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党组织权威塑造与巩固是党领导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当前,乡村治理中村级党组织权威塑造面临的困境集中体现为乡村社会结构的原子化、乡村权力结构的分散化、村民价值观念的复杂化和党组织自身建设的弱化.强调村级党组织的权威塑造,能够有效调整乡村社会结构、优化乡村权力结构、形塑乡村价值体系、完善乡村治理格局.在未来实践中,应以村级党组织权威的"内部引领"和"外部整合"为具体指向,着眼于乡村社会的整体性治理和融合性治理,进而推动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突发事件的舆情应对及其治理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分析框架,能够从整体逻辑上对突发事件中反向议程设置及其治理提供行动方案.本文立足于突发事件中反向议程设置多元异质行动者的运行机制及其转译过程,指出行动者网络面临伪信息传播、非理性表达、技术工具失灵和正式制度缺失等治理困境,需要以治理困境中的交互性因素为观照,采取协同治理、系统治理、技术治理和制度治理的方式,促成异质行动者重构新的治理网络,最终实现公共舆论的理性再生产.

城市管理中的执法规范化体现着执法能力的制度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迈克尔·曼将国家基础性权力视为国家的制度性能力,它表明国家能够获取社会支持并通过既定制度来实施政策和协调社会,因而无需依赖专断性暴力实现国家意志.我国城市基层执法中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实践表明,执法组织通过构建权威、引导合作、促进合法化、凝聚共识等多种机制促进国家与公众合作,使执法者以一种赢得社会支持与 自愿服从的方式完成执法任务,从而塑造着基层治理中的基础性权力.但上述机制也分别受到政策变动、维稳思维、制度资源不足和利益冲突等多方面约束而难以保持长效,这些约束对基层国家的制度化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因而可能抑制基础性权力的增长.长远来看,一个自主的理性化行政体系和一个共识的合作性社会,分别在科层维度和社会维度上为基础性权力的生长提供必要推动力.

治理常规化是指治理过程的规则化、标准化和系统化,常规化治理能力反映科层体系的理性化水平.在基层数字化治理转型中,数字技术的规范机制催生并强化规则系统,从而提升科层体系的规则化能力;技术设定机制强化科层体系的非人格性和专业性,有利于增强科层体系的标准化能力;技术整合机制推动治理全覆盖和科层内部整合,有助于促进科层治理的系统化能力.数字技术在提升科层常规化治理能力的同时,治理行动者对技术的理解与使用也影响技术发挥作用的广度与深度.因此,数字技术对科层制的重塑能力受制于科层体系自身的需求及科层人员的主观意愿和技术使用方式.

从信息化机制的角度检视国家治理方式及治理效果的呈现,能够增进对大国治理特殊性的理解,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囿于治理负荷过载和治理能力不足的矛盾,国家治理面临着信息的识别、甄选和传递等困境.有别于传统官僚体制中官民信息传递的层级节制,"群众闹大"与"领导批示"通过不同的信息化机制,表达了对于特定问题的态度和意愿,刻画了政治运行的例外机制,也延展了问题解决的边际空间."群众闹大"的信息化机制及其技术优势,倒逼"领导批示"的信息化策略,为国家治理的效率提升打开了政策窗口.作为"问题解决"的核心中介因素,官僚体制在信息的"输入—输出"过程中,进行着信息生产的理性计算.其在维护国家稳定和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在信息的生产、流通和反馈环节存在诸多限度.

[研究目的]在政府数据开放价值被广泛接受的当下,如何提升开放水平日益成为政府数据开放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研究方法]从历史性因素、能力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三个层次构建影响政府数据开放水平的多层次分析框架,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中国19个省级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水平进行具体分析.[研究结论]研究发现存在先发优势型、政策驱动型、产业驱动型、组织机构驱动型4种政府数据开放水平的驱动机制.此外对于政府数据开放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言,组织机构、政策规则、在线政务服务水平及公众需求分别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各省市要结合自身所处发展阶段及具备的优势因素选择合适路径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水平的提升.

社区共同体困境在根本上源于社区参与的内生动力不足.社区共同体包括三个层次,从简单到复杂依次为:以关爱和情感归属为核心的情感共同体、以参与和公共精神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以合作和秩序建构为核心的治理共同体.其中,情感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属于内生型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属于延展型共同体.邻里互助型数字空间从守望相助、共同生活和邻里狂欢三个方面塑造社区情感共同体,居民议事型数字空间从理性讨论和动员参与两个维度塑造社区利益共同体.现代陌生人社会的情感因素是值得挖掘的治理资源,数字公共空间为凝聚共同体情感提供了可能的平台,也有助于促进实质上的居民参与.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关系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题.通过政策执行和平台建构,国家能力以制度化的形式渗入乡村治理进程中,这一过程呈现出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式协同".从旧村改造个案看,当前乡村治理工作必须有效发挥基层政府在创新政策执行方式、建构长效平台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制度思维转变培育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进而重塑乡村治理场域以推动基层国家与社会协同关系的重构.

半正式治理是理解我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视角.当前,学界对半正式治理的解释呈现出"资源内生论"与"国家构建论"两条脉络,后者以治理主体变化为基点,认为半正式治理已无法实现"简约治理"的效果.然而,我国当前乡村社会仍存在丰富的非正式治理资源,半正式治理对于缓解乡村治理问题、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构建"有效性—合法性"的分析路径发现,"资源内生论"代表"高有效性—高合法性"承载,"国家构建论"代表"低有效性—低合法性"承载,导致承载变化的原因在于现代化国家构建中的过密治理、压力治理与规范治理.以主体与资源为内容的治理有效性再造和以认同与参与为内容的治理合法性再造,在互动中重建了半正式治理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上海市Q村的实践为该分析路径提供了现实的例证,不过,半正式治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边界与时空发展差异的挑战.

文章采取政治文化路径,以中国网民政治心理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网民政治认同的三种主要影响因素,发现网民的经济地位通过参与程度和主观能力对政治认同发生影响.具体而言,收入水平、参与程度、主观能力等因素形成了一个对政治认同发生作用的影响链条:即收入水平通过参与和主观能力对政治认同发生作用,而参与和主观能力则直接对政治认同发生影响.因此,扩展理性的公民参与、培养理性的公民文化,是提升公民政治认同水平的一种有效路径.

国家权力的治理绩效并非直接产生于高强度的国家控制,而是在本质上取决于社会力量的支持.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两种类型的相互联结方式,它们分别是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的相互交织和国家权力对社会结构的单向覆盖.前者表明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具有内在一致性,后者则表明两者之间的某种脱节现象.如果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更多地具有内在一致性,那么国家管理社会的成本可能降低,而公共治理的绩效则将提升.批判性公共领域因其具有协调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的建设性功能,从而能够为国家权力提供有效的合法性支持,并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The mass media easily make public discussion formalistic, while Web2.0 media as the new public sphere mechanisms provide better debating condition for media public sphere. Weibo-discussion on social events show the emerging of an internet public sphere in China which expands the traditional media public sphere in the sense of limits of localities and topics. Nevertheless, it is still restricted by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play only limited roles on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正>我国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网络热点事件显示了网络舆论对现实政治的巨大影响力。一方面,作为公民参与的一种形式,网络讨论具有不容否认的积极功能,它在监督公权力、反思社会道德、推动公民参与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另一方面,网络讨论中的群体极化、非理性宣泄、暴民式司法干预等负面效应裹挟其中,使人们不能不对网络舆论和网民群体抱有疑虑甚至不信任。那么我们应如何正确看待网络舆论所具有的这种矛盾现象呢?

The role of State has been critical in social change in post-reform China.The retreat of State triggered social change in the end of 1970s.Healthy and smooth social transformation requires a relatively autonomous State to provide social norms and rules,regulate social interests and sustain stability.Also the modern social structure and process pave the road for governance of modern State.Therefore,the Harmonious Society does not only need political change,but also social change which cooperates with modern governance.The Political logic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is that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and modernization of society is inter-depended and inter-embedded.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学取得了长足进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在推动社会现实政治的进步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尽管中国政治学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我们应对其前景充满乐观的期待。

知情权是一项新型的公民权利,体现着公民权利和政府义务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本文分析了公民知情权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规范、制度、政策和绩效合法性功能。要保障公民知情权,发挥知情权的积极功能,必须规范政府的信息告知和信息服务行为。

本文主要探讨公共领域概念用于分析中国社会的可行性问题.文章首先分析在中国问题上适用公共领域概念的最主要困难:即中国历史和现实中都没有出现公共领域得以产生的特定社会条件.接着,文章分析了使用公共领域概念的几种变通途径,即对公共领域概念所进行的"价值中立论"、"类型学"、"空间规模层次论"、"功能层次论"等四种修正.最后,文章提出,用于分析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概念,应着重强调它在实践领域中的表现形式与基本功能.

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视野中,出现了众多的有关国家与媒体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域,即宣传管理与市场力量的矛盾、传媒体制与媒体行为的变化、宣传控制与媒体生产过程的互动。这些研究对中国媒体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富有启发意义,但是却大都没有区分或没有充分强调媒体之间的差异性。分析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媒体之间的差异对于理解中国"国家与媒体"关系是有益的。

The classic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public domain by Arendt and Habermas stresses that the main body of public domain is the collective of individuals with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function of public domain is to criticize public power.Scholars criticize the conno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lassic definition of public domain,which leads to the suspicion of the explanatory ability and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definition.Due to the concern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public domain,Haberma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includes three aspects.It is the diversity and multi-level nature of the concept of public domain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people to analyze public domain of different societies,different types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