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科学合理的碳金融市场云平台能够为碳市场建设提供基础支撑平台.基于分布式账本的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碳金融市场具有显著优势,文章设计基于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碳金融市场云平台服务框架,采用权威认证多节点参与、全网广播询价、个性化智能合约、业务流程标准简捷化等方式,架构区块链市场基础设施,具有分布式社群化、算力驱动、链上数据真实透明、多方协作防篡改等优点,满足实体企业用户的多元化碳配额交易和碳投资需求,有效解决碳市场交易的信任度低、资源共享等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是各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典型特征,而如何恢复货币政策的强力功效成为政策制定者核心关切.破解该难题的前提在于剖析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的原因.基于此,以我国为研究对象,在构建符合我国货币政策实际操作的理论模型基础上,通过改进时变VAR/SVAR模型的识别技术,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变化进行系统性解析.研究发现:第一,货币政策本身冲击的降低是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的重要原因,这表明我国政府通过意外政策刺激经济的倾向降低;第二,影子银行、财政政策、利率市场化、国外货币政策等货币政策实施的外部环境因素也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其中影子银行、利率市场化和国外货币政策负向影响了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而财政政策正向影响了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第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转变并不是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变化的原因.籍此,本文为如何提升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短钱长用"是企业债券违约潮发生的重要原因.这不仅会损害投资者利益,而且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此,本文以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作为研究对象,通过DID方法分析央行担保品框架扩容是否影响了企业债券期限结构.研究发现:第一,央行担保品框架扩容增加了企业长期借款,且对企业短期借款没有显著影响,缓解了企业"短钱长用"行为.第二,央行担保品框架通过企业"释压减负"和"择优增益"两个机制来影响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第三,央行担保品框架扩容对民企调整债务期限结构的促进作用更强,且相比于中央国企,其对地方国企的促进作用更强.第四,当银行流动性宽裕时,央行担保品框架扩容对企业调整债务期限结构的促进作用下降.因此,央行在调整合格担保品范围时,不仅要关注其对相关企业融资成本的直接影响,还需要重视其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作用效果.
以企业最主要的短期债券为研究对象,通过DID方法分析央行担保品框架扩容这一准自然实验是否影响短期企业债券的信用利差.研究发现:第一,当企业发行过央行担保品框架所认可的中长期债券时,其所发行短期债券的信用利差将显著降低.第二,央行担保品框架扩容对短期民企债券和小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更强.第三,央行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央行担保品框架扩容对短期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增强.
提升货币政策效果是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改革中的重要任务,而如何正确评价货币政策有效性则是这一任务的前提条件.基于此,结合我国经济新变化,文章在经典的CC-LM模型中纳入了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从理论上分析了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信贷利率与实际产出的传导机制,并应用具有时变参数的TVP-SV-VAR模型进一步检验了理论分析的结论.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一致得出:第一,从对实际产出的影响来看,中期借贷便利为代表的新型货币投放方式是有效的;第二,中期借贷便利仅能降低短期信贷利率,而长期将提升信贷利率;第三,中期借贷便利与LPR报价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提升可强化货币政策有效性.此外,实证研究还表明,依靠中期借贷便利方式投放基础货币会造成吉布逊谜团的现象,因此能否降低融资成本并不能作为评价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指标.籍此,文章对如何优化新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信息沟通有助于公众理解和预测货币政策的实际干预,进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中国人民银行的信息沟通对实际政策干预的预测能力需要解决沟通文本的测度问题,同时考虑实际政策干预多工具并用的复杂性.基于此,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方法提取《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信息,进而考察央行沟通对于货币政策实际干预的预测能力.研究表明,整体而言,市场对中国人民银行"听其言"有助于"观其行".具体来看,央行沟通对于直接可控的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具有持续的预测能力,但对于市场利率的预测能力较差,对于M2增长率的预测甚至存在方向不一致的情况.
未来政策不确定是公众通胀预期波动的重要源泉.基于此,建立具有时变参数的VAR模型(TVP-SV-VAR),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如何作用于公众通胀预期,然后界定央行沟通通过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公众通胀预期这一路径的解释力.结果表明:第一,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将提高公众通胀预期,这主要源自于在较高政策不确定性下政策制定者的宽松型政策偏好;第二,央行沟通上升1个点将最大降低政策不确定性10个点左右,而政策不确定性降低1个点将最大降低公众通胀预期0.003个点左右;第三,央行沟通上升l点将最大降低公众通胀预期0.1个点左右.央行沟通通过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实现公众通胀预期管理这一途径的解释力明显不足.深化央行沟通与提高其他政策的透明度是进一步减少政策不确定性和稳定公众通胀预期的有益尝试.
货币政策透明化是过去二十年大多数国家中央银行的一项重要制度选择.为度量中国货币政策透明度现状与发展趋势,文章拓展了现有的指标体系,考虑了公众对货币政策的理解,构造了更为全面的货币政策透明度指标体系.测算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透明度总体上比较低,但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通过信息沟通进行预期管理是当代央行重要的政策实践,而能否获得公众信任则是央行沟通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要条件.本文在Morris和Shin(2002)的博弈模型基础上,引入公众对于央行公布信息的信任程度,从理论上论证了公众信任对于央行沟通发挥引导预期作用的重要影响.进一步,本文建立了具有时变参数的VAR模型(TVP-SV-VAR),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央行沟通信息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准确性,这不断提高了公众对央行的信任,并使得央行沟通能够有效地引导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央行沟通是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管理的成功实践.提高央行信息沟通的可预见性,在央行沟通中增加定量预测和扩大央行沟通的范畴,是进一步提高央行声誉的有益尝试.
新常态指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并呈现新的稳态形式,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判断.文章尝试基于条件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模型对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行划分,量化识别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历史时刻,为从经验分析角度深入分析新常态奠定基础.实证结果显示,1995年第2季度至2005年第4季度为中国经济旧常态时期,2008年第1季度至今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时期,其余为过渡期.此外,文章进一步应用时变参数模型从要素禀赋视角探讨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原因,发现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并未发生较大改变,经济新常态的形成主要源自于就业人口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
预期是人们未来经济行为的重要依据,而如何引导预期则成为各国央行的重要议题.在测算我国通货膨胀预期的基础上,通过设定时变参数模型,识别通货膨胀预期的驱动因素,深入探讨央行实际政策操作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影响我国居民通货膨胀预期的主要因素是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和实际通货膨胀率.但是:第一,价格型货币政策短期内并不能发挥逆向调控作用,反而会恶化通胀预期;第二,通胀预期驱动因素不管在数量上还是作用强度都存在时变性,特别是汇率在汇改之后不再影响通胀预期;第三,房价与输入性通胀不是居民通胀预期的影响因素.
预期的重要性在于其存在自我实现的能力,对其管理也随之成为当前宏观经济管理的突出体现.从存在性和偏差方向两个维度判断我国居民通胀预期的偏差,并进一步应用时变参数模型分析不同群体通胀预期自我实现的异质性以及央行如何对不同群体通胀预期做出反应.结果表明:我国居民通胀预期存在偏差,呈现“好动”倾向;居民预期未来物价“下降”比预期未来物价“上升”自我实现能力更强,但是存在较大的时变性;不论是在利率还是在货币供应量方面,央行对居民预期未来物价“上升”都存在较高容忍度,而对居民预期未来物价“下降”反应表现出更为迅速、更强和较为一致的特征.
本文建立了兼具随机波动率和时变参数的VAR模型,刻画经济系统中结构冲击和传导机制的时变性,并在同一框架内分析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系统性和非系统性效应.研究结果显示:①对应于货币政策冲击,货币政策的非系统性效应在大波动时期存在“价格之谜”现象,在大稳定时期则出现政策冲击波动以及经济活动对其同向响应程度的双重下降现象,甚至在有些时段出现负向响应,其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②系统性效应显示货币政策对于通货膨胀的响应强度整体呈消极特征,但存在一种向积极方向转变的动态学习模式,而且这种转变呈现不同状态的频繁转换.③反事实分析显示,货币政策系统性和非系统性效应虽然有所改善,但这并不是宏观经济从大波动向大稳定转变的主要原因.
科学测算货币政策与股票价格变动的数量关系,是理解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互动机制的重要视角.本文将新近发展的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和BL结构冲击识别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了更具合理性和可靠性的FAVAR-BL模型框架;前者引入共同因子克服了传统VAR模型遗漏大量经济信息的缺陷,后者长短期约束兼具的技术使得脉冲响应能够刻画货币政策与股票价格的同期和长期动态相依特征.测算结果显示,在同期关系中,利率非预期地提高100个基点,真实股票指数会下跌大约8%,真实股票指数非预期地上升1%会导致利率提高大约1个基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前者的强度衰减态势明显快于后者.这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之间存在非对称的互动关系,其中货币政策变动对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同期影响,但持续时间较短;股票市场变动对货币政策则是同期影响强度较小、长期影响持续时间长.
互联网金融在近几年快速发展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还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基于这一现象,本文从货币供给和货币流通速度视角,研究了互联网金融作用于宏观经济的传导机制。研究得出,互联网金融可以通过降低人们现金持有量、需要缴纳法定准备金的存款占总存款的比例和超额准备金等渠道影响货币乘数,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并且互联网金融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这都将作用于宏观经济。
本文在双重时变设定中考察泰勒规则在中国的适用性,一方面参数时变性体现的是央行对经济冲击的响应强度变化,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目标维数的时变性体现的是央行在不同时期核心政策目标的转移.实证结果表明:(1)影响央行利率调整的政策目标维度存在时变性,尤其体现在汇率对利率调整的阶段性影响;(2)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响应并不充分,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泰勒规则,但在通货紧缩时期,利率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通货紧缩,利率对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反应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基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本文建议,我国应该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培育以利率为货币政策中间变量的金融环境.
成因分析是理解货币政策透明度的重要视角.基于此,本文从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国别特殊因素等几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货币政策透明化的成因.实证结果显示:经济因素是其变化的主因,国别特殊性因素亦具有较强影响,而政治因素作用并不强.
基于VAR模型测度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常用研究范式,构建概率时变斜率系数、随机波动率以及扩展因子的VAR模型以考察中国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时变演化特征.实证结果发现:第一,货币供给增长的产出效应存在明显的时变性,在1999-2006年期间虽然不存在长期产出效应,但短期产出效应非常显著,而在2007-2013年期间短期产出效应却出现将近50%的下降,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呈逐渐减弱态势;第二,相比产出效应,数量型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更为显著、稳定和持久.
Internet has changed the teaching conditions of universities, but also challeng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ing and the changes of teaching environ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et, this paper discusses what should make adjustments in the internet 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