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克利教授长期专注于作者理论与经典作家研究,建构了作者生态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翻译引进了国内第一套"创意写作书系".他提出,作者是文学的故乡,作者研究体现文学研究的人文和诗性特征.为唤醒和重建作者研究,他笔耕不辍,表达对文学诗性特征与作者研究的坚定信念和孜孜求索.在本访谈中,刁克利教授围绕作者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访谈伊始,基于作者研究的不同层次和属性,他首先详细阐述了作者研究的定义和主要内涵,确立了作者研究是一种跨学科、跨领域、跨范畴的研究,厘清了作者研究的复杂边界;其次,对由作者研究的多重属性所引发的若干研究难点和潜在误区,他进行了抽丝剥茧的分析,指出根本问题在于缺乏系统的作者研究理论与方法;再次,针对作者研究的这一困境,他提出了基于作者生成论、作者角色论、作者创作论和作者影响论所构建的作者生态研究,并对该研究的具体内涵和批评实践进行了细致阐述,为作者研究的唤醒和重建提供了完整、明确、可行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最后,刁克利教授结合自身的研究经历和视角分析了作者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角色和意义,探讨了作者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作者研究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并为将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迷失经验令我们本能地意识到空间和地方.不知身在何处,也不知如何到达想去的地方,伴随而至的是迷失感、害怕和恐惧等存在焦虑:这些都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在空间中的"位置"和"位移".但对今天的许多人而言,体验空间局限性往往伴随着一种强烈的空间性意识和空间中的情境感,并带有类似程度的焦虑.我们对自己所在的地方并不陌生,特别是当我们"在家"的时候,但"情境"却发生了变化,因为情境必须被看作更广阔的对象,而不仅仅是空间背景中可辨识的点或一组坐标.本文将在空间表征或绘图的背景下考察情境的逻辑.作者认为,若要成为真正有意义的活动并产生有用的结果,此类绘图需要关注的远远不止空间图表中各种几何点的比喻性表达;我们的空间表征应当结合情境的逻辑,强调地方的根本重要性,从而在各种时空情境和参照系中给予自己更强的地方感.
在19、20世纪之交,随着"西进运动"接近尾声,美国开始推行"关闭边疆"政策.在此历史语境下,美国的国家意识从陆地转向海洋,从而加快了海外拓殖的进程.为了迎合这一时代潮流,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亲自出海,将自身见闻化为文字,以满足当时美国大众的期待.杰克·伦敦的"文学版图"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其作品的地理空间从"北疆"转向"南海",《太阳之子》正是他写作转型之后的"南海"小说代表作之一.基于杰克·伦敦文学地理空间的转变,本文以文学绘图为切入点,从《太阳之子》"南海"绘图的时代背景、社会图景和"文明"话语权等三个层面,全面探讨"南海"书写与美国帝国想象之间的互动机制.在小说《太阳之子》中,杰克·伦敦将"天命论""白人至上主义""东方主义"融入"南海"绘图中,其笔下的美国人格里菲被塑造成推行美国价值观的"救世主"形象,他帮助当地人驱逐来自欧洲的侵略者,为波利尼西亚带来"文明"之光,从而为美国在波利尼西亚推进海外扩张政策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因此,杰克·伦敦的"南海"绘图建构了拯救和被拯救、教导和被教导、文明与野蛮、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模式,但其实质不过是帝国主义在波利尼西亚地区的空间表征形式.
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的新发展,正在革新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空间和我们的社会身份.在"元宇宙"成为热词的今天,技术发展为人们带来了更多关于社会空间、身体认知的想象路径.本文将以"元宇宙"概念创生的小说——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为文学样本,详细讨论书中由计算机技术发展带来的近未来社会空间的结构变化,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后人类身体与身份的全新认知.小说中"超元域"的赛博空间想象与描摹,解构并重构了现实社会空间的阶级与性别权力分层,使现实社会空间与网络社会空间形成二元对立的博弈张力.而计算机网络与人机联结的技术革新,不仅重构了肉身的身体机能,也使人类的身份认知在现实与网络的平行与双重性中,生成身份矛盾的消解、互映与补充.
随着翻译活动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丰富发展,作为一种理性目光和建构力量的翻译批评更加凸显其重要性.在本次访谈中,刘云虹教授首先探讨了中国文学外译语境下翻译批评的实践导向功能和理论建构功能,主张批评界从中国文学外译的基本特征、影响要素与根本诉求出发展开理性思考和评价,积极担负应尽的责任.随后,刘教授对文学翻译的生成性本质进行了阐释,指出翻译批评的理论建构与实践介入需立足于对翻译根本性问题的深刻把握,批评主体应以历史和理性的目光看待文学翻译的"生"与"成".最后,刘教授着眼翻译的审美和主体两个核心维度,倡导学界积极开展文学翻译的审美批评,同时重点关注译者的主体性及其于翻译生成过程中的主体化,并就相关批评实践的开展提出具体建议.
张德明教授长期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学和研究,在加勒比英语文学和英国旅行文学等领域卓有建树,并出版有多种译著.在本次访谈中,张德明教授讲述了他的导师、翻译名家飞白和刘象愚对他的重要影响,结合自身翻译学习与实践的经验,着重阐述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文学翻译与文学研究、译者的责任、翻译手稿等问题.张德明教授认为,文学翻译涉及基本语义层、文化背景层、文学传统层、作者风格层四个层次的解码和重新编码,我们需辩证看待文学翻译的"归化"和"异化"策略,"异化"为保原文之"真",而"归化"为保文化之"实".在其丰富的诗歌汉译实践中,张德明教授的主要策略是保留原诗作者风格,格外注重在韵式上紧紧贴近原诗,传递原诗面貌.
机器人是日本科幻类动漫的主要题材之一,手塚治虫的《铁臂阿童木》则是开创此类题材先河的经典之作.阿童木的形象孕育于日本战后独特的政治历史语境,源自对科学技术的崇尚.但手塚治虫的创作初衷并非为了塑造技术神话,而是借此预言技术肆意发展必将引发社会危机和价值危机.因此,动画《铁臂阿童木》以"自律型""宰制型""失控型"三种类型的机器人形象表现技术背离其工具本质而发生的异化.其中展现的人机关系常在两种情境间游离,显现出不确定性:一方面将人权赋予机器人,赞同人机平等;另一方面仍将机器人看作人类的所有物,认为其存在是为了增益人类的幸福.之所以出现这种不确定,是因为《铁臂阿童木》中的机器人形象兼具二重性,它既是技术的表象,也是他种族、他物种等他者的隐喻."技术"须被限制规范,而"他者"则须平等以待.手塚治虫在作品中表达了对技术和人性的深层次思考,他对技术的审慎态度胜于乐观主义.
随着新世纪能源人文学的兴起,能源书写逐渐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的前沿话题,它聚焦文学文化作品中人类与能源的关系,探讨能源想象缓解社会生态危机的巨大潜力.在能源人文学视阈下考察石油想象,可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能源在生活文化中的重要性以及与社会生态问题的关联性.在一定意义上,有关石油想象的缺席与在场之争推动了石油书写研究,其梳理体现在三个方面.研究疆界上,广义上的石油书写包括所有探讨石油的文化叙事,而狭义上仅聚焦文学中的石油想象;显性书写凸显了石油冲突,而隐性书写传达了"能源无意识"影响下石油无处不在的隐性存在.研究方法上,石油书写研究从空间维度探讨石油的地方冲击或全球性影响,从时间维度考察石油史、社会发展史和环境演变史的内在联系.研究意义上,石油批评有助于理解石油塑造历史的重要作用,推动人类世环境危机的思考,为后石油时代的建构提供参考依据.鉴于石油书写是审视社会生态危机的重要文本,因此有必要从石油批评的视角重读文学经典,开展世界文学研究,促进能源人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以此推动能源文化的重构,探讨后石油时代再栖居的可能.
文学与地图的共性探索乃文学地图学跨学科逻辑构建的重要学术议题,但受制于传统的学科割据思维及专业细分的概念窠臼,两种门类的学理关联研究非常薄弱,由此构成了本研究的选题缘起.在历史稽考和文史互证的基础上,首先采用媒介符号学的批评策略,从文字表象及形而上的象征符号两方面,对文学与地图的表征媒介展开探究;然后结合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三元辩证法"和克莱恩的地图空间表征三法,探索文学与地图的生产共性.研究发现,文学与地图中的文字乃意义表征至关重要的文化语码,并与图形一起构建了更大的(自我)指涉象征系统;在文学与地图皆涉及的空间生产方面,推崇特定的价值观念和书写空间记忆乃作者权威的体现,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空间象征的文学书写流程则与地图的空间测量、空间显现和空间叙事存在隐喻共性,文学地图学的关联逻辑由此建立:只有当文字与图形并行、摹仿与象征共处时,空间符号才有意义,叙事才有价值.认识到文学与地图的表征关联、生产共性及空间本质,既是建构文学地图学本体论的重要一步,同时也为文学地图的批评实践开辟了道路,因而具有不可忽略的学理意义.
20世纪初,西方文学中的虚构概念"robot"空降日本,在媒介空间中完成与实体人形机器人的认知投映后逐步实现了具象表征与抽象隐喻的多维分层,从陌生的外来词取代意译词"人造人"并最终内化于日语.报刊和文学分别依托"事实"和"幻想"参与了这一场本土文化的创造性生成,报刊聚焦其技术属性,将舶来品robot塑造为西方先进文明的象征,文人作家则以浪漫乌托邦式的想象凸显其未来属性,而二者赋予robot的社会属性已然模糊了西方机器人文化中严格的人机界限.昭和初期的机器人之梦始于对技术文明的憧憬,提高生产力、节约劳动力的社会内需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同时以共生共存为内核的日本传统思想价值观驱动了对西方机器人文化的能动性汲取,保留其技术框架并填充以具有本土文化色彩的未来想象,从而抑制了消极机器人论的结构性深层渗入,一种"共创型"机器人文化已见雏形.
解剖术与地图学的共生乃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至关重要的时代议题.在西方传统宇宙论与新兴人文主义思潮的双重观照及规约下,二者的有机融合影响了彼时哲学、文学、绘画等诸多领域的概念生成及其知识组织模式.具体到戏剧领域,则演化为人体结构探索及地理空间征服上一组交相辉映的空间符码,但其阐释潜力并未得到莎学界重视.本文以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传奇剧《暴风雨》为例,探究在文艺复兴"国王二体论"(The King's Two Bodies)及其变体"女王二体论"(The Queen's Two Bodies)的身体诗学映射下,人体解剖与地图隐喻的交融所蕴藏的深刻戏剧寓意.研究表明,《暴风雨》中土著凯列班所倡导的权力肢解策略与前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力推的空间重构范式既彼此对立,又在"海岛"这一隐性政治体的空间归属及署名权限的关键议题上互为镜像、殊途同归,从而一道在未被早期现代欧洲制图师画笔标识的乌托邦式地理空间里演绎了 一出兼具科学身体实验意蕴与基于传统基督教圣体-圣餐类比的道德说教母题的空间生产范式操演.其意义在于,在被誉为莎翁"诗的遗嘱"的《暴风雨》里,上述两种权力建构模式的碰撞不仅见证了詹姆士一世时期当政策略的分合转型历程,还构建了区域地图学向世界总图示迁移的空间意识以及地理大发现时代英格兰由内转外的扩张期待视野.
本文用认知语言学范畴化理论"理想认知模式"中"命题型"和"隐喻型",心理分析人格建构理论"心理防御机制",及"偏执型人格障碍"特征和标准,研究莎剧《凯撒》中凯撒的人格塑造.以认知世界的相关范畴为对象,通过对人物思维方式的范畴化研究,发现1599年整体文化和莎士比亚主体诉求的协商生成了人格独特的戏剧人物凯撒.剧中凯撒采用类比法和对比法认知世界,习惯将认知工具的普通优点和各种缺点投射给他人,将其独特优点投射给自己.凯撒外在特征复杂,既自负狂妄、心胸狭隘、用人保守,又富有远见、政才卓越、勇敢无畏.其内心活动十分丰富,惯用多种心理防御机制保护自我、常陷入各种宏大幻觉中,极其自卑敏感、畏惧死亡强敌,依赖他人观点情感、厌恶自我年老体弱,担忧时局走向、精神几近崩溃,人格为"狂热型偏执狂".自卑、焦虑、恐惧和无奈驱使他不断追逐名誉,走向悲剧命运.
格丽克的《鸟巢》可以析解为一首通过言说"客观对应物"来探讨诗歌创作问题的"元诗".诗作描述一只鸟的筑巢过程,以比喻方式引入神话人物珀涅罗珀,进而与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关联起来.鸟的筑巢与诗的创作,都可类比为一种"编织"活动.诗人的创作,从过往生活中寻找经验作为质料,诗人的心智将其转化为内在经验,再运用语言符号将其编织起来并赋予其结构.为作品赋形,体现出诗人作为艺术家的创造能力,在创造作品时言说主体也创造了全新的现实主体和全新的生活.诗歌的功用和意义,因此指向了此在的现实,指向了未来的行动.女性写作,也因此可以编织出属于她们自己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数字媒介的兴起给虚拟叙事作品的创作与接受形式带来巨变,也对"虚拟"的传统定义发起挑战.首先,数字媒介语境下的叙事创作具有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倾向,虚拟作为"形而上学的实验室"打破了"虚拟"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与解构主义展开对话.其次,虚拟现实技术与文学叙事世界的相似性引起了叙事学研究者的关注.虚拟环境的"虚构性"与"可能性"是认识虚拟性的关键,叙事过程也取代了作为成品的叙事作品成为研究焦点.同时,数字技术从多个维度丰富了读者/用户对叙事虚拟性的感知和接受,从读者、用户认知机制层面进行探究,为"虚拟"注入新的"读者动力".数字化语境下的虚拟诗学研究展现了科技发展对于人文理论不可忽视的影响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欧亚主义作为一个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侨政治思想与历史哲学流派,其"欧亚国"思想的形成受到多位19世纪俄国作家与哲学家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是其中之一.作为欧亚主义的理论先驱,他对欧洲文化的普遍性与个人主义的批判、对彼得一世改革及其带来的欧化后果的反思以及有关俄罗斯文化的欧亚双重属性、东方问题之于俄国重要性等问题的论断乃至对和谐个性的原初构型,都成为特鲁别茨科伊等创建欧亚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正是基于上述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之无愧地成为欧亚主义的奠基人.但是,对于其思想中的俄罗斯中心主义乃至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也必须予以充分的认识与批判.
本文探讨身体美学可望处理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中出现的痛苦与疾病的若干方法.考虑到痛苦对我们生存和幸福所具有的进化价值,本文提出更深入的身体美学意识所成就的敏锐感知,可以帮助我们将痛苦通常所预示的伤害降到最低程度,同时更好地体会痛苦带给我们的教训,以及可能从日常疾病和痛苦经验中获得的快感.我将用一些影响深广的思想家如米歇尔·德·蒙田、埃德蒙·伯克和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文本来阐明上述观点.
《摇摆时光》是英国族裔小说家扎迪·史密斯于2016年发表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小说第一次从拥有棕色皮肤且通篇并未提及姓名的"我"的视角出发,通过主人公自身复杂的成长经历,逐渐透露出"我"由于黑人性的丧失而深陷黑人美学忧郁症的现状,这主要表现为对自身的非洲自然特征,尤其是棕色皮肤产生的忧郁感,以及对以音乐、舞蹈为代表的非洲传统艺术形式的排斥,"我"也因此踏上了前往非洲大陆的寻根之旅.然而,小说中的这段旅途并没有让"我"找到归属感:当"我"选择离开英国,真正站在非洲大陆上,却只能感受到同时不被当地黑人与英国白人接受的残酷现状.最终,回到英国黑人社区的"我"重遇了同样拥有棕色皮肤,选择融入英国白人社会却惨遭失败的好朋友特蕾西,二人共同找到杂合性的文化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英国族裔群体以"棕色性"为核心的杂合性黑人美学的创建.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早期代表作《朝圣者之路》通过书写达乌德遭遇心理创伤的经历,指涉了殖民统治给东非遗留的种族冲突、难民流散等历史问题.达乌德从桑给巴尔流亡者到白人姑娘的恋人再到"移民-朝圣者"的身份流变,基本对应其治疗创伤中逃避过往、创伤叙事、创伤复原的阶段.作品刻画英国非裔移民遭遇种族歧视的窘境,削弱了殖民教育将前殖民地人民移民英国视为"朝圣"的权威性;进而在后殖民语境中赋予朝圣叙事以新含义:个体层面上的移民修复创伤、重构身份,文化层面上的少数族裔文化与英国主流文化的交流融合.古尔纳对"移民-朝圣者"这一混杂性身份的建构为英国非裔移民寻求身份认同指明了方向;同时,他洞悉移民融入主流文化仍仰赖于东道主国家的接纳,因而提倡包容的政治环境,在此基础上展望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文化共同体.
在古尔纳的小说《天堂》的结尾,主人公优素福从藏身之处出来,主动追上去加入德国的非洲土著兵队伍,这个情节"给那些试图理解小说结尾的研究者们带来了挑战".用拉康的凝视理论来观照小说中描写的凝视,可以发现优素福在前镜子阶段、镜子阶段以及后镜子阶段的几次凝视中逐步构建了强权的、神化的德国殖民者形象.同时,在"想象的凝视"中,优素福作为自己凝视的客体,逐渐自我认同为驯顺的臣服者,这解释了优素福在小说最后的主动臣服.同优素福一样,非洲人作为一个群体,在对德国殖民者的群体凝视中,逐步完成了对德国人的符号性委任以及对自我的符号性认同.非洲人群体的凝视将被凝视者(德国人)放置在国王的位置上,也将凝视者(非洲人)放置在臣民的位置上,德国人的国王地位一定程度上由双方共同合作构建.因此,从拉康的凝视理论角度看,优素福最后主动加入非洲土著兵队伍的选择,不是"自我解放",而是他在凝视中构建德国殖民者形象与 自我臣服者形象共同作用的结果,等待他的将不是"天堂",而是另一个更糟糕的地狱.
古尔纳的代表作《天堂》通过主人公优素福的个人发展历程,见证非洲大陆被殖民的曲折历史.作者利用流散语言形成语义不明的模糊词语、多重认知下模糊的天堂意象以及矛盾模糊的主体形象,既契合主人公对陌生世界探知的模糊认识过程,又映射了非洲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多元文化交融与冲突的社会形态.首先,模糊的语言载体展现了动荡时期非洲人民对生存环境的模糊认知过程和身份流散的文化现实,欧洲语言与非洲语言并置的书写策略,反映了非洲流散作家试图在"寻根"与"流散"中赋予非洲文学以更旷阔的世界和民族属性的文学创作趋势.其次,古尔纳描写了非洲反天堂的本质,通过对天堂意象进行多重释义和认知,真实地描写非洲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及阶级固化分层、多种宗教混杂的格局,从阶级和宗教等维度展现了非洲文化的混杂特性.此外,古尔纳刻画两组充满内在张力的矛盾主体存在,通过展现花园中"享受与剥削"和"自由与奴役"并存的矛盾现实,展现了非洲人民的生存困境和非洲被殖民前后的矛盾与冲突,揭露了非洲内部自身的脆弱性和欧洲殖民者虚伪的面纱,从社会主体层面表现了非洲文化在经济与制度中的矛盾性.由此,通过语言载体、文化意象及社会主体三个维度的模糊性书写,小说分别从语言与文学、阶级与宗教、商业与奴隶制层面展现了非洲本土与异国文化之间的内在张力,揭示了非洲文化流散性、混杂性和矛盾性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