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agency theory in understanding funding mechanism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HEIs),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performance-based funding(PBF).Agency theory,which examines the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how economic incentives align HEIs'actions with public policy goals.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trengths of agency theory,such as its clarity and predictive capabilities,in framing funding and monitoring modalities.It also highlights the theory's limitations,including its narrow focus on self-interested behaviour and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informational asymmetries.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PBF in enhancing HEI performance is reviewed,revealing mixed results and a need for further rigorous research.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while agency theory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HEI funding dynamics,it requires empirical validation and a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real-life complexities.It calls for more comprehensive studies to test the assumptions and impacts of PBF,especially in diverse contexts.The findings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designing effective funding policies that consider both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the broader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of HEIs,ultimately aiming to improve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outcomes.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reader to the cornerstones associated with the study of complex systems with an anchoring on the phenomenon of resilience,broadly defined as a system/entity/individual's ability to adapt to emerging demands(adversity)while retaining both function and a sense of identity.Following a presentation of key concepts and perspectives,the article sheds light on their applicability to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within the context of change and adaptation dynamics,in the form of strategic review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he European context.This study seeks to alert higher education scholars to the explanatory power associated with the systemic and resilience perspectives and help set in motion a research agenda for future inquirie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HEIs)face increasing pressures from financial constraints,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sustainability requirements,and societal expectations.This article revisits Adaptive University Structures(Sporn,1999)and proposes an upd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address contemporary challenges.It explores governance models,strategic leadership,and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mechanisms,integrating insights from organisational theories,network models,and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The revised framework categorises HEIs into three adaptive models:resilient,strategic,and innovative,each reflecting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complexity,governance,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e.Furthermore,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quality,sustainability,and impact in shaping the future of universities.By reassessing adaptation strategies in a volatile environment,this chapter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enhancing the responsive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HEIs globally.
本文阐述了 ChatGPT等聊天机器人在教育培训中的性能和局限性.为了确保此类人工智能工具的适当使用,必须全面了解相应算法的基本原理和局限性.本文首先梳理了人工智能领域从ELIZA、CSIEC到WATSON等聊天机器人系统的发展路线,然后介绍了 ChatGPT的功能原理:人类语言的统计概率模型、人工神经网络、基于大规模文本的深度学习算法、应用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算法等.基于以上技术基础,本文讨论了 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政策带来的挑战,包括学生就业招聘、法律和新闻等相关专业教学设计、学生论文写作、学生考试和其他评价方式等,并提出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案,以保证未来在教育和培训领域中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得到合理、有效、公平的应用.
在教育研究的范式争议中,对教育研究对象的本体论探讨是一个重要的基础议题.本文首先梳理和检讨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有关个人意识、社会集体意识以及社会制度之本体论基础的主要论述,并综合出一个可应用于教育研究之对象的本体论探讨的分析架构,在此基础上尝试厘清与界定教育研究的本体论基础;最后指出教育研究指向"树人"之事业,其研究对象横跨个人自我意识的培育、社区文化的构建以及国家民族集体意识之铸造.面对这庞杂繁复多层次的主题内容,立足人文科学与实在主义的教育本体论概念架构,教育研究中质性与量化方法的分隔表征是对教育不同向度与不同层次主题的不同聚焦.
本文以中外合作办学为分析对象,采用我国1997—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检验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规模与省际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规模和办学项目规模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效应;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阶段的中外合作办学规模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中外合作办学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考虑门槛模型后,中外合作办学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非单调、非线性的关系.根据实证发现,本文建议为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阶段教育对外开放,我国应进一步扩大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调整区域中外合作办学资源配置结构,丰富中外合作办学形式,并对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省份和农村地区进行经济扶持和人才调配.
大学自中世纪产生之日起便划分了知识和系科的等级.文艺复兴后新知识、新机构在大学之外兴盛,有鉴于知识和社会政治的新态势,康德在理论上发起了大学的哥白尼革命,颠覆了中世纪大学的等级秩序.康德的理念由洪堡在实践中实现,然而围绕知识和系科地位的斗争却自此愈演愈烈,知识传统、学术水平、政府和政治、社会组织和民众、学生和教师以及不可捉摸的时尚,都发挥着影响和作用.争取知识合法性与系科平等地位的斗争是知识创新和进步的动力.
本文基于史料、访谈和参与观察,聚焦清华大学本科生特等奖学金制度,探讨1988年以来清华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演变及在"特奖"影响下的学生成长.本文发现,在"特奖"三十余年的历程中有两条线索:一方面,作为传达教育导向的指挥棒,"特奖"的评选标准在全面发展和多样成长间摆动变化,并不断向又红又专基础上的以全面发展为主、多样成长为辅的基准线回归;另一方面,作为覆盖本科生活方方面面的考评体系之拱心石,"特奖"的影响力和竞争程度在三十余年间逐渐提高,并克服其在考评标准方面与校级综合奖学金一般规律的矛盾,在本科生培养中具有超出一般奖学金的特殊意义.在这两条线索背后,是清华从多科性工业大学到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大学以及从"红色工程师"到"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型历程,也是大学坚守立德树人根本目标、对抗市场化以及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工具理性侵蚀的持续努力,并凸显了竞争逻辑与教育逻辑的相互交叠.
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培养正日益受到重视,但有关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比较有限.本研究通过收集中国六个省市初高中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及相关因素数据,并运用贝叶斯模型平均技术对50多个潜在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和识别.一个重要发现是:与人连接的"关系类"因素——父母的教养风格、学校的师生交流、同伴关系以及校园欺凌等,是青少年非认知能力发展最关键的因素.而在传统上被认为重要的"资源类"因素——学校资源、课外班学习以及父母养育时间的投入等,却与非认知能力的关联较弱.家庭经济社会背景仅预测了一小部分非认知能力.这表示不同于过去主要以学业成绩为产出、注重资源投入的方案,以非认知能力为产出的教育投资研究应转向对父母教养态度及策略、教师支持和沟通、同伴支持等与人连接因素的关注.本研究的发现也为教育投资突破家庭禀赋和学校资源约束,促进平等甚至阻断贫穷的传递提供了可作用的路径.
自从海费兹(Ronald Heifetz)等在2009年将这个世界描绘成一个由多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定义的 VUCA 时代(Heifetz,Grashow,& Linsky,2009)以来, VUCA便成为商业、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研究者用以描述当今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组织所面临的挑战的概念.2020年,笔者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波普科维茨(Thomas S. Popkewitz)教授共同为《教育政策研究手册》(Handbook of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英文版撰写"导言:变革世界中的教育政策与 教 育 改 革"(Introduction:Education Policy and Reform in the Changing World),我们注意到当代世界变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对教育系统的变革与发展的影响;时至今日本书中文版出版之际,我们发现,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以及发展迅猛的人工智能技术等各种重大事件迭出,对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人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远超本书两位主编、所有作者以及诸多关注当代社会VUCA现象的研究者之想象.对于人类学习与教育、成长与发展、工作与生活的变化而言,这些影响危及现代社会组织与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根基,颠覆工业革命后建立起来的现代教育系统的根基,促使人类教育发生革命性变革.
多样性是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高校分类发展是实现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基本途径.虽然国内外在高教体系建设、高校分类框架等方面已有众多的研究和实践,但高校分类问题依然制约我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高校分类发展则是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基础.从人才培养入手,结合创新—产业—产品链条,兼顾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际,将高校分为"理论型""工程型""应用型""职业型"基本类别.教育评价应结合共性标准、核心差异和创新需要,引导高校扎根中国大地创特色、重内涵、上水平发展.
《教育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教育学辨析》一书(下文简称《辨析》)是怎么来的,时间跨度有多长? 对于一位著作颇丰、跨度较大的学者而言,弄清《辨析》成书的原委始末,或可帮助我们走进(近)陈桂生的精神世界.《辨析》果真只有"辨析"这一条"明线"吗? 是否尚有其他"暗线"? 陈桂生教育学辨析的旨趣究竟何在? 以下略谈笔者阅读《辨析》的感受.
对我国高校分类管理中几种典型的分类法进行溯源发现:我国按照高校的学科门类、隶属行政部门、是否为重点大学等维度所作的院校类型划分,属于中央政府依靠行政力量在特定历史时期基于国家宏观管理与发展需要形成的事实性分类.这些分类具有维度单一、层级色彩较强、类别划分不足、分类与资源叠加等特点,导致高校办学的趋同化.在我国现今的高校分类管理实践中,部分地方政府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与推动下,探索了区域性的高校分类体系与分类管理办法.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支持举措,我国高校分类管理的实施效果并不佳.未来要使我国高校分类管理真正落实,一是突出分类、弱化层级,二是科学分类、明确标准,三是政府引导、高校选择,四是差异配置、分类评价.
本文讨论了高校分类研究的背景与意义,指出高校分类对当代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高校分类是一个研究热度逐渐提高但仍有待进一步加强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分析了高校分类的形成机制,探讨了政府与市场对高校分类的影响以及激进与保守两种不同的高校分类发展公平观;最后,本文应用全国高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对高校进行了聚类分类,进而讨论了其与高校类型之间的关系,指出双一流高校在本科教育教学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引领示范作用.
高校分类是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分类政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计划经济时代的纵向分层、市场经济时代的同质化、新时代的横向分化与多样性.中国高校分类的同质化倾向植根于管理主义范式.管理主义范式将高等教育系统视为可规划、可管理的简单系统.建立在这种范式基础上的高校分类存在行政主导、规范性过强、维度单一等特点.为了实现"以分类促特色"的目标,中国高校分类逻辑需要进行战略性转换,由管理主义范式向多元共治范式转变.一是推进用户导向的分类,二是倡导描述性分类,三是实施多元多维分类.
人工智能技术在最近十年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表现在知识工程、数据挖掘、模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智能机器、专家系统、自动程序设计、艺术创作等八个方面.这些方面的突破性进展为教育发展和变革提供了动力,在教育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在教、学、评、测等教育系统的各个环节,人工智能技术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教育也带来了极大挑战,主要表现在影响教育机构的毕业生市场、教学评价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上.为了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挑战,充分利用其正面影响,本文提出要调整高校专业设置、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改革教学评价方式和内容,研发和部署人工智能技术的教育应用,引导学生合理、合法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当前我国本科毕业生专业—工作不匹配现象较为普遍,这不利于实现高质量就业,而就业质量又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主要依据之一,深入剖析不同类型高校和专业毕业生就业匹配对工资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已有关于专业—工作匹配影响工资收入的研究大多忽视了专业—工作匹配选择的内生性问题,没有采用因果推断解决内生性问题的相关结论可能有偏甚至是错误的,识别因果效应是助推专业—工作匹配研究的关键步骤.本文基于江苏省2014-2018届全体本科毕业生就业派遣数据和大规模就业调查数据,利用Shift-share工具变量估计专业—工作匹配的工资溢价效应.平均来讲,本科毕业生专业—工作匹配能够带来工资溢价,但院校类型、同伴竞争者规模、专业类别、行业划分都对工资溢价产生异质性影响.同一年相同高校相同专业大类学生规模增加会稀释培养过程和求职环节的教育资源,降低专业—工作匹配的可能性.同时,专业—工作匹配通过学以致用获得工资溢价.本文的政策意涵是,在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现阶段中国高校本科专业调整的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需要全局思维,同时更多参考社会需求和就业前景等因素,推动本科专业布局与劳动力市场人才需求良性互动.
杜威教育思想形成的源泉之一是对德国唯心主义及其教化传统的批判,这尤为体现在其1915年《德国的哲学与政治》的讲演中.杜威认为,包括教化传统在内的德国精神中"两个世界"对于"内在性"的尊崇,导致德国侵略性的政治后果,因而需要用美国试验的历史哲学加以扭转.但杜威思想的整体发展显示他并未放弃德国的教化传统,而是用实用主义的方法予以改造,吸收其基本维度,形成了一种民主的教化模式,表现出深刻而非庸俗的风格.这一点也与德国教化传统后来的批判转向具有一致性,显示了教育学的德国教化传统与美国经验传统的汇通,并为我国教育中修身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启示.
本文提出:(1)教育是基于个体的心智发展及社会文化的发展逻辑而展开的,教育的逻辑是指教育的理想目的及达到 目的的合理运行机制,包括演化规则和有效秩序.赫斯特、本纳和比斯塔等教育理论家从主体性发展分析了教育的 目的,而教育过程是一个关系性过程,其核心是教与学的关系.(2)教与学的活动是一种复杂的、具有涌现效应的适应性活动,其基础是文化.(3)教育过程一直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包括教育的人工智能方法,但这些教育技术及教育人工智能只是教与学活动的工具,虽然带来了更为多样和活泼的课堂,但对学生学业发展的作用有限.(4)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的出现带来了教育新的样态,标志着人工智能与教育关系的突破.(5)未来的教育人工智能将与教与学的活动呈现一种共鸣关系.
本文试图在明确界定人工智能概念的本质和边界的基础上,以史为镜,分析人工智能对教育未来发展的影响.本文首先分析了人的智能发展的两个途径,强调技术是人的认知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种"技术装置".其次,通过对人工智能三条故事线和两个概念的辨析,明确了当下所讨论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本质.第三,通过对进化认识论"三个世界"框架的拓展,区分了两类技术,建立了一个包括"硬"技术和"软"技艺在内、处理各学科知识的通用框架方法.第四,基于对教育的技术发展史的分析,进一步明确人工智能与"自由七艺"属于同一类,是数字媒介基础上的一种从事知识生产和学习的"新工具".第五,分析了数字媒介的两大特征,以及在"人类知识大厦的新地基"上人类知识版图正在发生的变化.最后,基于对教育变革历史的"长时段"比较分析,提出了未来教育变革的三大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