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来势凶猛、具有高传播性、且对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产生严重影响,可能成为长期流行传染病[1].虽然国内疫情趋于稳定,但国外疫情的复杂性、反复性在卫生安全、经济等方面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2].加强边境管控措施,对防止新冠疫情输入非常重要,笔者结合参加接收国外进口物资装备工作中新冠疫情防控做法,系统梳理和总结军地疫情防控经验,为部队防范输入性新冠疫情提供借鉴参考.
目的 探索驻疆基层住院士兵消化系统疾病的流行病学特点及变化规律,为基层士兵消化道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可靠依据.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收集2016～2019年某驻疆军队医院住院基层士兵消化系统病例资料,对2067例患者的消化道疾病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结果 驻疆基层住院士兵消化系统患病率位居前4位的疾病依次为急性胃肠炎30.43％、慢性胃炎19.16％、痔疮15.24％、胃溃疡10.79％.应急作战部队士兵消化系统疾病患病率为44.86％;冬季基层士兵消化系统疾病患病率为39.82％.汉族与少数民族士兵(x2=4.527、4.395)、士官与义务兵(x2=4.644、6.932)在不同就诊时期急性胃肠炎、慢性胃炎构成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应加强基层住院士兵急性胃肠炎、慢性胃炎、痔疮、胃溃疡等消化系统疾病的防治工作,实施个性化的保障模式,切实提高基层医疗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野战传染病医院是战时担任传染性伤病员战场留治任务的野战医院,一般配置在战役后方,与其他救治机构保持一定距离,可展开床位100～200张[1].近年来,随着非典型肺炎(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SARS)、埃博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等传染病频繁爆发和传播,传染病疫情的防控和救治已成为卫勤部门在平时遂行的重要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之一.开设保障是机动卫勤力量遂行卫勤保障的基本依托和重要物资基础[2],是野战传染病医院紧急收治、外科处置、临床检验等各项救治措施顺利推行的重要保证[3].笔者结合某部队单位筹备组建野战传染病医院,归纳总结了野战传染病医院开设保障的特点、组织架构以及实施方法,探讨了在重大疫情下,野战传染病医院快速、高效、精准实施保障的措施办法,为提高和强化各类军事行动范畴野战传染病医院的保障能力提供参考.
病例男,53岁,于入院前两年,头部受到猛烈撞击昏迷后,逐步出现鼻塞及头枕部、顶部疼痛症状,先后至呼伦贝尔人民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及东部战区总医院就诊,行鼻窦CT检查,均发现蝶窦有占位性病变,影像学:左侧蝶骨增生,蝶窦间隔偏向右侧,左侧窦区密度不均,呈斑片状低密度和钙质样高密度影,有磨玻璃影,无明显骨破坏(图1).外院给予鼻喷外用激素和鼻腔冲洗治疗后,均无明显改善.因头痛症状渐加重,遂来院就诊,术前MRI检查:左侧蝶窦区T2高信号影(图2).入院诊断:蝶窦占位(左).入院查体:鼻中隔基本居中,左侧中鼻道内可见少许脓涕样分泌物,蝶筛隐窝内见蝶窦自然口,嗅觉初测基本正常.
病例女性,23岁,因"突发失语伴步态不稳、视物模糊4d"入院.患者于4d前突发言语不清,间断发音,字不成句,伴头晕、行走不稳及视物模糊.次日精神差,症状加重,仅可点头示意,并出现饮水呛咳.遂来医院就诊,门诊行头颅MRI平扫后以"颅内占位性病变"收住入科.查体:口腔黏膜充血,少许黏性分泌物;双侧面肌运动障碍,张口困难,饮水呛咳;肱二头肌及跟腱反射亢进,病理反射可疑阳性.入科后行头颅MRI平扫+增强检查示双额叶及左顶叶见团片状长T1、T2信号影,周边呈稍高信号影,增强病灶近中线侧见线样、絮状明显强化(图1 A～C),考虑感染性病变.行血常规及脑脊液涂片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予以静脉滴注地塞米松20 mg 1次/d(上海现代哈森药业有限公司,批号H41021924)治疗3 w左右,2019年1月10日复查示病灶较前无明显变化,病灶内液化坏死增多(图1D～F).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自2019年12月暴发以来,全球感染人数急剧上升,截至2021年4月,已造成全世界上300万人的死亡[1].考虑到新冠肺炎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疫苗来控制这一大流行.虽然目前已有新冠病毒疫苗上市,但是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并未得到完全的控制,疫苗的有效性是当前全世界最关注的问题.笔者就新冠病毒疫苗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自1980年发现成体干细胞的可塑性后,大量研究表明干细胞在促进组织、器官愈合与再生中发挥重要作用[1-2].为此,人们追求研究各类干细胞,主要包括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神经干细胞(neural stem cells,NSCs)和多能干细胞(pluripotent stem cells,PSCs)[3].目前,基于干细胞的疗法已在骨骼重塑、心肌损伤、帕金森病、糖尿病和眼底病变等多个疾病中研究报道,并普遍被认为是安全、有效的[4-6].尽管干细胞在组织修复、功能重建和器官再造等方面极具潜力,但干细胞治疗还存在若干不足.通过将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制备成细胞外基质水凝胶(extracellular matrix hydrogel,ECMH),为克服干细胞移植治疗中的不足带来了希望.在此,笔者主要探讨ECMH在干细胞移植治疗中的优势和不足.
1 背景 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自2019年12月于湖北省武汉市暴发,患者临床症状以发热、乏力、干咳等为主,并逐渐出现呼吸困难、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以及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凝血功能障碍,并最终发展为严重的肺部感染,危及患者生命,导致死亡.截止目前,包括在美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韩国、德国等国家发生全世界范围大流行,引发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我国将总结的宝贵抗疫经验集结成《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等各类文件,并随时更新,用于规范和提升新冠肺炎防控措施[1-3],并鼓励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生物安全教育,改善民众面对高致病性微生物生命健康威胁时的基本科学知识及生物安全意识不足的局面.
目的 了解泸州市重点人群新冠疫苗犹豫现状以及影响因素,为下一步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对泸州市新冠疫苗接种重点人群进行线上问卷调查,数据采用x2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704名调查对象完成问卷,新冠疫苗犹豫者316名,犹豫率为44.9％,疫苗接受者和疫苗犹豫者在新冠疫苗认知得分分布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96.348,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40～59岁、居住在城镇、受同事朋友接种情况影响的重点人群对新冠疫苗产生疫苗犹豫.对疫苗信任、家人支持以及新冠疫苗认知得分越高的重点人群会更愿意接种新冠疫苗.结论 泸州市重点人群新冠疫苗犹豫程度较高,应多途径、多形式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宣传,降低疫苗犹豫.
输液港,也称完全植入式静脉给药装置(totally implantable venous access devices,TIVAD),可用于药物、静脉输液、肠外营养液、血液制品的输注,以及血液样本的提取.在临床常规中使用输液港是由外科医生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的[1].当与耐高压注射针头一起使用时,成为耐高压输液港(power port),可注射造影剂辅助患者CT增强检查.臂式输液港是以上臂的贵要静脉、肱静脉或头静脉为穿刺入路,将注射座埋植于上臂内侧皮下的一种新的输液港置入方式[2].江苏省肿瘤医院回顾2018～2019年在超声联合DSA引导下,经过头臂静脉成功植入输液港106例,其成功率明显高于颈内和锁骨下静脉,提升了患者舒适度[3].
目的 分析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联合虚拟现实(VR)训练治疗脑卒中后抑郁伴认知障碍的临床效果及对患者炎性因子、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表达水平以及事件相关电位P300的影响.方法 将90例脑卒中后抑郁伴认知功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45)和观察组(n=45).对照组接受rTMS,观察组接受rTMS联合VR训练治疗.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以及治疗前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评分、改良Barthel指数(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评分、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以及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和BDNF水平和事件相关电位P300潜伏期和波幅情况.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93.33％vs.73.33％,P＜ 0.05).两组治疗后HAMD评分分级明显改善,观察组治疗后HAMD评分分级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MBI评分和MoCA评分以及血清BDNF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增加,血清TNF-α、IL-6水平明显降低(P＜0.05).观察组治疗后MBI评分和MoCA评分、血清BDNF水平以及P300波幅均高于对照组,血清TNF-α、IL-6水平以及P300潜伏期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联合应用rTMS和VR康复训练能够提高脑卒中后抑郁伴认知障碍治疗效果,更有利于减轻患者抑郁程度,提高认知功能和生活能力,缓解炎性反应,有效保护神经元.
目的 评价枸橼酸抗凝(regional citrate anticoagulation,RCA)与低分子肝素(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LMWH)抗凝对伴有高乳酸血症患者行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分析.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4年1月～2018年3月在西京医院接受RCA和LMWH抗凝行CRRT治疗高乳酸血症患者90例,分为RCA组和LMWH组,其中RCA组36例,LMWH组54例.以滤器寿命、出血、枸橼酸盐蓄积及枸橼酸相关代谢并发症和治疗过程中输血量作为主要观察指标,比较两组间差异.结果 与LMWH组相比,RCA组的过滤器寿命显著延长[61.60(2～83)h vs.43.21(4～72)h,P=0.002],LMWH组的过滤器比RCA组更易出现凝血(41.7％ vs.20.4％,P=0.035),在CRRT治疗过程中,RCA组出血并发症减少(5.6％ vs.16.7％,P=0.15)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RCA组有2例(3.8％)出现枸橼酸蓄积.结论 在行CRRT的伴有高乳酸血症的危重患者中,RCA在滤器寿命方面优于LMWH,且不增加出血、枸橼酸蓄积(citrate accumulation,CA)和相关代谢并发症的风险.本研究结果证明RCA在高乳酸血症患者也是一种安全有效的CRRT抗凝方法.
目的 探讨流式细胞术检测脑脊液CD4+T细胞比例在脑梗死后精神病性障碍患者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2018年6月～2021年1月医院收治的172例脑梗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有无精神病性障碍分为研究组(有精神病性障碍者,60例)和对照组(无精神病性障碍者112例).比较两组NIHSS评分、血常规、血液生化等常规指标.检测脑脊液S100B蛋白与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含量,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脑脊液CD44+T细胞比例,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相关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并分析各项指标的诊断价值.结果 两组间NHISS评分、收缩压、舒张压、白细胞、血小板、凝血酶原时间、总胆红素、谷丙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白蛋白和性别、年龄、体重指数、梗死部位等常规指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与对照组比较,研究组脑脊液S100B、NSE含量均明显升高,CD4+T细胞比例明显降低(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脑脊液S100B、NSE、CD4+T细胞比例是导致脑梗死后精神病性障碍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P＜ 0.05);ROC曲线分析显示,脑脊液S100B、NSE、CD4+T细胞比例在诊断脑梗死后精神病性障碍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33、0.714、0.814,灵敏度为68.43％、70.39％、74.27％,特异度为83.72％、77.38％、80.31％.结论 表达升高的脑脊液S100B、NSE含量和显著降低的CD4+T细胞比例可能是脑梗死后精神病性障碍的诊断依据.在脑梗死后精神病性障碍患者的临床诊断中,流式细胞术检测脑脊液CD4+T细胞比例具有重要诊断价值.
目的 探讨肠系膜上动脉栓塞(SMAE)发生及影响其预后的危险因素,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 收集2015年9月～2020年12月在某三甲医院确诊为SMAE的住院患者42例作为研究组,随机选取同期出院第一诊断为慢性胃炎患者42例作为对照组;同时根据研究组治疗结局,将其分为死亡组(n=10例)、好转组(n=32例).收集84例住院患者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伴有房颤、动脉硬化、栓塞史、腹部手术史、纤维蛋白原升高与SMAE的发生呈正相关(P＜0.05).单因素分析示高龄、有心脏疾病、存在多处血管栓塞与SMAE患者死亡呈正相关,血小板数量与SMAE患者死亡呈负相关(P＜0.05).多因素分析示血小板数量与SMAE患者死亡呈负相关(P＜0.05),存在多处血管栓塞与SMAE患者死亡,为可疑危险因素(0.05＜P＜0.1).结论 伴有房颤、动脉硬化、栓塞史、腹部手术史、纤维蛋白原升高是发生SMAE的危险因素,血小板减少是SMAE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多处血管栓塞为可疑危险因素.
坑道是导弹部队用于屯兵、通信、指挥、作战、武器贮存和导弹发射的地下防御工事,是部队平战时开展训练和实施导弹发射的基本依托[1].导弹坑道作业主要包括密闭待机训练备战、武器装备检修维护、环境调控设备运行管理等常规作业,也涉及推进剂、核材料作业等特殊作业内容.导弹坑道作业卫勤保障主要任务是利用医疗卫生防疫等技术手段,对坑道健康危害因素进行监测干预,对坑道作业官兵伤病进行预防救治,从而维护坑道驻训官兵身心健康和军事作业能力,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2].导弹坑道由于其特殊的空间、地质结构以及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特别是坑道封闭状态下部队遂行作战和训练任务时,坑道微小气候以及理化、微生物等污染因素会对进驻人员健康造成影响,加强作业期间的卫勤保障非常重要,特别是我军实战化建设的进一步强化,也对坑道作业卫勤保障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暴发,逐步蔓延至全球范围大流行.新冠肺炎疫情对军队战备和执行任务能力亦构成严重威胁,尤其是外军航母、潜艇上的聚集性疫情暴发,为相对密闭的军事作业特殊环境敲响防疫警钟.由于"环境密闭通透性差、人员集中互动性大、任务作业周期性强"等特点,军事密闭环境防疫压力更大、要求更高.笔者以文献研究、情报分析为基础,探讨外军新冠疫情对军事密闭环境卫生防疫的启示,以期助力打赢抗疫保卫战.
随着我军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和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的提出,"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成为军队院校教育的核心[1],我军历来十分重视军官的教育培训与职业发展,要求制定岗位职责任务清单,明确各级各类岗位职责任务,根据岗位任职、能力要求和职业发展需要,把军事职业教育贯穿整个职业生涯[2-31.近年来文职护士成为了军队医院护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临床护理、教学与科研、卫勤保障等多领域的任务.然而,文职人员为军队面向地方公开招聘的人员,对于军事护理的内涵与外延缺乏系统认识,同时各单位对于军事护理所要具备的理论与技能尚缺乏较系统、规范的培训.笔者所在单位自2018年承担护理文职人员专业培训班任职教育教学任务以来,采用CBE模式构建教学培训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为军队同类或同专业任职教育改革提供一定参考,现报道如下.
场站作为空军最基础的作战保障结构单元之一,在信息化战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随着多域作战理论的提出,根据任务特点而产生的全方位作战成为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因此,该条件背景对场站卫勤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1-2].笔者结合外军多域作战条件下卫勤保障实践,针对我军卫勤保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未来卫勤保障建设的思考,旨在战时减少场站及航空兵部队的卫生减员,最大程度地保存和维护部队的战斗力,提升多域作战条件下场站部队的卫勤保障水平.
1 临床病例 男性,24岁,战士,缘于5月中旬参与野外训练,半月后日出现发热,随队医生给予退烧针肌肉注射,稍缓解后继而反复发热,辗转两家当地医院治疗效果欠佳,体温最高达42℃,为持续性发热,偶有咳嗽、咯少量白色黏痰.7月2日晚转入医院呼吸内科,自感胸闷、呼吸困难,伴痰中带血,全身肌肉酸痛,尤以下肢腓肠肌明显.7月4日出现极度烦躁,严重呼吸困难,给予经鼻高流量吸氧无法缓解呼吸困难,频繁咯鲜红色血,因病情危重转入医院重症医学科救治,7月14日患者病情基本控制转回呼吸内科继续治疗,于8月11日痊愈出院.
目的 比较磁共振成像(MRI)与血清学指标甲胎蛋白(AFP)、肌酸激酶(CK)和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检测在凶险型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PPP-PA)患者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2019年9月～2020年8月在医院就诊的60例PPP-PA患者为研究组,选取同一时期来院就诊的60例凶险型前置胎盘非胎盘植入(PPP)患者为对照组,对上述研究对象均分别进行MRI与血清学指标检测,分析比较两种方法的诊断效能和联合诊断的价值.结果 采用MRI检测时,研究组T2W1矢状位的子宫颈覆盖和胎盘下部情况、DWI矢状位的胎盘大血管影和子宫后壁情况和T1W1横轴面的胎盘大血管影情况检出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采用血清学指标检测时,研究组的产前AFP、CK和HCG分别为(384.27±32.16)ng/ml、(125.79±27.48)U/L和(293.38±35.24)ng/ml,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采用MRI方法诊断PPP-PA的灵敏度、特异性和准确度分别为85.00％、93.33％和89.17％,采用血清学检测诊断PPP-PA的灵敏度、特异性和准确度分别为68.33％、90.00％和79.17％.MRI和血清学检测方法的特异性无明显差别(P＞0.05),但是MRI方法的检测灵敏度(P＜0.05)和准确度(x2=6.271,P＜0.05)均明显高于血清学检测方法.此外,两种方法联合检测的灵敏度为97.50％,明显高于单一方法(P＜0.05).两种方法联合检测的特异性为83.33％,与单一方法的特异性相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针对PPP-PA诊断而言,MRI方法的诊断价值更高,而联用MRI和血清学检测相比于单一手段可在检测灵敏度上得到更大提升,因此两者联合检测对于PPP-PA的临床诊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