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原本是与宗族、祖先密切相关的世袭之力;春秋战国之际,转变为一种个体可自行修得的内在品质."德"意涵之转变与当时思想观念、社会政治的变化息息相关,在温县盟书中亦有迹可循."徼福类""祷祠类"盟书出现了"德",是那种与宗族关系密切的古老之"德";"效忠类"盟书反映出政治活动对个体的重视,却又与"德"概念的个体转向相合.守旧与变革于此中交织:韩氏宗主思想保守,仍然尝试以传统的祖先宗族之"德"约束臣属;但面对宗法制衰微的事实,他不得不采取一种更现实的应对策略,通过与个体结盟来巩固新生的政权.
英国图书馆藏Or.8211/800 号藏品被著录为"木简"(wood slip),为公元3 世纪下半叶到4 世纪初期之物.从形制上看,此物当为描画纸卷文献界行的界尺.因使用界尺描画界行时所依凭的是其幅宽而不需使用测量功能,故界尺尺身多无刻度.作为尺的一种类型,界尺的使用方法提醒我们,在利用古尺资料时不仅应关注尺的长度还应留意其宽度,因为不同宽度的尺可能预示着功用上存在的差异.
萧山藏书家王宗炎是章学诚晚年归乡后的主要交往友人.章氏去世前曾将全稿付王氏校定,王氏十万卷楼钞本《章学诚全集》当因缘于此.十万卷楼钞本或由王氏后人抄成.该本部分篇章内容与大梁本两《通义》一致,部分与嘉业堂本《章氏遗书》一致,亦有超出两者之外的异文、跋语、逸文,有助于改进刊本之讹误、阙佚等,可促进章学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十万卷楼钞本经平步青、周作人递藏,平氏还对该本作了不少批校,亦颇有价值.
嘉庆四年(1799)刊刻的《席氏支谱》未见书目著录.该谱由钱大昕作序,序文并未收入今人最新整理的《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之中,亦未见其他研究论著征引,可见是一篇佚文.今将该文录出,供他日《全集》采用,同时对该序的背景及价值予以介绍.
《全宋文》曾巩文和欧阳修文均收录《筠州学记》.曾文(第58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页162-164)837字,欧文(第35册,页200-201)825字,除个别字词略有差异(如曾文"先后""从政""贫富贵贱""诵讲",欧文分别作"后先""政事""贫贱富贵""讲诵"等)而外,两文文本高度重合,为同一篇文章无疑.经考,《筠州学记》作者为曾巩,宋人编纂文学总集曾误题为欧阳修,对此,吕祖谦、周必大曾先后予以纠正.收入欧阳修文之《筠州学记》正是出于宋人文学总集,编者未审其文献出处,亦未参吕、周二人校正结论,遂致重出.
《震泽纪闻》作为明中期苏州文人笔记代表,其对政治、社会事件及人物的记录颇受推崇.版本流传过程中丛书本与单行本并行,丛书本作为独立的版本形制,保留了文本早期形态,成为传播中的重要一环.单行本则因所据史源材料、政治立场、创作心态与审美主旨的转变而有所改动.两种版本的差异展现明中期苏州文人创作形态的多元变化,并成为文人笔记书籍形态的重要特征.
公牍文是一类实用性文牍.魏晋时期,处于文学自觉时代背景下,公牍文的审美特征日益显著,逐渐摆脱汉代散体行文方式,开始较为普遍出之以四六,注重声律与藻饰用典,无韵之笔渐次向有韵之文靠拢.可以说,魏晋公牍句式上整饬成对的趋势、字词上音韵和谐的现象,以及多类修辞手法、文雅意象之运用,强化了古代公牍的文学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为其至南朝达到美文化小高峰奠定了基础.
这里首次披露顾家相批呈的《建德县碑刻目录》折子.笔者认为,该目录成于1914年到1917年间,是在徐以愻调查的基础上编成.该件是民国初年编纂《浙江通志》时,其中《金石志》的残存稿.本文探讨了该件的文献意义,认为它为探讨建德县的历史,了解民国《浙江通志》的编纂,认识民国初年绍兴地区的学术变迁及作者和鲁迅、蔡元培等的关系,提供了确切的资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唐代颜师古《汉书》注是中古《汉书》学的经典著作,《汉书叙例》是了解颜氏学术观点的重要文本,该文对南朝《汉书》注多有批判,亦不收录南朝注家,其中原因可归结为:晋唐之间蔡谟《汉书》注本的流行,北方《汉书》古本与《水经注》等其他文献的留存,梁末唐初的书厄及南朝《汉书》注之新变范式.此外,考察颜注《汉书》的成书历程,探研成书实情,对理解"抄袭旧注"说亦有助益.
盛唐五言古近体的体裁特征及相互关系与多种体裁要素的综合影响有关.对比历代唐诗评选中存在体裁分歧的与分体一致的盛唐五言诗,声律的区别较为突出,但单独凸显声律的辨体作用可能会忽略"律中带古"与"古中带律"的相似性.对偶要素的影响在长篇中更为明显,并且作品中后部的散句可能增加体裁的不确定性.句法、章法的影响需要结合声律、对偶作综合判断.结合体裁渊源、艺术价值以及古律相参的程度,"律中带古"的情形易为评选家所赞赏,而"古中带律"可能造成的体裁混淆更反映出盛唐五古尚在寻找独立之途的诗史事实.
在日本,汉学概念肇始于德川时期后期,源于日本本国学问(国学、和学、皇学)和西方学问(洋学、兰学)的崛起,明治之后开始被广泛使用,至今汉学内涵基本没有发生改变,主要还是指以儒学为核心的与古典中国相关的文化和学问.日本语境下的汉学具有"广泛性""内在性""素养性"的特征.在日本历史中,支那学、东洋学和中国学是汉学的发展,虽然此三者与汉学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立场等方面有所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汉学始终是这三者的核心内容.
"标兴"是《毛诗故训传》诠解《诗》篇时的重要手段.结合"韩诗"遗说看,"标兴"不是《毛传》所独有的特征,而应是战国儒家《诗》传中较为通行的解《诗》之法.韩、毛二家皆通过"标兴"来揭明各家"诗序"所阐发的《诗》旨,其对"兴"的标定和说解与"诗序"内容密切相关.《毛传》"标兴"和《毛诗序》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标兴"和"续序"共同起到阐释和细化"首序"的作用;第二,"续序"不存时,"标兴"有代替"续序"、增补"首序"的功能;第三,当"续序"已言明"兴"时,《毛传》则不再"标兴".梳理和辨析"标兴"与"续序"间的内在关联,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毛传》"标兴"的体例特征和思想义涵,《诗》学史上有关《毛传》"标兴"的主要争议也可据此得到理解和反思.
杜预所撰《春秋释例·土地名》,本以西晋泰始政区为断限注解春秋地名.在太康平吴之后,杜预对其进行了调整:荆州、扬州、徐州"未界大江之表,皆改从今为正",即以太康元年政区对此区域进行标注.在考察《春秋释例》文本、搜集佚文的基础上,可以复原出西晋泰始、太康时期的部分政区情况.通过对"东莞淳于县"记载的考察,发现杜预并未以太康元年郡国尽改荆、扬、徐三州长江以北地区的政区,这或与《春秋释例·土地名》与《古今书春秋盟会图》相配有关.这一认识,也为理解《春秋释例·土地名》《春秋经传集解》采用不同政区断限的原因提供了帮助.
《隋书·经籍志》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按照经史子集名称顺序排列的正史艺文志,正式确立了四库体系.《隋书·经籍志》对四库体系的贡献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经史子集顺序的确立开四库体系先河,二是集以往目录学之大成而为四库体系的表率,三是开四库体系以三统一化为绳尺的机杼.
《仪礼》诸篇礼毕,行礼之人必有所当得,故有取脯与归俎之仪,旨在尊宾,明其得礼.然取脯与归俎之方法、数量及所用礼器等行礼仪节,历来礼家诸多争论,而近世研究者甚少,终未成定论.取脯应只取一脡脯而不连及笾,归俎应实于篚而不以俎,如此正符合"礼器不以遗人"之思想.
张廷银、朱玉麒主编整理《缪荃孙全集》(凤凰出版社,2013-2014年),其《诗文》二册有《艺风堂集外诗文》,辑录文90多篇,然而遗珠之憾在所不免,如民国石印本《复初斋诗集》卷首缪荃孙近千字的《重印复初斋诗集序》.此《复初斋诗集》书名页篆题"复初斋诗集七十卷足本",牌记页印"南海桂坫初校,华阳王秉恩覆勘,独山莫棠署耑",首载陆廷枢乾隆五十八年原序,次民国四年(1915)冬缪荃孙、刘承幹二序,次翁方纲四十一岁小像,末附民国五年春王秉恩题记等.
古代社会"夫人"之称以冠父姓为主,"夫人"冠夫姓始见于汉代,在唐代之前较为少见,有可能是古籍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或者是特殊语境导致的.从唐宋开始,"夫人"冠夫姓才有了一些使用,之后逐渐增多,至清代使用较为广泛.婚姻家庭制度的变化,制约女性的权力从以父权为主转向以夫权为主,女性居于书写系统的弱势地位,是"夫人"姓氏变化的主要原因.考察"夫人"的姓氏流变,有助于文献校勘.
《小说七日报》为谈小莲所创晚清小说专刊,最早由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著录:"仅访得五期.收'章回小说'二种:《破舟倖生》与《侠女魂》,短篇七种,新剧《烈士投海》二本……作者署名多为'留'字,似为个人刊物,不知即是谈小莲否?"(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页23)此后该刊鲜见.
今文《尚书》誓的定体与辨体尚存争议,表现在仪式、思想与文本等多个维度.其一,"誓"与"祷"的夹缠,是在仪式层面误读誓在祭祀活动与军礼仪式之间的特殊身份所致.其二,《尚书》之誓与盟誓的淆乱,是在思想层面忽视"天"和"神"的分野所致;而《尚书》之誓符契于誓之大者的地位.其三,对誓诰(告)、誓戒、誓命等连言现象的误解,是在文本层面名实对应稍有失焦所致.由此一个案的考察,可深化对定体与辨体的学理思考.
日本宫内厅正仓院现存的古文书之中,存在一份"李善注拔萃",内容出自《文选》李善注本卷五十二,抄写者是日本奈良时期宫廷写经所的写经生.该拔萃虽是一份非正式的抄物,但是抄写时间相当于中国唐朝时期,能够从正文与注文两个层面,呈现出李善注本《文选》在唐代的早期面貌,具有一定的校勘价值.此外,该拔萃直接展现了 日本宫廷写经生的日常抄写工作和私下学习状态,并侧面反映日本宫廷贵族对《文选》的学习需求,证实了李善注本在 日本早期的重要地位.这有助于理解《文选》李善注本传入日本之后的传播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