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世文獻中的唐睿宗,謙恭寬厚,低調平庸,對皇位更是再三辭讓.但已有研究表明,睿宗並非如史料記載那般軟弱無能,他精於自保,在複雜的宫廷政治中善於隱藏自己的真實意圖,争取權力.景雲、先天年間,太平公主與李隆基的内鬥逐漸白熱化,睿宗更是大力推動一系列崇道措施,顯明其道教信仰,以努力維持"無爲養志"的國主形象,同時,借道教來掩飾其政治圖謀及對皇權的争奪.
關於宋代新學學派的研究,成果豐碩,但若干基本問題仍存争議."新學"之名,既可指稱王安石的整體學術思想,也不妨作爲以他爲首的整個學術流派的代稱.新學在宋代的盛衰歷程,可劃分為五期.新學的學派屬性既非法家,也非道家,而是以儒爲主,整合道、法、釋諸家學説.王安石是一位積極有爲的功利主義儒者,新學則是一種以制度建構為主體的儒家事功之學."内聖外王"是對新學特色的準確界定,但若用此詞來敍述宋代儒學的演變,將理學視爲"内聖外王"的最高典範,則會遮蔽儒學内部的多樣性,得不償失.
根据杜牧的記載,吴廷燮《唐方鎮年表》最早定之於大中三年,郁賢皓《唐刺史考》則繫於大中三年、四年,均認爲在大中五年李福出鎮之前.不過這就產生了若干疑問.首先,倘若崔瑨擁旄夏綏銀在李福之前,那麽史傳對李福以文官出鎮的描繪就難以取信.《新唐書》卷一三一《李福傳》稱:"大中時,党項羌震擾,議者以將臣貪牟產虜怨,議擇儒臣治邊.乃授福夏綏銀節度使."崔瑨出身於崔頲家族,兄弟崔琯、崔珙等八人俱位列顯要,時人擬以漢之荀氏"八龍",顯然也屬清流儒臣.
唐代尚書省符是以"尚書省"爲發文機構,由諸司郎官署位的下行文書,用以指揮公事或轉發制敕.宋元豐改官制以後,尚書省符雖然延續由諸司郎官署位的慣例,但其發文機構已變爲"某司",故宋人一度沿唐制將省符稱爲諸司符.不過,與唐代省符運作以省、司爲中心不同,元豐以後省符運作以省、部爲中心.而且,就現有資料來看,進入南宋不久,諸司符就已不見於史籍.因爲在當時人,尤其是南宋後期人看來,省符的主體應是尚書六部,所以徑稱之爲部符.與此同時,六部印也從原來唐代尚書省諸司印中逐步分化出來,以區别於諸郎官廳印記.這都反映出唐宋之際六部在尚書省政務運行機制中走向實體化的轉捩點爲元豐改制.
文章對北敦12194號、北敦11032號、北敦13145號、北敦13139-1號等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殘卷作了復原和研究.經考察,殘片上的習字主要來源於《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也包含了實用性的書狀及書手隨意的雜寫.習字的綴合爲殘片中其他兩種文獻的復原提供了線索,促使定名、録校及相關研究更加精確深入.從殘斷形態來看,這組殘卷在廢棄後被用作寫經經帙的製作材料.在寫本文獻的研究中,應把握各部分文獻的"獨立性"及文獻間的"關聯性",還應關注文獻製作、抄寫、利用的情況.
宋代《(寶慶)續修宜春志》的部分内容保留於明清袁州方志中.其流傳線索有二,一是嚴嵩編《(嘉靖)袁州府志》時對文淵閣"嘉定志"的利用,二是嘉慶、道光年間,袁錫光從《永樂大典》抄出"嘉定間《袁州志》",成為編修《(道光)宜春縣志》、《(道光)萍鄉縣志》、《(道光)萬載縣志》的材料.這兩種"嘉定志"實際上都是《(寶慶)續修宜春志》.李榮陛《厚岡文集》對《大典》中的《宜春志》也有所引用,但與袁抄本並不存在傳抄關係.明清袁志中源出宋志的唐宋詩文,可補《全唐詩》、《全宋文》、《全宋詩》之闕,並有助於進一步推考《全唐文》篇目來源.
上海圖書館藏明刻公文紙本《陶朱新録》、《緑珠内傳》、《正統北狩事迹》和《賈氏談録》是四書合爲一册的古籍,其紙背均爲明代嘉靖三十年(1551)至三十二年運河管理部門的實用檔案公文.通過對其内容的分析,可進一步確認該批紙背文書的具體歸屬機構及官員應為徐州沛縣沽頭工部分司主官欽差管理河閘工部主事欽拱極.《陶朱新録》古籍合册紙背沛縣沽頭工部分司文書的數量雖不算大,但是很珍貴,其發現與確認頗具"古籍考古發現"意義,爲世界文化遺產運河提供了一批反映運河河閘管理事務的全新史料.
宋哲宗死,因無子,故向太后主張立其弟端王繼位,宰相章惇以遵"禮律"爲由,主張立哲宗同母弟簡王.揆之宋禮法,其宗室封爵承嗣順位,首先爲嫡子,若無嫡子則立嫡孫,無嫡孫則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嫡子同母弟則立庶子,無庶子則立嫡孫同母弟,無嫡孫同母弟則立庶孫.可證同母弟與非同母弟,在宗室封爵承嗣順位中顯然存在差等,故章惇主張立簡王爲帝,實有其"禮律"依據.
甲午前中國人對引進鐵路與否的争論,常被研究者視爲中與西乃至先進與落後的對立.但由於此時西方尚未被樹立爲全面典範,洋務的倡導者和反對者其實能大致分享一個共通的意義世界,這恰是在以往研究中常被忽視的.本文通過考察鐵路資敵、擾民、失業所關係到我主彼客的軍事形勢、道本器末的認知框架、國家應否積極作爲的角色認知三個議題,指出争論者的觀點差别更應被看作在共同的意義世界和思想時空中做出的不同選擇.
吕中所作的《中興大事記講義》中的"講義"文字,來源非常複雜.其中高孝部分"講義"的材料來源,涵蓋了當時很多名家的著述,而《中興兩朝聖政》所引用的"大事記",與今本《中興大事記講義》關係較遠,只是後者的材料來源之一.《中興大事記講義》高宗朝"續編"部分的主要材料來源當是《中興紀事本末》,光寧部分的主體内容則很可能出 自《中興四朝國史·寧宗紀》以及官修的光宗、寧宗朝聖政、寶訓類著作.《中興大事記講義》作爲一部"當代史講義",一方面吸收了來自當時不同學派的知識與觀念,另一方面也仍然以道學爲思想基調.
本文討論《通典·開元禮纂類·序例下》中關於章服所增"令云"注文的來源.認爲"令云"是在《開元禮》章服名 目、構成的總體敍述之外,對其色彩、樣式、裝飾、用料等細節内容的補充.並通過此二書與《唐六典》的比較,證明開元衣服禮文與"令云"均出自開元《衣服令》,禮、令二者結合纔是原來令文的全部和完整表述.文章還通過衣服制度在顯慶以後的改革及對《開元禮》正文的辨析,論證其中冠冕形成的方式和原因;並通過"令云"中各部内容和細節的對比,對前人在《開元禮》校勘中誤判誤收《通典》注文的問題作了糾正.
陳廷鳳,商名陳壽官,是清代廣州早期最爲重要的行商之一,從康熙年間開始,其參與廣州對外貿易長達半個多世紀,成爲早期行商競相發展的"戰國時代"中屹立不倒的人物.除主要與英國東印度公司進行貿易外,還與奥斯坦德、法國、荷蘭、丹麥、瑞典等歐洲國家進行交易.本文將利用極為珍貴的陳壽官家族碑刻資料,結合中文檔案文獻及豐富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對陳壽官生平、家族、貿易活動進行詳實而系統的研究,以得出對這位清代海上巨商更爲準確的認識.
明初名宦嚴震直在朱棣即位後被派往北方諸省巡視,死於途中.受明前期禁革建文朝事及建文流亡傳説之影響,明中期以來對於嚴震直死因及晚節的認定,衆説紛紜.與此同時,嚴震直後人所彙纂的記録、頌揚先祖功績的《流芳録》,也幾經重訂再刊.嚴氏家族意圖利用時勢變化和相關傳説,並藉助旌忠祠的興修與重建,推動嚴震直的形象由"建文降臣"向"殉節忠臣"轉變,展現了一個江南地方家族對於國家政治與輿論的持續關注以及適時的因應.
夏綏軍是中晚唐最重要的軍鎮之一,其節度使長期由武將尤其禁軍將軍擔任.大中四年朝廷討伐南山党項之亂後,接連選拔李福、崔瑨以及鄭助等文官擔任節帥.《東觀奏記》、《資治通鑑》等均稱自此"邊方帖息,烽燧不復告驚矣".《新唐書》載李福在夏綏"以善政聞",所以徙鎮義成.鄭處誨在《邠寧節度使廳記》中亦稱其季父鄭助"前爲夏帥,夷甿乂安,寇盜弭息,廩實兵完,遷鎮是軍"(《文苑英華》卷八○ ○,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頁4231).按照這些説法,崔瑨等人節鎮夏綏軍似乎頗有成效.不過事實可能並非如此.
崔瑨之節度夏綏軍,不見於史傳.《舊唐書》卷一七七《崔瑨傳》但載:"瑨以書判拔萃,開成中,累遷至刑部郎中.會昌中,歷三郡刺史,位終方鎮."杜牧《樊川文集》卷二《夏州崔常侍自少常亞列出領麾幢十韻》稱,"帝命詩書將,壇登禮樂卿",提示文官崔常侍曾自太常少卿出任夏綏節度使.常侍即散騎常侍,當爲崔某出鎮時所檢校之職事官.過去的校注者均未指出崔常侍爲誰,亦未能準確考出該詩的創作時間(繆鋮《杜牧年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190;何錫光《樊川文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頁206;吴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238).借助於兩方墓誌,我們很容易就能確定崔常侍是崔瑨,進而掘出這一人事任命背後的意義.
《宋史》卷四一二《杜庶傳》載:"進直秘閣,移淮西兼廬州安撫副使,人歡迎如見慈父,治績甚多.就任加刑部郎中,升寶文閣,與大元兵戰於望仙、白沙城.升華文閣.開慶元年冬,進大理少卿、淮東轉運副使、兩淮制置司參謀官,特授兩淮制置使、知揚州……尋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轉運副使."
《宋史》卷四一三《趙汝談傳》載:"遷宗正少卿,兼權直,兼編修國史、檢討實録,兼崇政殿説書……權吏部侍郎,升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院同修撰,以所注《易》進講……權禮部侍郎兼學士院,力辭兼直……章四上,免兼直,改侍講.數日,仍兼直學士院,五辭.權給事中,權刑部尚書."
基於唐詩生成的兩種近體詩律模型,爲律絶創作、詩體研究和文獻校勘提供了基本準則.通過對《全唐詩》全部五七言四八句詩歌的格律統計發現,林庚和啓功先生所提格律模型呈現率相對較高,但整體上完全符合標準模型的詩作比例較小,只是隨着拗變量的增加而覆蓋面益廣.鑑於中土文獻有關標準詩型的記載出現較晚,本文基於現有詩例,從句、聯、篇等層面分類分期考察了詩律模型的生成與演變.前人受限於文本形態和技術手段,難以實現全樣本、精確化的聲律統計.將《全唐詩》、《全宋詩》甚至近體詩歌作爲一個文本集來統計,可以超越抽樣分析而把握近體詩律的要素特徵與歷史演變,避免將標準模型作爲字音研判、異文辨析、體式分别的先驗標準.唐宋詩歌的標引計量與實證分析,有望將相關研究命題交叉驗證、關聯共現,從更多維度刻畫和揭示古典詩歌的聲律特徵.
一 《金史》卷五五《百官志一》兵部條注文: 泰和六年置遞鋪,其制,該軍馬路十里一鋪,鋪設四人,内鋪頭一人,鋪兵三人,以所轄軍射糧軍内差充,腰鈴日行三百里.(北京,中華書局,2020 年,頁 1319) "遞鋪"當改作"急遞鋪".《金史》卷一二《章宗紀四》載泰和六年六月乙卯,"初置急遞鋪,腰鈴轉遞,日行三百里,非軍期、河防不許起馬",同年十二月乙丑"初設都提控急遞鋪官"(頁300、303);同書卷九九《徒單鎰傳》載泰和六年,"鎰言:'初置急遞鋪本爲轉送文牒,今一切乘驛,非便.'上深然之.始置提控急遞鋪官"(頁2320-2321);同書卷一○八《胥鼎傳》載,"泰和六年,鼎言急遞鋪轉送文檄之制,上從之,時以爲便"(頁2511).從以上史料可見,泰和六年所置當爲"腰鈴轉遞,日行三百里"的急遞鋪,據此改.
《李渾金墓誌》是近年洛陽地區新出土的一合唐代墓誌,誌主爲初唐詩人李渾金,傳世文獻未見載.這篇墓誌所提供的有關李渾金生平事迹的諸多信息,對於研究其籍貫世系、仕宦履歷、交遊經歷、婚姻子嗣等方面有一定的文獻價值.特别是誌文中記載了誌主所作的一首五言律詩《春江眺望》,屬唐代佚詩,誌文還詳細交代了該詩的創作背景以及其在當時的影響.通過對詩文的解讀,我們可以借此瞭解初唐時期詩歌創作的相關社會文化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