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了不少新式学校,其中,湖北工艺学堂是湖北最受各大报刊关注的学校.引发关注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湖北工艺学堂承载着国人对工业振兴、国家富强的殷切期望.以报刊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清末媒体,对湖北工艺学堂的报道主要聚焦于学堂创建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学校办学资源不足,媒体对其能否存续密切关注、充满担忧,可见媒体对工业教育有着很大的期许;二是伴随着湖北学界革命思潮的激荡,学校风潮频起,如 1909 年的"实习风潮"、1911 年的学生"剪辫风潮"和师生冲突,媒体均给予聚焦式报道.清末报刊对湖北工艺学堂的报道具有全程性、聚焦性和客观性,这种高度关注显示出媒体对学校发展现状的关切和前途命运的关心,彰显出工业教育在媒体眼中的分量.
早在 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施行期间,"破坏自然资源类犯罪—污染环境类犯罪—破坏生态类犯罪"的环境犯罪分类格局在我国就已初步形成,并在后续立法中得到了坚持与完善.当前,环境犯罪的立法分类存在的不足主要是分类不明确和分类不均衡.前者主要表现为部分环境犯罪的类属不明确,后者主要表现为污染环境类犯罪的罪名过少.为此,应当以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为指导从立法上明确环境犯罪的基本类型,并遵照从第一代环境犯罪到第二代环境犯罪再到第三代环境犯罪的先后顺序排列环境犯罪;同时,应当以刑罚个别化原则和环境法秩序原理为指导将污染环境类犯罪细化为对象污染型犯罪和能量危害型犯罪两类,各类犯罪均由数种具体犯罪组成.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受新文化史学的影响,学校建筑史学兴起.建筑现象学关乎人与建筑的关系,为学校建筑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下,学校建筑史研究对探寻空间的教育价值、重现师生的生活世界、理解当下的教育困境具有重要意义.英国教育史学家探讨了英国历史上的学校建筑,分析了建筑形式与教育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关注了学校建筑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学校建筑演变背后的影响因素.这些研究经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在于:学校建筑史研究应解读学校建筑所传递的教育意义;可以结合其时代背景和地域特色来解读学校建筑;探讨学校建筑思想的演变对教育场域的影响,从而理解历史上师生的生存境遇.
企业合规是企业治理、犯罪治理和行政监管领域的革命,具有多重法治价值.在缺乏刑事合规立法(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情况下,独立构建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难以突破立法和理论上的障碍.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应在现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下改革探索,从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入手构建中国式涉案企业刑事合规从宽制度.
在"健康中国"战略引领下,以残疾儿童康复社会支持测量为议题,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借助扎根理论对残疾儿童康复社会支持的结构维度进行归纳与提取,在此基础上严格遵循量表开发程序,嵌入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开发并检验残疾儿童康复社会支持测量量表.研究结果表明,残疾儿童康复社会支持是一个涵盖政府支持、机构支持、家庭支持 3 个主维度以及制度、行为、舆论、硬件、软件、经济、生活、精神 8 个子维度的多层次理论构念;测量量表由 3 个因子,13 个题项构成,量表信度、效度均达到较好水平.该研究在推动社会支持理论中国化的同时,为政府优化残疾儿童康复社会支持、诊断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根本性弊端提供了方向引领与工具鉴定.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带来的医疗物资缺口,我国 230 个地级市在极短的时间内先后采纳了紧急采购政策,构成一种面向危机场景的独特政策扩散过程.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从府际关系、治理主体、治理资源与公共危机 4 个维度重塑了政策扩散的叙事分析框架并提出研究假设,以探究重大危机情境中政府紧急采购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上级政府压力、省内同级政府压力、领导者注意力、城市行政等级、疫情严峻程度和辖区人口数量都对紧急采购政策的采纳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未来要加强紧急采购制度的顶层设计,建立紧急采购触发机制,做好紧急采购预案编制工作,将应急物资采购与调配能力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以及营造各地在危机中的良好合作与学习氛围.研究既有助于完善政府应急采购制度,又为规律性地认识危机情境中政策扩散的特征与影响机理添砖加瓦.
"监察建议"能否作为行政程序证据,既有裁判观点存在重大分歧.通过对各级法院 45 份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对于"监察建议"能否作为行政程序证据之所以产生分歧,是因为对"监察建议"的性质判断存在误区;对其作为行政程序证据是否违反"正当程序原则"以及是否抵触"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不同.有鉴于此,实现"监察建议"作为行政程序证据的法治化可以将"监察建议"区分为"未进入行政程序型监察建议"、"行政程序启动型监察建议"和"待证事实认定型监察建议".另外,通过修订《行诉证据规定》限制性地认可"待证事实认定型监察建议"作为行政程序证据适用,并且扩充"监察建议"的证据材料形式,可对其作为行政程序证据的效力进行补强.
通过对我国 53 个社区的调查资料进行分析,文章构建了网络制度、网络领导、参与动机与治理效能之间的研究假设模型,并借助 Mplus7.0 统计软件和Bootstrap方法对四个潜变量间的结构性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网络参与动机对治理效能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制度和网络领导高度相关,且对治理主体的参与动机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参与动机在网络制度、网络领导对治理效能的正向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结合实证研究结果,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优势搭建社区网络治理运行平台,通过发展社区公共空间、培育公共精神,激发治理主体的网络参与热情,以规范化、标准化助推社区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作为法院核心的司法管理方法,"审判管理"和"审判监督"经过司法实践探索已逐渐发展为一体化的"审判监督管理",并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赋能,在司法实践中积累了较多的建设成果和创新做法.但迄今为止,关于智慧审判监督管理一体化建设的理论架构尚未完全形成,整个智慧审判监督管理一体化模式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其中尤其需要对智慧审判监督管理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标准缺位、配套应用系统研发的技术限度、司法人工智能融入的价值失衡、粗放管理导向偏差的数据失真等问题进行反思.本研究基于智慧审判监督管理一体化建设的改革实践和理论总结,尝试构建智慧审判监督管理一体化的理论体系,从底层支撑、应用平台、管理维度、一体化管理模式等方面,为智慧审判监督管理一体化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和实践架构.
张之洞的思想对民国初期的孙中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一,在政治上,张之洞提倡"将海南建省",这促使孙中山主张"将海南建省";张之洞提倡为官执政需直言进谏和有风骨,孙中山继承和发展了张之洞的此思想,他鼓励革命者和国家工作人员要有勇气,要为国民尽忠竭力.其二,在经济上,张之洞主张自行设厂以"固国本",孙中山继承和发展了张之洞的此思想,他认为在维护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落后中国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包括借外债和允许外国来华投资)以振兴中国实业.其三,在军事上,张之洞极为重视军工制造,兴办了湖北枪炮厂,孙中山继承了张之洞的此思想,主张将此厂恢复和扩大.其四,在文化教育上,张之洞重视新式学堂,在湖北兴建多所新式学堂以"教育人材",最终"造成楚材,颠覆满祚",这促使孙中山主张要多兴建新式学堂以培育更多近代人才从而有利于治国经邦.总之,张之洞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国初期的孙中山,而且这些影响在当时基本上是积极和具有进步意义的.不过,孙中山在受张之洞的思想影响时亦存在一些不足,但这是次要的,瑕不掩瑜.研究张之洞的思想对孙中山的影响,既反映了张之洞的思想影响深远,又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孙中山的思想拥有丰富的渊源.
传统政治以传统伦理(礼义)为根基,并以相应的礼乐形态(礼仪乐典)为标识,如果礼义破碎,那么传统政治和传统礼乐形态都会随之消亡,传统的审美-伦理-政治的礼乐文化就会彻底消亡.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们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一点,将矛头对准传统伦理观念,即传统礼教思想.他们立足于西方的科学、自由、平等、民主观念,以一种进化论的视角,给传统的伦理政治观念宣判死刑.礼义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那么以此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融道德、政治、审美于一体的象征(审美)文化体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西方的礼仪风尚就可以高视阔步地涌入现代中国.新青年热烈呼唤西方礼仪进入中国,呼唤中国形成新的社会风尚,展现新的国家形象,传递新的文化观念,这是新文化运动批判礼教的思想史意义和美学史意义.
湖北矿化学堂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第一所近代官办新式学堂,也是全国第一所矿学专门学堂,其开办计划最早缘于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期间对盛宣怀在山东烟台筹办"矿学学堂"之构想的积极响应,此后曾一度尝试在广东开办此类学科,并最终在移督湖北之后,在他所筹设的汉阳铁厂内成功开办.由于当时湖北地区近代新式教育基础薄弱、经费与师资匮乏等原因,矿化学堂开办数年后成效甚微,最终并入自强学堂.其短暂历史可反映出洋务教育注重实用技术、忽视普通教育的基本特征,以及张之洞对西学的认识反复多变,在人事任用方面亦是有得有失.尽管湖北矿化学堂存在诸多缺陷,而且只是昙花一现,但其作为中国近代矿学专门教育以及湖北近代官办新式教育(尤其是实业教育)历史先驱的开拓意义仍然是不容否认的.
一万年前后发生的农业革命亦即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农业革命突破了季节性饥荒的天然屏障,从而使人类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充分机会.然而,农业生产始终面临着风灾、水灾、旱灾和虫灾等多种自然灾害的威胁,因此防止和减少灾害影响并提高农业产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两千多年来的传统农业时代通过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连年累月的饥荒问题,同时传统农耕生产中防灾减灾科技手段的普遍运用又破解了人口增长与粮食长期供给不足的难题.随着灾害问题日趋复杂化,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的重要手段.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与科技防灾减灾密不可分,今后在防灾减灾救灾事业中应该且必须更加重视高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传统史学与后现代史学之间关于历史认知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的讨论进行了重新审视,指出二者在相关认识上皆存在误区.历史本体除了"过去"以外别无属性,所以并无真假之别,也无事件之分.历史事件是认知对于历史本体的模拟,而非扭曲.历史认知模拟的真实性可以从证据符合和逻辑符合两个方面来加以判定.这一标准以实践为基础,将历史真实性的"符合论"和"融贯论"统一在一起.隐喻的本质是认知方式,因此运用了隐喻手段构建的历史认知不能等同于文学创作.历史认知具有主观性、多样性特点,不同的历史认知并不是隔绝孤立的,共同的实践标准和生物上的一致性为多样历史认知提供了统一的基础.
基于机器学习机制的ChatGPT是一种建立在归纳逻辑基础之上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其推理机制融合了统计推理和概率推理的思想,然而,这种推理机制使 ChatGPT面临诸多局限性.为此,可以从因果推理和演绎推理的视角反思ChatGPT的局限性.一方面,因果推理可以克服ChatGPT只关注相关关系而不注重因果关系的缺陷;另一方面,演绎推理可以规避ChatGPT的内容不具备完全可靠性的缺陷.由此可见,对于包括ChatGPT在内的机器学习技术而言,无论是统计推理、概率推理、因果推理,还是演绎推理,都是其不可或缺的推理手段.
不同的地缘政治文化代表着对地缘政治空间和利益关系的不同认知和解读.随着"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不断推进,海洋通道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港口日益演变为中西不同地缘政治文化博弈的交汇点,港口建设项目凸显出中国与西方两种不同地缘政治文化的激烈碰撞和交锋.在西方地缘政治视野下,港口建设被想象成零和博弈的场所,它既是中国扩张海权、挑战西方地缘优势地位的举动,也是落后国家屈服和沦陷的开始.与此相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是推进互联互通和区域经济合作,深化国家之间的平等交往,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吉布提港口建设,全面揭示了"一带一路"地缘政治文化的根本特征,即以发展为纽带,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注重互利共赢、和平发展,其与西方地缘政治文化有着本质不同.面对港口建设中两种地缘政治文化博弈的现实,中国需要正本清源,有针对性地强化"一带一路"地缘政治文化的建设和传播.
人的活动与客观条件相互作用推进人的发展,这是人的发展内在机制.人的活动与物质条件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人的发展的基本趋势,即人发展得更加自由、更加全面,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美好、更有意义.对人的发展机制和趋势的认识启示我们:实现人的发展应当处理好现实性与理想性之间的关系,做到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与尊重客观的统一;应当注重人的发展的特殊性,从实际出发确定人的发展要求和目标;应当注重人的发展阶段性,将人的发展阶段性任务与其总体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从ChatGPT等智能系统目前产生的实际效果来看,机器学习并不具备智能决策所需的理解能力,摆脱智能系统可解释性困境的出路是从"数据拟合"到"数据解释",即珀尔所说的"深度理解",但即便是当前最先进的智能系统也不能担当此任,这就需要因果科学哲学的新一轮范式转换,即"第二次因果革命".这里所说的可解释性,主要指"深度理解",可解释人工智能就是深度理解的人工智能,因此,可解释人工智能与因果革命有一定的联系;而第二次因果革命,即深度学习与因果学习的融合,将使得这种联系更加密切.我们相信,因果革命将为可解释人工智能的发展开辟一条新路.建立可解释人工智能能不能成为第二次因果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未来会告诉我们答案.目前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新一轮因果革命的可能性、必然性和现实性何在?因果革命对于建立可解释人工智能有何意义?
金在权的随附性理论的精华是对整-部随附性的形而上学性质的认定,并主张以整-部随附性来统率其他所有随附性.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一纲领,以致忽略整-部随附性所具有的不可还原性,而对所谓"强随附性"给予错误的解释,并据此为还原物理主义进行辩护.笔者对金在权的诸多随附性概念加以清理和归位,并将随附性理论奠定在系统本体论的基础之上.随附性所涉及的对象不是认识论的单纯实体,而是实践论的复杂系统,这意味着从认识本体论向实践本体论的转向.整-部随附性有强、弱之分.整-部随附性与层次随附性在本质上是同一种随附性,只是分别出于动态和静态的不同视角.因果关系是动态的,但是金在权却从静态视角把与之相关的随附性看作平行层次之间的关系,进而把心理因果性还原为底层的物理因果性,这是视角错位和概念混淆的结果.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政府在向社会组织赋权的同时也对其参与成果寄予厚望且充满期待.S社会组织参与 A村振兴,在赋权-功能-信任框架下,其在分享政府权力、增加自身资源获取和发展空间过程中,由于功能定位失之偏颇而引发与县乡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造成与政府间脆弱信任关系破裂,最终导致赋权终止.在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社会组织既可雪中送炭,亦可锦上添花,但不可喧宾夺主更不可越俎代庖,否则将事与愿违,不仅会增加乡村治理难度,而且还会引致政府终止赋权.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主要功能应定位于政府的补充而不是代替、村干部的助手而不是对手、村民的灭火剂而不是点燃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