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的独有特征和数据要素的独有属性引发了传统反垄断法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理论和方法的适用问题.新要素对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冲击使得构建新的平台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思路和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反垄断基本分析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将数据要素作为市场份额的内部考量因素和平台经济的外部特有因素嵌入平台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构造数据要素的"二元嵌入"模式,对数据要素影响市场力量的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并为实现该理论模式设计类型化规制和动态化调整的制度方案,从而为基于数据要素考量的平台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实践提供行动指引,也为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理论重构提供思路借鉴.
基于2008—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测度区域经济韧性水平与产业集聚水平,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能够促进区域经济韧性提升,两者具有正"U"型相关关系,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研究结论依旧可靠.中介效应检验显示,技术创新在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韧性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城市规模下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差异,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在超大型城市最大而在中小型城市最小.门槛效应检验显示,以技术创新为门槛变量时,跨越门槛值后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增大.建议加快发展长三角区域产业集聚,鼓励跨区域合作,提高城市创新能力,从而提高产业发展水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区域经济韧性.
跳出民主的西方话语中心论,中国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益探索,不仅推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而且启迪世界政治文明发展.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社会先发优势,垄断民主的解释权、评价标准、议题设置,形成民主的国际话语霸权.与此同时,由于西式民主实践的异化、理论的固化以及民主价值的虚假性,致使西式民主遭遇失实、失效、失信的话语叙事危机,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在国际传播场域迎来新的话语机遇期.比较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在价值优越性、实践优势性、话语优质性上实现了对西式民主话语的多重超越.为进一步扩大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的比较优势,需从提振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国际自信、建立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话语体系、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国际传播着手,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际话语权.
掌握并降低消费者对跨境电商平台的感知风险,有利于提高消费者对平台的行为意愿.基于感知风险理论,运用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感知风险对消费者跨境电商平台行为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的商品感知风险、时间感知风险和支付感知风险越低,其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购买意愿就会越高;消费者的配送感知风险越低,其对跨境电商平台的推荐意愿就会越高;性别、年龄、学历三个变量在感知风险影响消费者行为意愿的过程中起到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因此,跨境电商平台要强化平台所售商品的质量保证,注重简化平台商品的交易流程以减少消费者在平台上购物所需的时间,着力加强平台支付流程和支付信息的安全保障,努力提高平台商品的配送服务水平,并根据平台消费者的个体特征提供差异化的商品或服务.
社会民生领域的公共危机事件极易引起网络舆情危机,考验着地方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2021年甘肃敦煌阳关林场防护林遭砍伐经社会媒体报道后形成网络舆情危机,地方政府以回应谣言危机方式,混合使用否认策略、淡化策略和修正策略,在政务微博发布指示性信息进行观点引领,导致公众不相信政府言论,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基于危机情景沟通理论,运用内容分析法剖析地方政府政务微博的回应策略、公众态度和回应效果之间的关系,提出正确研判危机类型、采取相匹配的回应策略是政务微博化解舆情危机的有效方法.
由于海难救助制度存在缺陷及各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遇险财产难以获准进入位于沿海国的避难地,救助可能因而无果.鉴于各沿海国均有维护其水域环境安全之严重关切,有必要从公法上为海难救助制度的有效实施添加所需的因素,确立强制救助原则,建立以有条件准入制度、有效的污染损害赔偿制度、救助和防污染合作实施体系为核心的区域性救助合作机制,以此切实减轻和消除区内国家的有关污染和赔偿忧虑,责成区内国家合作采取救助及必要的防污染行动,有条件地为遇险财产提供必要的避难地以促成救助成功和环境安全.
新时代专责监督在健全和完善纪检监察体制的过程中生成,特指由县(区)级以上纪委监委合署办公而成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监督工作的制度化形式,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体现出履行监督职责专责性、监督工作开展专业且高效以及有利于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等显著特性.从原则遵循来看,新时代专责监督的首要前提是突出政治属性,实践要求是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主要任务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新的历史方位强化专责监督,亟须从找准自身定位、突出监督重点、聚焦主责主业、强化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推动专责监督职能归位,增强专责监督针对性,构筑专责监督闭环,提升专责监督保障能力,从而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及加强对权力运行监督,最终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监督治理效能.
为探讨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否促进绿色物流效率的提升,以碳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物流效率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绿色物流效率的提升;碳交易试点政策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绿色物流效率的提升,而绿色技术创新在碳交易试点政策影响绿色物流效率的过程中起到负向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和非资源型省份绿色物流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资源型省份的绿色物流效率尚未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因此应大力推进物流业碳交易市场的完善,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针对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资源禀赋的省份实行差异化政策,从而完善中国碳交易市场并推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船舶优先权的法律性质问题在《海商法》出台30年后的今天仍争议不断,但《民法典》的出台整合了民商法体系在单行法时期的碎片化思维,使民商法的法律体系得到统一.在此基础上,应从民商法体系出发,对船舶优先权的法律性质再次进行从宏观到微观的思考.基于体系层面的思考方式,以物权法定原则作为思考视野,借鉴国外立法与实践的有益经验,通过比较法分析得出,船舶优先权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下既非物权也非债权,目前只能将其认定为一项具有担保物权功能的民事权利,而造成该结果的原因系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及物权法定原则的限制下,对船舶优先权的具体性质归属欠缺体系层面的依据.这一问题需要通过在《民法典》中增设优先权这一担保物权种类或缓和物权法定原则予以解决.
近期《北京公约》获正式通过并开放签署,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国际海事法律空白.公约下的船舶司法出售通知规则与中国《海诉法》相关规定存在明显差异,问题尤其集中于外籍船舶的司法出售,需要通过法律解释、法律完善、机制配套等方法加以衔接或协调.《北京公约》调整的船舶司法出售包括中国的船舶拍卖机制与船舶变卖机制,公约的通知机制与中国的通知机制作用一致.在中国法律语境下,海事法院为公约规定的通知主体;相较于《海诉法》,公约要求的通知对象有所增加,引发额外的查明问题.外籍船舶司法出售通知书及其发送所面临的新问题和固有问题需要审慎思考:作为船舶司法出售的文书载体,通知书的性质为兼具物权变动预告和广告功能的司法文书;多项规范就通知方式做出宽松规定,海事法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任意顺序进行通知;公约要求的通知内容较《海诉法》明显增多,但不会给海事法院造成过重负担;《海诉法》下通知的送达标准略显严苛,宜向公约规则靠拢.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既从哲学批判中阐明了人与自然界的"共生"、人与社会的"共建"、人与人的"共在"的公共性理论图景,又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所造成的公共性异化,而解答公共性异化的"历史之谜",进而重建社会公共性,理应诉诸"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的"共产主义行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公共性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即增强物质文明的公共性,筑牢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共同物质根基;提升政治文明的公共性,提供人们生产生活优良的秩序保障、制度支撑;丰富精神文明的公共性,夯实人们共同的精神文化根基;提高社会文明的公共性,构筑人们生产生活的正义场域;强化生态文明的公共性,推进人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性,创造人类美好的生活家园.
现行刑事立法没有对海上刑事案件中人员落水失踪进行评价,导致司法实践中认定不一,存在排除说、独立后果说、推定说、民法效果沿用说等认定方式,但这些方式存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严重迟滞诉讼程序等缺陷,亟须在立法完善的基础上优化司法认定方式.对此,可以刑法拟制为路径,通过立法在刑法总则中将相关危险行为造成的失踪状态直接拟制为人员已死亡,这一拟制具有刑法教义学与刑事诉讼程序上的正当性.刑事司法则应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对证据认定规格、标准等进行细化,运用合理的司法认定方法实现相关案件中人员落水失踪的层级化、递进化、合理化司法认定.在具体案件中应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基于案发时的海上自然环境与海上生产生活经验,在现行立法下应以严格的事实推论为基础认定案件事实,在立法完成后则应通过司法解释对相关案件中的做法进行提炼深化,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文件.
由于宅基地的特殊法益衡量与利益考量,导致立法和政策一度忽视宅基地退出制度的建设,宅基地存在"只分不退"的现实情况.依据公有制下集体所有制的运行逻辑,建立在集体土地上的宅基地使用权是分离集体所有权权能而形成的,运用了所有权权能的可分离性与可回复性原理.但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制度的缺失,异化了集体所有权的可回复性,使得宅基地使用权在实践中拥有对抗集体所有权的永久效力,实则异化了集体所有权的享有方式.而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提出,更使宅基地退出制度的建设被边缘化,学界也不乏将二者混为一谈的观点.因此,必须在明确宅基地退出与宅基地"三权分置"的不同法理内涵的基础上厘清宅基地退出的法理逻辑,明示其独立的制度价值,并在解决宅基地退出制度中的房地异主、成员资格认定等前置问题的基础上,设计宅基地的强制退出与自愿退出双层结构,以完善宅基地退出制度,保障集体土地所有权.
以 2010-2020 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动态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创新型人力资本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创新型人力资本能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其正向促进作用随时间动态递增;异质性分析表明,创新型人力资本的生产率驱动力在东、中和西部地区呈现区域递增趋势;机制分析表明,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创新型人力资本能加快技术创新步伐,进而提高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优化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投比,制定差异化创新驱动政策,是合理配置创新型人力资本、持续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家庭教育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术界一直关注和讨论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围绕这一思想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实践路径、价值启示和当代发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为研究当代中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但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仍有一些诸如马克思恩格斯家庭教育思想的理论渊源、社会条件、目标原则、本质规律、在中国的传播发展等问题未能得到深入阐述,对创新研究的方法路径也未形成共识,这就为深化和拓展马克思恩格斯家庭教育思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因此,仍需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在研究文本的拓展性、研究内容的整体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上下功夫,以实现新突破.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实施带动了城市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以中国 2005-2019 年 284 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构建多期 DID 模型,分析信息化对于人才集聚的影响.研究表明,信息化对人才集聚具有显著的放大效应,信息化可以通过加速创新的外部性助推人才集聚的放大效应;信息化对人才集聚的放大效应因城市规模、区域人力资本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人才更倾向于迁入规模较大的城市与人力资本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可以通过加速创新质量提升和创新数量增长来加深人才集聚程度,并且创新质量提升的贡献要大于创新数量增长;信息化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作用,对周边城市人才集聚的放大效应要强于本地效应.因此,在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加强城市间的协同合作,实现区域信息化均衡发展,以优化人才区域分布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元宇宙是一个由多种新型技术构建而成的虚拟空间,呈现出现实映射、虚拟交互、沉浸体验的独特优势,能够有效弥补当前劳动教育在场景变革、针对性教学与沉浸式体验等方面的不足,可以极大提升劳动教育在立德、增智、强体、育美方面的功效.但是,技术沉溺影响劳动观念养成、虚实融合淡化劳动教育内容、资本推动干扰劳动教育环境等现象也会给劳动教育带来一定的风险挑战.未来,劳动教育应针对元宇宙赋能后可能出现的潜在风险探索有效规避路径,要以精准性思维加快提升学生运用新技术开展劳动的劳动观念,以系统性思维加快完善元宇宙应用劳动教育的教育内容,以全局性思维加快优化元宇宙赋能劳动教育的教育环境,全面推进劳动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放过企业、严惩个人"是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理想模式,但不适用于中国当前市场环境状况."企业、个人双不起诉"的模式符合实践需求,但需要分别赋予不起诉企业和不起诉个人的正当性根据.单位组织责任论能够预先分割单位责任和责任人责任,企业承担单位责任的依据是存在组织缺陷,能够有效消除组织缺陷的事前合规是阻却单位犯罪成立的事由,事后合规整改则能降低预防必要性从而为相对不起诉提供充分的正当性.单位成员只能依托有组织缺陷的单位实施单位犯罪行为,其参与企业合规整改同样能有效降低对个人再实施单位犯罪的预防必要性.企业合规对个人实施单位犯罪所具有的特殊预防性,也为在"单罚制"的单位犯罪案件中不起诉责任人拓展了路径.
马汉海权论属于个体海洋观,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属于整体海洋观,二者在文化理念、分析视角、决定论及战略指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个体海洋观立基于个人主义文化,渲染文化优越论和冲突论,以国家作为理论分析单元且暗含人类中心视角,强调唯心主义的命定论并在各方面鼓吹冲突性的战略指向.整体海洋观立基于集体主义文化,强调文化平等性及包容性,以共同体作为理论分析单元且明确人海统一视角,强调辩证唯物主义的命运论并在各方面倡导合作性的战略指向.了解两种海洋观的差异有助于认识当前中美两国海洋战略的内在逻辑并开展相互间的交流与对话.
意识形态主体把握式微与功能场域延展,形塑数字环境下青年意识形态风险生成样貌.异质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数字化表征、虚实融合的空间边界模糊、虚实共生的青年圈群区隔等表征会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控制力和引领力,同时数字技术异化会遮蔽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属性,引致青年陷入意识形态危局.在数字环境下,需要以制度威力筑牢青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保障,以话语权力加强青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支撑,以信仰魅力激发青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活力,以数字能力弥补青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短板,从而维护国家总体安全,为做好青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