中介作用.(4)受教育年限、环境素养以及环境了解程度与农业转移人口的环保行为呈正相关,其他因素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转移人口的环保行为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本文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基于CFPS微观调查数据,重点探讨子女数量变动对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并考察其内在作用机制,发现:(1)从整体上来看,在采取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子女数量的增加能显著提高家庭人均消费水平和发展享乐型消费支出的占比.(2)当户主年龄小于40岁时,子女数量增加会对家庭人均消费水平以及发展享乐型消费支出占比带来负面影响,而对于户主年龄为其他分组的家庭,子女数量与家庭人均消费水平以及发展享乐型消费支出占比均呈正相关关系.(3)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在城乡之间存在异质性,子女数量对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水平的正向效应大于城镇家庭,但对城镇家庭发展享乐型消费支出占比的提升作用大于农村家庭.(4)从作用机制来看,子女数量的增加一方面通过减少家庭预防性储蓄直接提高家庭消费水平以及发展享乐型消费支出占比;另一方面也通过家庭房屋资产的增值间接对家庭消费行为产生影响.房屋价值在子女数量对家庭人均消费水平以及发展享乐型消费支出占比的影响路径上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但这种中介效应存在城乡异质性.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要义,也是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本质要求.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和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等,进而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于收敛.基于2013 ～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U"型关系,且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中部和西部地区为缩小效应,东部地区有略微扩大效应,东北地区效应不明显.鉴于此,各地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努力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助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研究目标:科学建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深入剖析数字经济发展时空演变特征.研究方法:基于2013～201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赋予权重,并采取描述性统计、泰尔指数、自然间断点分级法、莫兰指数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递增,但四大区域和五大经济带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中差距来源于区域间和区域内两大方面,且东部区域的贡献最大;空间上呈现"东—中—西"及"沿海—内陆"依次递减之势,大部分地区处于低水平区且长期无跃迁保持稳态,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平衡问题依然严峻.研究创新:测算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对总体、四大区域及五大经济带做时空测度.研究价值:丰富和完善中国数字经济指标体系的建构与测度,为中国数字经济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人口质量红利作为近年来数量型红利式微背景下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议题,也产生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基于现有研究,从人口质量红利的内涵、理论源泉、经济效应、度量标准、内外部实现条件以及人口质量红利对数量红利的替代效应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梳理.研究发现,人口质量红利目前国外关注较少,国内为主要研究领域,且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相关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存在着概念不清、指标不明、定量不足、研究不细等问题.最后,基于现有研究,在对人口质量红利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便为人口质量红利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我国人口质量红利的实现问题.

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Malmquist指数法测度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互联网+农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互联网+农业"对农业TFP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互联网+农业"每上升1个百分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将提高0.014％.(2)"互联网+农业"对中国不同地区农业TFP的影响有明显差异性,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作用显著,但对西部地区却没有实质性影响.(3)"互联网+农业"对技术效率变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技术进步变化的作用不明显,说明样本期内,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内部技术效率的提升.据此提出加快建设普惠互联网,加强互联网技术在农业产业上的应用等对策建议.

基于当前城市网络和金融地理研究,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城市金融中心性指标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并运用中国2006—2016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和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城市网络视角下的金融发展能够提高经济效率,城市金融中心性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将上升0.024～0.039个百分点.城市金融中心性的增强主要通过推动区域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生产资本形成来提升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其中产业升级效应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此外,研究还发现,金融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在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表现较强,而其他地区较弱.金融危机前后金融发展对城市经济质量的影响明显不同,危机后的作用效果下降明显.在经济新常态时期,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从而提升城市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从区域金融发展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金融一体化对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并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构建金融一体化指标,对我国12个重点城市群金融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进行测度,进而实证考察了金融一体化带来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效应.研究发现,金融一体化的确有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且这种缩减效应主要通过加快区域内部经济要素流动和优化城市间产业结构来实现.本文还考察了金融一体化的经济协调发展效应在不同城市群之问的差异,发现在成渝城市群等发展型城市群中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为实现金融一体化和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本文对2011～2017年见刊的以《资本论》为主题的2301篇中国期刊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围绕 《资本论》 的研究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形成了以高等院校为主、 科研院所为辅的核心研究机构,以及以 《当代经济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政治经济学评论》 和 《学习与探索》 等为主的核心学术期刊;作者主要以年长研究者为基本力量,但高产作者与高被引文献作者大多并不交叉;研究中心主要位于北京和沿海发达地区,内地长春、 成都和武汉等地较活跃.与此同时,中国 《资本论》 研究也存在着梯队不健全、 视角相对单一、 注重研究方法但实证薄弱、 缺乏制度性资金支持等现实问题.对此,本文提出推动中国《资本论》 研究创新性发展"五个着力加强"的因应之策.

本文基于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对耕地质量进行了重新定义,并对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期望为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解决路径.研究发现,耕地质量不仅包括地力质量、空间质量、工程质量与生态环境质量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更需要从私人物品属性和公共物品属性两个新的维度来对其内涵进行系统划分,从而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基础.在对耕地质量重新定义的基础上,对我国耕地质量问题分阶段历史考察及深入研究发现:1949年以来,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关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依次经历了爱护与改善阶段(1949-1978)、维持与利用阶段(1978-1984)、弃损与恶化阶段(1985-2005)、遏制与维护阶段(2006-2010)、保护与提升阶段(2011至今)等5个动态调整的历史阶段,但是这一动态调整过程尚不完整,而不完整盖因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上升阶段还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理论回溯与检视这一演变历程,得到的重要政策启示是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既离不开农业生产经营者,包括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的自为意识和自觉行为,以及相关利益主体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投入及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更离不开政府的引导、监管和扶持.认为,进一步强化政府相关支持政策和投入力度,不仅关乎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更是关乎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现和民生福祉的长期改善和持续增进.

文章构建了基于“五大发展理念”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并估算了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数.随后以2007-2015年30个省份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我国影子银行规模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影子银行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影子银行规模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其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This paper estimates China's narrow and broad green tax policy index and selects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15.Based on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economic growth,this paper uses the system GMM model to mak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green tax policies.The results show that:①During the sample period,although the intensity of the narrow green tax revenues has been declining,the intensity of the broad green tax revenue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Generally,the greening rate of China's tax revenue system is still at a relatively low level.②Both narrow and broad green tax policies have the effect of restraining economic growth.Although environmental decentralization will weaken the adverse effect,it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narrow green tax policies will play a positive role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while broad green tax policies inhibit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What's worse,environmental decentralization further strengthens the polarization.③By region,quantity and quality effects of green tax policies have obvious regional heterogeneity,but the quality effect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s more obvious.In terms of quantity,the narrow and broad green taxation polici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ll have the inhibitory effect,and environmental decentralization will urge the government to work hard to reduce the intensity of the green taxation policy.The narrow green tax polici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y;on the contrary,the broad green tax policies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From a qualitative perspective,the narrow and broad green tax policies in the eastern part have forced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to rise,while the narrow and broad green tax polici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Environmental decentralization strengthens the positive effects in the eastern part and weakens the negative effect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④ After the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local government assessment system,the promotion effect of green tax policies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has started to appear,and the suppression of the number of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strengthened.⑤Deepening and perfecting China's tax system reform to meet the realistic needs of green development,the specific approach is to speed up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dual tax system to the ternary tax system and build a multi-level and perfect green tax system.At the end of the paper,it proposes some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intensity of the green tax policies,implementing the green tax policies of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and promoting the link betwee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nd performance apprais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