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高职院校在区域创新体系中被赋予更多职责、使命和期待.以科教融汇推进科研平台建设,有助于高职院校更好地把握办学定位、优化办学职能、创新办学形态.在科教融汇的理念框架下,高职院校科研平台的功能定位体现在资源集聚的载体、项目培育的土壤、区域创新的高地三个方面.实践中,应以高水平专业群为依托,推动科研教学服务一体化提升;以高水平带头人为重点,推动结构化科研服务团队建设;以产业现实问题为对象,推动利益主体间产学研用合作.

技术知识论观照下,职业教育课程具有体系上的延展性、目标上的适切性、实施上的情境性、评价上的过程性等鲜明特点.新版一体化专业目录推动下的职业教育课程衔接是职教体系上下贯通的基石、产教融合普职融通的纽带,需要以推动技术知识的有效积累、促进技术知识的有效转化、实现技术知识的有效传递为目标导向,加快构建契合产业前沿的课程结构体系、适应企业需求的课程内容体系、校企深度协同的课程实施体系,加快形成多主体参与、全过程协同的纵横交错立体式衔接运行机制.实践中,应聚焦岗位需求优化课程框架、聚焦技能形成优化课程供给、聚焦培养效度优化课程实施.

围绕高职扩招人才培养,以学习者为中心设计了调查问卷,通过大样本调查了解高职扩招学生学习体验情况.调查显示,高职扩招学生在学习所带来的成就感、胜任工作岗位的能力、专业相关的理论知识、专业相关的实践技能等方面有较好的学习体验.而学习体验的评价高低,与扩招管理服务、专业认知教育显著相关.研究发现,高职扩招作为政策工具,有效缓解了学习者的就业压力、有力提升了学习者的就业能力、有助于丰富学习者的就业选择、有利于加快技能型社会建设,而要真正落实质量型扩招,高职院校还应在按类定教、因材施教、以标导学、以多破唯上持续发力.

在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职教集团普遍面临发展定位虚化、整合功能弱化、目标指向泛化等现实困境,其核心价值应围绕推动办学资源集聚集约、加快职教培训体系建设、提升校企合作效率效能、拓展产教融合深度广度四个方面进行重构.在职教集团发展理念上,应在形式上从松散联结走向实体运行,在定位上从人才培养走向要素保障,在路径上从校企合作走向产教融合,在治理上从个案参与走向多方协同.在职教集团改革路径上,应聚焦产业发展增强多方协同的指向性,聚焦体系建设增强人才培养的集约性,聚力项目推动增强要素保障的针对性,聚力模式创新增强管理运行的实效性.对于职教集团的改革发展,安庆职教集团的改革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和借鉴价值.

职业教育学分银行作为促进学习成果的形成和产出的"牵引器"、促进普职教育沟通与衔接的"连接器"、促进终身学习"立交桥"构建的"助推器",其功能性价值正日益显现.面对当前其建设中实施环境不够成熟、实施主体不够明确、实施标准不够健全、实施路径不够清晰的现实困境,应着力在学校层面切实加以突破,以人才培养方案为统领加快优化学习成果框架,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原则加快完善认定转换规则,以校际共建共享为推动积极构建省域学分银行.

做好扩招后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是"本体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融合,是"规模扩张"与"素质提升"的实然追求,是"特色办学"与"主动发展"的应然求索.但在实践中仍然面临着生源对象多元化与培养模式固定化之间不协调、学生需求多样化与评价方式单一化之间不协调、教学资源不到位与标准不降的要求之间不协调等方面所带来的挑战,需要高职院校在整合质量评价主体资源、创新质量评价体系结构、完善质量评价过程和环境上予以积极应对.

产教融合治理是重要利益相关者合作下的协同治理,有政府、市场两种机制之外的第三部门存在,并已在国家、区域、学校、专业等层面呈现出不同的实践形态.第三部门以公共、使命为价值追求,以融合、互补为愿景目标,以集约、共生为内在本质,以开放、协同为发展动力,其功能定位主要是协调各方关系、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公共利益、分担政府职能,其价值意蕴体现在优化产教融合模式、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应对局部市场失灵等方面.当前,产教融合协同治理实践中,第三部门虽然得到蓬勃发展,但也存在认知层面公信力和认同度不够高、功能层面协调性和独立性不够强、保障层面政策支持体系尚不健全等现实局限,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引导和培育,具体策略包括:坚持规范与激活相结合,健全政策保障体系;坚持放权与赋能相结合,强化引导支持措施;坚持聚力与协同相结合,构建多元合作关系;坚持务实与创新相结合,聚焦解决现实问题.

在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过程中,涉及多重的利益相关者.不同类型利益相关者参与和促进衔接的方式和方法共同构成了衔接的动力耦合机制.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现实路径,可以从4个层面进行把握:一是其目标应是农产品的加工变现;二是其本质是产、加、销的衔接;三是其基础是与需求侧的有效对接;四是其关键是各方利益的有效协调.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政策导向可以从4个方面予以把握,一是强化政策的系统性,调动和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二是强化政策的适应性,因地制宜与因势利导有机结合;三是强化政策的针对性,提高政策目标指向性和实效性;四是强化政策的协同性,形成推动和保障衔接的巨大合力.

百万扩招所带来的生源结构多样化、学生需求多元化、教学时空多维化、学校治理的多主体化,正在对高职教育传统办学形态形成颠覆性变革.扩招推动下以培养模式的重新建构、服务职能的重新定位、治理方式的重新改造为核心的组织变革,以及对职业教育类型特征、价值使命、办学模式的社会认同,正在加速形成推动高职教育类型发展的内外动力.高职教育必须通过服务区域发展、产业发展、人的发展来坚持好服务宗旨下的时代站住,必须通过加速贯通衔接、促进多方协同、增强自组织性来把握好育训体系下的改革定位,必须通过打造产教融合的载体、人才培养的高地、社会服务的平台来切实找准需求导向下的发展方位,真正走上类型发展的轨道.

2019年高职百万扩招,给高职院校带来了治理范围复杂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模式多样化等一系列新问题.与此同时,学生结构的变化、行业企业的参与、评价的多维化也为高职院校改善治理体系提供了新契机.以多元共治为基石转变治理理念、以产教融合为方向明确治理目标、以效率提升为关键创新治理方式、以机制创新为保障优化治理环境,是高职院校改善治理体系的努力方向.

从文献梳理情况来看,对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的性质、模式、保障及行动等方面.以上研究存在着理论依据待充实、实践考察困难、外部保障落实艰难的问题,针对以上情况从厘清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治理的出发点、搭建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治理的平台、推动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及加强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治理的行动研究四个方面提出了研究反思.

"双高计划"对高职院校发展来说,是自我认知的再出发、内涵提升的再出发、创新发展的再出发."双高计划"推动下,立德树人培育大国工匠的根本任务,以人为本服务就业民生的办学导向,产教融合面向区域发展的发展路径,校企校地合作协同育人的办学模式,仍然是高职院校的应然坚守.同时,高职院校在需求导向下正面临着改革变局,需要以变革有效回应类型发展的需求,以融合有效回应地方政府的需求,以协同有效回应产业发展的需求,以全纳有效回应学习对象的需求.

相较传统意义上的学校教育组织,高职院校在组织形态上不断面临着更多、更新的冲击.是坚持传统还是适应未来?从显性特征看,高职院校既是学校,更是平台;从办学宗旨看,高职院校既要服务,更要回应;从发展路径看,高职院校既要合作,更要融合.当前,高职院校组织形态面临自身发展、外部环境、政策推动三个方面的压力,存在着组织结构不灵活、协同机制不健全、管理服务不适应三个方面的现实困境,并至少已经呈现出压力感知更敏锐、协同机制更有效、职能划分更优化、组织文化更开放四个方面的变革趋向,值得政策制定者和院校实践者关注并积极应对.

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角色认知来看,服务乡村发展是职业教育自身的历史传承,面向乡村办学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融入乡村振兴是职业教育改革的使命担当.从角色预期来看,职业教育需要立足乡土人才规划建构人才培养新体系,聚焦乡土人才培育建构人才培养新内容,服务乡土人才成长建构人才培养新渠道.基于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的"主渠道"、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生力军"、产业培育企业成长的"助推器"、乡土文明传承创新的"能量场"这样的角色定位,职业教育应在组织形态上从学校向平台转变、在办学定位上从面向向适应转变、在发展模式上从合作向融入转变、在参与路径上从推动向共治转变.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涉及众多重要利益相关者,必须通过协同治理推动治理方式变革,加速提升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适应性与现代化.协同治理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迫切需求,是职业教育类型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治理方式创新变革的重要内容.相较于传统治理,协同治理从被动走向自觉,从个案走向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从单点走向多核.面对当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主体不清晰、治理对象不精准、治理方式不科学、治理措施不到位等诸多实践困境,应从完善政策体系、推动资源集约、搭建优质平台、激发内生动力等方面优化协同治理的路径.

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职院校办学的需求呈现出一种动态演进状态,在国家政策层面承载的经济功能从弱到强,在区域发展层面从学校定位走向部门定位,在行业企业层面从浅层合作走向深度共生,在学习对象层面从促进就业走向生涯发展.而高职院校蓬勃兴起尤其是"示范校计划"启动以来,高职院校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回应,在认识层面从模糊到清晰,在定位层面从泛化到精准,在战略层面从无序到系统,在战术层面从分散到整合,同样也呈现出一种动态演进的状态.基于这种逻辑机理,在职业教育新一轮大改革尤其是类型发展的大背景下,高职院校需要在方向层面更精准地把握办学定位,在功能层面更高效地对接产业发展,在价值层面更务实地服务人的发展,在保障层面更系统地推进内部治理,以改革的持续深化来积极有效回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出的新要求.

2019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高职扩招作为国家层面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稳定和扩大就业的重要举措,在全社会引起热议.因为在生源对象上与过去相比有了重大改变,所以高职扩招必然会对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带来新的冲击,需要高职院校认真研究并积极予以应对.

自从1983年国家层面首次提出"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与普通高中在校生的比例大体相当"的政策目标以来,"职普比"这个概念以及保持"职普大体相当"的要求,就已深深地融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在事实上成为职业教育国家顶层设计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有关职业教育的各项政策文件中很容易就能得到验证,并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文本中以"教育体系基本框架示意图"的形式非常直观地呈现出来.

高职院校内部专业评估是学校基于内部视角针对本校专业建设质量和水平所进行的一种综合性自我检视与自我评价.它既是一种管理行为,也是一项质量控制措施.在准确认识和理解其功能定位、目标导向的基础上,应结合实际因校制宜做好评估指标设计,并在推进策略和实施路径上予以准确把握.

产教融合作为职业教育办学导向和发展方略,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从一个市域案例调查来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主要存在职业院校主动融合但能力不足、工业企业需求强劲但动力不强、校企合作但效果不彰等现实问题.要真正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应在地方政府职能由主导向引导转变、创新职业院校组织形态和治理模式,对行业企业实行责任压实与项目引导相结合、在融合机制上推动多方协同下的供需有效对接等方面加强政策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