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among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lave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Slavery and Social Death:A Comparative Studyby Orlando Patterson, a leading contemporary sociologist of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exerte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students of slavery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it challenged the well-established concept of slavery based on the “property”. Slavery, in Patterson’s view, is basically a permanent and violent domination under which slaves are born to be alienated and generally dishonored. This is a concept created by, or at least derived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some sociological,anthrop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theories. What it reveals is the nature of slavery, that is, all slaves are socially dead.

洛克与康德,分别代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社会契约论与平等主义的高峰,但他们却分别以行为或理论书写了另一类契约:以人与人的不平等为前提的种族契约.洛克曾经深深卷入北美殖民地奴隶制事务、投资大西洋奴隶贸易.康德则以其自然科学家的思维构建了近代科学种族主义的概念框架.二人都在坚持人人生而平等且自由的同时,将黑人与印第安人降在与白人不能齐平的台阶上.这种由思想家所不加掩饰的种族等级观,反映出近代西方哲学对种族间正义的冷漠,也暴露出启蒙时代的重大缺陷.

《论美国的民主》是托克维尔访问美国,也是其思想之旅的成果.它之所以成为经典名作,不仅仅因为作者富于智慧、评论公正、预见准确、超越时空的大视野,还得益于后世学者对其贡献的发掘、整理与分析等.托克维尔的原创力虽然有学者提出批评,然其整体反思与整合能力不应被忽略.当19世纪科学种族主义甚嚣尘上时,托克维尔以他彻底的平等观超越了那个时代.

葛底斯堡演讲是亚伯拉罕·林肯一次谋虑深远的演说,它表现出林肯不但要拯救联邦,还要拯救自由政体之原则的决心.将“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提升为“使这个国家得到自由的新生”的前提,这是令演说词成为美国人理解《独立宣言》不可或缺的文献的根本原因,也是内战后美国人的思想、政治与社会生活,何以得以重塑的重要因素之一.演说词精雕细琢,富于感染力,并且采用《圣经》中生、死、重生的宗教隐喻作为主题呈现方式,充分体现出林肯深沉的情感体验与政治智慧.

众所周知,《论美国的民主》②是托克维尔与其同伴周游美国九个月之后写出的传世名篇.托克维尔亦因此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蜚声遐迩.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与托克维尔同行的法国贵族也是其挚友的古斯塔夫·德·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从美国回来后,也写了一部令其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作品——《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美国民情描述》.③这部作品托之于小说体裁,当时还获得了法兰西最高文学奖,1835年稍晚于《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后,七年内被重印了五次.两部作品,在其诞生之初,堪称联璧.不过,《论美国的民主》发表一个多世纪以来,从未丧失其光辉,仅英译本就达60余个版本以上;《玛丽》则很快沉人历史的寂静与角落之处,直到1958年,随着美国民权运动高峰的到来,它才第一次有了英译本,译者为芭芭拉·查普曼(Babara Chapman).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很少有著作如同罗伯特·福格尔、斯坦利·英格尔曼的《艰难时代: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掀起知识界那样大的震动.它一方面因其研究方法、研究视域、研究模式等的革新与突破,开创了美国奴隶制研究的新时期,在美国新经济史学以及奴隶制研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又因其理论与方法的误用乃至矛盾而备受争议,典型地反映出当时美国史学界对于新经济史学的分歧态度;然而,其成就与争议也说明,量化研究在问题与视野的开掘上具有重大价值,实应与质性研究并肩而为史学研究方法中的两棵树.

非人化,在西方社会,作为种族主义与奴隶制的一种运行机制,内隐着深刻的哲学、宗教与人类学背景.它是“自我”与“他者”的界分发展到极端化的产物.人在宇宙中占据独特而优越的地位以及万物为用、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均为非人化的理论形成提供了哲学与宗教上的渊源.人一旦被视为动物,就容易被当做动物来对待,非人化从理论转入实践的过程由此展开.其结果直接导致奴隶制中的财产论、种族主义与奴隶制中的暴力论.经历长期非人化过程的人群,往往会将非人化机制主动内化,从而形成有助于奴隶制与种族主义正当化的理想类型的奴隶,以及人格矮化的奴隶文化.

作为和平协议的1215年英国《大宪章》,是约翰王与叛乱贵族历经数阶段谈判的结果.约翰王以王印代替亲笔签署,表示了对此谈判结果的不满.观其内容,《大宪章》体现的是封君与封臣间权利义务的重新界定.然而,这一界定并非对既往封建权利与义务的回归.它站在了新的起点上,其中既有对历代王权扩张的承认,也有对王权扩张的遏制,总的精神是"王在法下".1215年之后,大宪章历经确认与诠释,越数百年而成为英国宪政的根基.其中,依据历史环境的变迁而对大宪章作出符合时代精神的"误读",是其成为英国宪政第一步的重要原因.

马尔科姆·X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现代黑人民族主义的代表,也是美国黑人自由运动中与公民权运动阵营颇为对立的黑人领袖.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多,其思想出现重大转折,体现出黑人民族主义概念的流变.惜其生命过早结束,未容他充分完成对黑人自由运动中诸多问题的思考.马尔科姆与马丁·路德·金均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基于黑人自由运动的现实困境,对自身理论的缺陷作了修正.由于这一共同的反思过程,二人原本分歧颇多的思想在局部出现了会合.

在政治文化研究中,问卷调查式研究难以深入政治行为的动力发生机制与发展根源,难以获取隐而不发的政治情感,难以充分关注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在解释力与研究范畴上具有局限性;心理文化分析法虽可弥补问卷调查式研究的不足,但存在主观性较强、缺乏信服力等缺陷.在鼓励而非排斥政治文化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同时,研究者对任何一种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都需抱有谨慎的态度.心理文化分析法的困境来源于跨学科研究的两难及人性固有的复杂性与创造力,其前景在于正视其困境,重视跨学科训练,以问题为中心,提出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种族主义,在现在的美国人看来,野蛮、恶毒、荒谬,但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多数美国人认为它合理而正当.其根源在于,神学家以《圣经》为据,创造出黑人应为白人作奴的神话;科学家以人类的起源以及不同人种体质上的差异为依据,创造出种族有优劣差等的神话.神、俗两界共同缔造了种族主义的社会与文化传统、白人至上的政治与经济原则.而推动这股传统与原则得以建立的力量则在于人的自利心.

“黑人权力”运动是美国公民权运动中的一支逆流,代表黑人自由斗争中的激进群体,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20世纪50年代已见端倪,60年代中期迅速发展起来.它的兴起是美国黑人对公民权运动与白人社会不满的结果.60年代中后期,由其引发的大规模城市暴乱震动了整个美国社会,也引起了约翰逊政府与公民权运动领袖的反思.“黑人权力”运动的兴起表明,不同种族间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与权利的不平等,会推动民族主义思想的激进化.但是,在一个正力求解决种族冲突、寻求民族和平的社会里,以民族自决与暴力革命为诉求和手段,并非理智的主张,它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

2009年,李宏图教授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时指出,就当前来看,按照国别来撰写思想史著作还有待时日.①就在次年3月,阎照祥教授的《英国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只在文中列出页码)出版.学界自然为之惊喜.但李宏图教授的话事实上是有道理的:撰写国别性的思想史,必须同时具备深厚的历史学与思想史研修功底,它需要时间的酝酿与专注于这两个领域的学者自身学养的积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思想史的研究,其时段本来就不长,长期专注于这两个领域的学者更是屈指可数.因此,阎照祥教授《英国政治思想史》的出版在历史学界和西方思想史研究领域都可以说是意外的惊喜.

美国内战与重建时期,依托影响力强大的政治力量与时代的主题,美国公民的公民权与政治权利,通过第13~15条宪法修正案渐次得以伸张。但是,这一过程是在与反民主的政治与社会势力的强烈对抗与冲突中完成的,以一次次的政治妥协为结果,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心理背景和进步中的退步。

白鲁恂,已故美国知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除在国际关系、政治发展等领域外,尤以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最为卓著,并因其所采用的心理文化方法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中独树一帜。遗憾的是,国内政治学界对白鲁恂其人乃至其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之内容与方法的了解还十分有限。对中西方学者关于白鲁恂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评价与研究进行梳理与分析是弥补此缺陷的第一步。无论对白鲁恂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持何种态度,都不能否认他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The steady running of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needs not only reasonable design of political system and steady development of economy,but also appropriate political culture adapted to the democracy.The failure of democracy trial carried out by Weimarer Republik turns out to be the result of unreasonable design of political system and unsuccessful economy as well as the slow-moving of political culture's transition.On the contrary,the success of democracy of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 benefits from well-designed political system,successful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civil culture well-adapted to the democracy.A kind of interior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exits between the transition of political system and transition of culture.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relates highly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culture.And empirical researches show that the transi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s a gradual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