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露易丝·格丽克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借鉴了莫比乌斯环循环、扭转和没有边界的拓扑学特征,建构出一个曲面的、多维度的、立体化的叙事体系,无形中消解了传统的二元论线性世界观,颠覆了刻板的主流叙事范式,拓展了新的叙事时空和诗学边界.此外,她利用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的改写将"向死而在"的存在哲学融入到诗歌创作中来,实现了诗学叙事的整体意义增生.诗人探究诗歌创作和个体生存的过程就是个体意识产生纠缠的过程,从拓扑学的角度来阐释格丽克的诗歌为读者们打开了一扇一窥其创作美学和生存哲学的窗牖.
文艺复兴时期对《埃涅阿斯纪》的续写、仿作及评论是对维吉尔史诗复杂性与两重性的一种回应,关注并补全了与史诗主旋律不协调的哀叹之声.20世纪中叶兴起的哈佛派"双声解读"亦是一种对维吉尔史诗中暗线、伏笔及结尾问题性的回应.引起文艺复兴时期学界关注的,更多是对埃涅阿斯违背父训,最终被愤怒和难以控制的暴力所击败情节的伦理;而当代的哈佛悲观派解读则凿之过深,将结尾英雄之怒颠覆性地解读为对奥古斯都的"谤诗".本文通过回归到文艺复兴时期学界对埃涅阿斯德行的伦理重估,探讨维吉尔是否在罗马时期已践行隐微写作.
19世纪现代科学的独立导致人文与科学知识的永久分裂和知识-权力格局巨变.在维多利亚社会,科学知识从人文知识中分离,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起关键作用的便是新兴的科学共同体——英国科学促进会.本文从历史维度追踪英国科学共同体的制造过程,试图揭示:英国科学界不遗余力营造科学秉持"中立"意识形态、以追求"客观""普世"真理为己任的形象,实则是自我权威化、增强科学知识分子集团政治影响力的一种有效策略.这种策略将科学家作为新的文化代理人推上历史舞台,赫胥黎是最具代表性的个案.
当代俄罗斯戏剧家科利亚达的戏剧秉持新启蒙思想,以人道关怀为内在底色,以先锋反讽为戏剧手法,对社会底层展开了自然写实的刻画.科利亚达戏剧多发生在临界状态的外省小城,多关注灰色生活中的普通人、小人物和边缘人,倾向于对剧中人物进行心理剖析和精神分析.科利亚达的戏剧语言风格介乎高雅与粗俗、官方与民间、规范与随意之间,常借用非标准语、化用民间语言和改写经典语句,表现出浓厚的底层性、狂欢性和异样性.戏剧介入观、先锋戏剧传统与后苏联社会现实影响了科利亚达的戏剧,使这些戏剧呈现出上述特征,同时也是剧作家荒诞诗学的根源.
美国语言派诗人查尔斯·伯恩斯坦与多位视觉艺术家合作,创作了多首体现其回音诗学的艺格敷词.借助图像学专家W.J.T.米歇尔关于艺格敷词的探讨,本文认为,伯恩斯坦在创作艺格敷词时采用了语言游戏、不确定性以及历时性与共时性相融合等创作手法,实现了艺格敷词语言的视觉再现,使诗歌跨界到绘画,展现了诗歌、绘画和读者三者的动态关系.
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为主体的"三套丛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和文化建设史上的伟大工程,代表了当时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翻译界和出版界的最高水平.丛书规划的历史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始于1958年,而必须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它的正式出版先后经历了1958至1964年和1978至2002年两个阶段.这套丛书的规划与出版史,与社会主义中国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同频共振,共和国的政治生态与思想氛围主导了这套丛书的创设、推进、停滞、重启与拓展.
塞巴斯蒂安·巴里的小说《无尽岁月》以19世纪40年代大批爱尔兰人在大饥荒后移民美国为起点,结合家族秘史、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讲述一个在美国经历了印第安人战争和内战的爱尔兰人托马斯·麦克纳尔蒂的成长和挣扎.托马斯身上既有与爱尔兰人的刻板印象相契合的行为和品质,又有不见容于其所处时代男性身份成规的特征,寄寓了巴里对爱尔兰民族特性的理解.本文通过对托马斯人格中种种矛盾对立之处的分析,探讨巴里如何立足当下的意识形态话语为其对爱尔兰性的想象寻找历史根源.通过叙述主人公的成长与变化,巴里将流动的、建构中的民族性投射到这一象征性人物的自我重构中,试图在变动的爱尔兰性中寻找连续性.
阿莱克西的短篇小说集《十个小印第安人》通过重构追寻母题、书写文化物品的回归,表现了印第安族群的内部矛盾、争议以及他们与外部族裔群体的关系,反映出作家对印第安主权、印第安性等问题的反本质主义思考,体现出鲜明的世界主义倾向,尤其是对部落主义的狭隘、极端面的警惕.通过思考后现代城市中社群的异质性、恐怖主义与共同体关系等问题,阿莱克西用想象建构了基于同理心、超越国别差异的异质共同体.小说集展示了与部落小说迥异的印第安城市文学风貌,揭示了全球化、城市化对当代印第安文学的发展与演变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乌利茨卡娅的近作《雅科夫的梯子》以奥谢茨基家族的家庭变迁史为主要内容,记叙了宏大历史背景下各色人等的生命历程.小说记述中融入了大量与戏剧相关的元素,这些有关戏剧的书写,在小说对于时代与记忆、家庭和生命本质及个人命运等主题的深化中,起到了点明主旨、深化主题的作用.本文主要从"永不消逝的时代记忆""家庭史诗与家族传承"以及"生命的本质与人生的历程"三个方面,从不同角度探析作家的戏剧书写在深化主题方面的作用.
托马斯·曼常在文本中用"伪装"式写法隐藏真实信息,他对文本的诠释对研究者把握作者恩想脉络具有独特的意味.小说《威尼斯之死》问世后,托马斯·曼多次从文本层面把这部作品和歌德的人格及作品联系在一起.歌德的人格及作品对托马斯·曼的小说《威尼斯之死》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在小说文本中并没有直接体现出来,但暗含其中.《威尼斯之死》的主角因过于执着精神秩序和过度耽于感官迷醉遭遇失败,乃至完全毁灭,托马斯·曼藉此暗示,歌德结合精神和感官的综合命题才是战胜精神和生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威尼斯之死》出版后,托马斯·曼对歌德的认识愈发深入,逐渐在创作风格和人文主义思想领域接近歌德.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露易丝·格吕克于2022年出版的新作《玛丽戈尔德和露丝:一本小说》以双胞胎婴儿的视角讲述了她们与父母之间的互动以及生活日常.在这部作品中,格吕克放弃了驾轻就熟的神话改写和序列诗写作,试图从尚未学会说话的婴儿的视角来展现自己作为作家的表达焦虑,抵抗写作源泉的枯竭.对于格吕克而言,该作是体裁和内容上的双重创新,可以视为格吕克创作生涯中的一次转向.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的亲西方外交政策和自由主义改革失败,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取向的大讨论再度兴起,有不少人开始怀念昔日超级大国逝去的地理范围和政治权力,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此背景下,号召在东西方之间折中,奉行强国复兴思想的"新欧亚主义"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末最受瞩目的社会思潮之一,在文学界表现为帝国怀旧浪潮的兴起.作为这一流派的重要代表,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帕维尔·克鲁萨诺夫以创作回应现实生活和千百年来困扰俄罗斯的东西方归属问题.在小说《天使咬伤》中,克鲁萨诺夫以后现代视角展开瑰丽的想象,以横跨亚欧大陆的俄罗斯大地为底色,借助历史、神话、传说等神秘元素,融合俄罗斯精神传统中的弥赛亚意识和中国传统文化因子,擘画出一幅激荡人心的欧亚帝国画卷.
20世纪初,《王伦三跳》一经出版便奠定了作者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作为表现主义小说家的声誉.它虽以1774年发生在中国山东的农民起义事件为基础,但却绝非所谓的"异域情调小说"."王伦起义"事件被认为是康乾盛世的第一道裂缝,而德布林作为一名此前对中国文化几无接触的德语作家,不论是他对这一历史史实的理解或是处理方式,都无疑值得深入探讨.本文通过考据"王伦三跳"从史实到小说成书的过程,力图推测德布林想象中国的路径与特质,从而揭示德布林如何借助德语修养小说传统和表现主义新人叙事重构这一域外史实.
Clark Blaise is one of the leading figures in contemporary North American liter-ature.He is the author of more than 20 books of fiction and non-fiction,including the nov-el,Lunar Attractions(1979),the short story collection,The Meagre Tarmac(2011)and the memoir,Days and Nights in Calcutta(1977,with Bharati Mukherjee①).He taught literature and creative writing at numerous universities for nearly half century,including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From 1990 to 1998,he served as the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at Iowa.In 2009,he was named an Officer of the Order of Canada"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Canadian letters as an author,essayist,teacher."② In this interview,Blaise cites examples from his own life as a Canadian writer and the works of Alice Munro in discussing a range of issues,especially the"invisibility"of Canadian literature,the mission of Canadian writers,the literary heritages of Canadian literature and Southern Ameri-can Literature,biographical writing and the theme of identity-searching in Canadian literature.
《卡拉马佐夫兄弟》重现了俄国1864年司法改革后法庭审判的诸多细节.借助德米特里弑父案的审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本中构建了以"个体性格鞫问""道德罪孽清算""良心忏悔"为核心的"审判"体系,将根基主义核心观念与法律叙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重建了以"犯罪思想等同于犯罪行为""心灵悔悟优于肉体惩罚""苦难救赎推动人性复活"为核心的"罪与罚"思想.
坦桑尼亚小说家古尔纳在《最后的礼物》中借由绘图探讨流散群体的身份问题.通过将空间关系带入叙事,古尔纳绘制了桑给巴尔岛的地方性地图和印度洋沿岸行程地图,并将二者叠加重构,完成了对个体与全球空间关系的认知测绘,提出了兼具地方精神和世界视野的"在地全球"身份理想.经由绘图,古尔纳不仅重构了流散群体的方位感与归属感,更通过地图的呼应与同构实现了地方意识与世界精神的整合,彰显了"在地全球"身份的创新与超越.
在韦尔蒂的文学世界,帽饰不仅是日常生活的身体装饰,更承载深刻而复杂的性别、阶级与文化意义.本文借镜麦克卢汉与罗兰·巴特关于服饰的理论思考,探绎帽子在韦尔蒂笔下的叙事与主题意义.论文指出,帽饰既是南方社会规约性淑女文化的隐喻,以揭露出家庭、婚姻甚至共同体统一身份对女性身体的建构与规训,也是男权面对女性欲望之"暗恐"心理乃至女性作家黑暗的文学写作史之象征.韦尔蒂亦以帽子展演资本主义现代性给南方人民带来的精神危机,从而构建其关于自然与女性气质的现代主义救赎理想.重识韦尔蒂笔下物的媒介性是拆解(南方)现实生活政治文化建构的现象学实验.
蒋承勇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最终成果《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六卷本,以下简称《思潮研究》)以反思为基点,对19世纪西方文学史上具有承先启后意义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颓废主义等六大文学思潮做了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不仅对正确认识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以及西方现代文学演进等诸多方面有着正本清源的重大作用,更是在综合性层面上填补了本土学界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的薄弱环节.该书为外国文学史的"重写"提供了崭新的资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澄清偏见,拨乱反正;二、直面时弊,返璞归真;三、系统把握,修复"断裂".
犹大卖主事件对西方文学文化史影响深远而争议颇多.据文本记载,加略人犹大为三十块银钱出卖耶稣,直接导致耶稣受难复活等一系列历史叙事随之展开.然而,原文语境和诠释史对这一事件的描述皆存在诸多疑点,如犹大出卖耶稣的动机、其他门徒在事件中的反常表现、犹太当权者决定谋杀耶稣的时机等.经济伦理或许可以作为解释以上叙事症候的门津,由此可以发现,该事件既潜隐着耶稣运动内部不同经济伦理主张之间的冲突,也揭示了耶稣与外部犹太当权者之间的经济伦理冲突.在内外冲突交织之中生发出的犹大卖主事件,实则是文学与经济等多种元素合力建构的戏剧性叙事.
在现当代"语言悲观主义"的影响下,莎学界一般将《爱的徒劳》解读为对修辞的讽刺批评.然而,若将此剧置于莎士比亚熟知的英国早期现代修辞术教学体系中,并与他在同一时期开始创作的《十四行诗集》相对比,便可发现剧中探讨的是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何为有效修辞.这个问题直指修辞术原理,却未在当时的修辞教学体系中得到足够的探讨,而这一关键性讨论的缺失,是该时期过度丰繁风格盛行以及修辞最终"信用破产"的根源之一.在《爱的徒劳》与《十四行诗集》中,莎士比亚通过对彼时修辞教育方式的反思以及自己的有效修辞实践,展示了剧作家对修辞起效原理的理解与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