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大学生群体的入党积极性,既与党员队伍建设息息相关,也反映了年轻世代的政党认同.受访者"递交入党申请书"的态度与行动是其入党积极性的有效观察指标.问卷调查发现,六所不同类型高校的学生中,近八成受访者已经递交或准备递交入党申请,其入党积极性受到多面向的政党认同影响:政党价值中的理想信念认知、情感信赖,政党组织认同中日益严格的入党标准感知、正面积极的党员形象认同,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提升了大学生的入党积极性.与此不同,政党绩效认同虽有助于其政党情感生成,却未能催生其入党意愿,政党情感认同与政党参与偏好存在生成机制的心理差异.此外,家庭、学校与专业等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大学生入党积极性的政治社会化效应.
Using the data from 7 waves of tracking survey which has lasted for 20 years, we systematically analyze farmers’ perception of election according to a five-dimensional framework which consists of perception of election, voting preference, functional evaluation, awareness of rules, and value support. We discover that farmers have a strong awareness of their rights to election and a full perception of the election procedures which is family-oriented. They have a tendency to vote for “a virtuous person.” They evaluate positively on the function of election, and show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awareness of election rules. Value support, on the other hand, shows a decreasing structure with the increase in rank, but the overall support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In terms of the topology of villagers’ election culture, the proportion of respondents with a detached election culture has declined significantly, and its once-dominant position has given way to respondents with a passive election culture. The respondents with the most civic-natured electoral culture are slowly growing up to 20%. These findings can help to clearly understand the real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of the grassroots elections and governance, deepen and expand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elections, political culture,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develop a theory of election culture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相较于内卷化、制度失灵、制度失准,制度举措失焦化更为精准地概括了乡村治理中的此类问题:某些制度举措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工具性绩效,但却未能聚焦于制度本身的核心载体与价值要求.这种失焦化体现在"三治分离"、自治民生化、法治秩序化、德治行政化等方面.从基层治理实践看,干部价值观念错位、现有考评机制压力、群众需求异化是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而制度举措的失焦化,又将进一步强化行政依赖、经费依赖,带来治理理念的错位.新制度主义中的制度规范与理性选择有助于揭示其生成机制,而治理过程的价值融入、制度创新的科学评价、群众主体性与乡村内生性的凸显,有助于改善失焦化这一现象.
2015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面对"碰到问题,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一说法,认同和不认同的民众比例相当,各有四成五左右.民众主观世界中对"闹"的看法具有特定的政治心理基础:传统主义价值观与现代民主价值观,分别会促进和衰减民众对"闹"的认同;相对于中央政府信任,地方政府信任在此议题上表现出更强的关联性,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将有助于降低民众对"闹"的偏好;以政府回应力为表征的外在政治效能感,对于降低民众对"闹"的认同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闹"及其背后的政治心理基础,对于社会治理实践具有政策参考意义.
在中国情景下,政府信任与政府依赖之间是怎样的关系?通过对2015年度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而言,中国民众在全局性治理事项中更依赖前者,其中仅环保治理更依赖后者;而民生性治理事项则更依赖后者.在民生性治理事项中,相对于个人,民众更依赖于本地政府负责义务教育与医疗,而就业则更偏向个人负责.在现有的几类解释基础之上,我们发现依赖因素确实有助于理解民众的政府信任:在全局性治理事项上对中央政府的依赖(相对于地方政府)会促进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而在民生性治理事项上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则会弱化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民生性治理事项中,若依赖本地政府而非个人,则会更加信任中央政府、不信任地方政府,并由此显著扩大了政府信任的央地差异.
通过对2002-2015年的四次全国性问卷调查资料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民众稳定地给予中国民主程度较高的评分,既认可近十年以来的民主发展成绩,也期待未来十年民主的继续进步.多维度的民主质量测量则显示:民众对民生保障、民意回应、政治平等三方面表现出既广且强的认可,而对自由权利与选举参与的认可范围虽然较广,但其强度仍有待提高.此外,随着时间发展,民众对民主程度的评价也越来越仰赖于民主质量本身.整体而言,这为中国民主的继续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坚实有力的民意动力与社会基础.
江西40村2002至2015年五波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农民人际信任在十余年间呈现“U型变化、波动提升”的整体态势,同时具备“相对稳定、小幅变动”的差序式内在结构.传统差序格局中亲属关系的递推逻辑,则在农民人际信任方面表现为“家庭本位——嵌住关系——开放关系”由内而外地层级过渡.文章从程度与幅度两个角度分析了农民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相对于理性路径的解释,制度与文化的解释更具适用性.因此,如果要营造具有更广更深信任水平的乡村社会,则应一方面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取信于民;另一方面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创建和谐的人际交往环境.此外,政府信任、传统文化对人际信任不同结构的影响同样值得后续关注.
当今社会,各国普遍重视民众对民主的评价.使用“中国青年价值调查”团队的相关数据,并进一步使用“民主评价的中外差异”,比较大学生对不同国家民主程度的评价.探索性的回归分析显示,大学生对民主具有一般性的支持,但其对民主的本土化与情景化理解仍深刻影响着其对民主的评价.另外,中国国家治理评价的显著影响表明,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治理体系的完善,中国治理式民主将更加得到大学生的认同,并使大学生在面对西方民主时更加具备制度自信.国家荣耀感虽然会显著提升大学生对中国的民主评价,但并未显著降低对美日的评价.这意味着所谓“狭隘的民族主义”至少在本研究看来是站不住脚的.这有力地驳斥了国际民主评价指标所暗含的话语霸权.
基于我国台湾地区2010年与2014年的两波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台湾民众对民主价值内部各个维度的认同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但总体上已具有稳定的民主信念.而在民主含义的理解上,程序式民主相对于实质式民主,并不具备认知优势和群众基础.从民主观念的内在结构上看,有近七成的台湾民众从内在价值上认同民主原则,而在民主理解上却强调治理绩效与社会平等.也就是说:信奉民主原则并不必然地拒绝能带来实质治理品质的民主制度,如果以所谓"民主原则"和"最大民意"来掩盖治理能力的不足,甚至以民意之名,行损害民众利益之实,则注定无法被台湾社会的大多数民众所接受.
国内近30年来的政治文化研究呈现这样的格局:本土性问题研究与引介性研究并存,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互为消长,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历史一制度主义、人类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等四种路径多元发展;但也存在研究主题庞杂、原创性不足、缺乏问题意识与学术对话、研究方法滞后等不足.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新生代研究队伍的成长及国际学术交流的频繁,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已经出现走向兴盛的新趋势.
学界对中国农民国家观的研究成果颇丰,就研究主题而言涉及国家观的构建研究、国家观的类型研究、国家观的比较研究、国家观与农民行动研究等。这些研究采用了多元的方法,较有代表性的方法有历史分析、区域比较、量化分析等。从目前研究出发,学界可以在国家观的层次性特征、国家观研究的价值取向以及研究方法上做进一步的探究与讨论。
以谣言流通理论为分析视角,通过对近年我国国企改制过程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梳理,探究谣言产生的原因、影响以及预防与平息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