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1年,中国当代工业文学收获了一部重量级作品:阿莹的长篇小说《长安》.该小说围绕转业军人忽大年领导军工企业"长安"完成各项重大任务展开故事,洋洋洒洒五十万言从建国之初一直讲到改革开放起步,用跌宕起伏的情节和丰满真实的细节支撑起一部恢弘的共和国军工"创业史".阿莹充分发挥文学善于刻画人物心理的长处,让角色与读者坦诚相见,让读者在心灵共振中理解角色.因此,《长安》也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心灵史.
我童年生活的地方属于林中小镇,算不得真正的乡村,但每户人家都开垦了自留地.房前屋后的地,我们称为菜园,分前、后菜园.前菜园往往有个弥勒佛似的大肚酱缸,后菜园则栽种两三棵亭亭玉立的臭李子树和山丁子树,它们都是从山中移植来的.臭李子结黑果子,山丁子结红果子,是我们那时的水果.
如果说吴文莉此前的《叶落长安》《叶落大地》书写的是传统的"西安城",那么《黄金城》则是从传统、文化、历史、习俗、地域中走出来的现代"黄金城".小说以黄金城为空间背景,对特定历史年代人的命运、心灵、情感进行了深度的透视与勘察,藉此展开对欲望伦理、人性变异、现代性迷失的多重思考.
思和教授本是我的复旦中文系学长,其实该说是我的老师.说学长是因为我入学复旦时,他还没毕业.等到我毕业时,他已经是留校任教的本系老师了,那就是我(们)的老师.——77、78届大学生在读的1980年代早期的本科生年龄代际,这该是常态吧.连绵到我应届毕业读研究生时,同届同学中有一位比我大了整整12岁.如果考虑学术辈分的话,那妥妥地我就该称他为陈老师了.学术和学科的历史上,陈老师一辈是承传了我们共同的老一辈学者的衣钵、又很快成为世纪之交以来新一代宗师的学者.我们只是追随者.可以说,1980年代以后的应届毕业生而后从事专业学术生涯的中青年学者,在目前多仍是陈老师一辈的学生.
2022年,注定是一个长篇小说的大年,名家纷纷亮相,新锐奋勇争先,这个景况犹如四年前.现实的世界是,南方阴晴不定,洪水来势汹汹;疫情虽未"清零",风声鹤唳的酷暑中亦有不绝的缕缕微风.这微风来自文学,来自长篇小说.文学在灾难面前并非一无所能,它可以让我们并不仅仅生活在现实中.
"我以我的方式热爱我的西安."这是西安籍作家吴文莉在她的"西安三部曲"后记中反复提到的一句话.《叶落大地(1989-1937)》《叶落长安(1938-2019)》《黄金城(1979-2019)》这三部以西安城为叙事空间的长篇小说串联起这座城市120年厚重的发展历史,以史诗般的书写为西安立传,凝聚着吴文莉原乡写作的主体身份认同,更倾注着作家对于家乡西安的情感注视.
一 事实上,中外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他们的写作往往都是从自己的故乡和童年出发的,我相信,他们的写作发生,永远难以离开自身"生命的乡土".在这里,我所谓"生命的乡土",对于作家而言,就是其出生地、出发地,这是其生活之根,写作之源.任何在想象的天空翱翔的文学的羽翼,都无法离开大地的滋养和孕育.具体说,作家的文本叙事所呈现、所承载、所潜心其间的,一定是"生于兹长于兹"的人生"血地",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性的元素,而且还是作家写作主体与从细小到宏大事物之间的精神互动.而且,这个"出发地"同时也是作家最终的"回返地",这种出发、回返对于文学叙事来说,是作家在生活、存在乃至宇宙无限的对照下思考生死、自然、道德、伦理的心灵回响.
1994年初,林白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发表于《花城》杂志第2期,此后,经过一系列的讨论与舆论发酵,该作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与几乎是两极化的评价.这些争议一方面令作家本人深陷困境,因为小说中的身体与性描写,林白一度饱受质疑,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发表、出版作品遭遇困难;另一方面,也正是这样大胆袒露自我的写作方式,让林白成为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与旗帜.时隔近30年,当我们再度回顾这部堪称现象级的小说,不难发现,《一个人的战争》在90年代初所引发的"战争"及其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作家"一个人",由此,更折射出9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观念与价值的碰撞.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一个人的战争》更是一个转型时代重要的文学纪录.
一、苏联蒙太奇 最初的电影,是作为普罗大众艺术形式出现的,是现代城市工业民俗有机组成部分,它一开始就带有游戏性或娱乐性.这是它的文化胎记和精神基因,也是它走向艺术殿堂的包袱和障碍,至少是一个存疑的暧昧领域.电影理论家思考的问题是,所谓的"电影性"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根本特性,究竟是什么?它的不可替代性是什么?这些理论问题,直接指向了电影娱乐特性与审美特性、感官刺激与叙事意义、画面空间与画面运动的冲突.
《白鹿原》无疑属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现象级文本.这个文本自身的经典性、丰富性与复杂性,吸引着人们久盛不衰的阐释热情.她的颇为艰辛而悲壮的创作历程、极富张力的文本世界、修改与评奖风波、"孤篇"压倒群英的孤绝气质,以及众说纷纭的阐释史和争鸣史,合力催生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白鹿原》现象"或"《白鹿原》事件".
长篇小说《群山绝响》以特殊年月为背景,描绘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秦岭山区乡村生活情景,生动表现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状态,再现了一个时代.小说通过对元尚婴生活道路的描写,书写出一代人的命运悲歌.作品时代感强烈,风格鲜明.如张志春所说,《群山绝响》"不只是陕西文学,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
一 吴俊教授主持的"三栖评论"要做陈思和老师的专辑,他电话约稿,我当即想到的是写一篇关于《1966-1970:暗淡岁月》的读记.挂了电话,我问自己,为什么即时反应出的是这部篇幅不大的回忆录,不是别的?
三十年前,1993年,有两件事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尤其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史,值得记录.一是花城出版社先锋长篇小说丛书出版,该丛书收入格非的《敌人》、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孙甘露的《呼吸》、吕新的《抚摸》和北村的《施洗的河》六种;二是"陕军东征".1993年5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记者韩小蕙的报道《陕军东征》,介绍北京四家出版社推出的四部陕西作家长篇小说: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和京夫的《八里情仇》.
引 言 自2003年始,朱婧开始创作短篇小说,至今已有近20年的时间.她的早期作品以青春校园文学题材为主,是新世纪之后较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之一,2004年到2007年间,朱婧共出版四本小说集.2019年,朱婧的短篇小说集《譬若檐滴》于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近似一种自我断代,也是新的开始.
一 三十年前,尚未有厚厚的七大卷《陈思和文集》,连他出版的几种编年体文集也不容易买到,陈思和老师①的文章,我是一篇篇从报刊上追着读的.那时阅读的感觉,好比梁启超说的"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②.1990年代,是文学史家陈思和思想迸发电光四射的时期,在文学史理论创新上,与众不同的理论观念频频提出:整体观,共名与无名,民间文化形态,潜在写作,世界性因素……这些研究视角和思考,一遍遍刷新一个外省学生对文学史的既有认识.
一、"世间"的中国文学 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的出版,肯定会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发展带来转化的动力,并为学科进一步的范式转移打开理论和实践的可能空间.诚如王氏在书中导论所言,"长久以来,我们习于学科建制内狭义的'文学'定义,论文类必谈小说、新诗、戏剧、散文,论作家不外鲁郭茅巴老曹,论现象则是各色现实主义外加革命启蒙、寻根先锋,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再熟悉不过的叙述声音,下焉者甚至流露八股腔调.
"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详其实义,非独等视有情,无所优劣,盖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乃合"齐物"之义.……齐所不齐,下士之鄙执;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
王跃文的《国画》最早连载于《当代》杂志1999年第1期和2期①,1999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紧接着出版了《国画》初版本,且"不到三个月重印五次"②,使《国画》一跃成为世纪末图书市场上的爆款.评论家段崇轩曾有文记载当年历史信息,"很久了,在书店门口的畅销书'排行榜'上,难得见到文学的踪影、特别是长篇小说.政治、经济、历史、名人传记、工具类等书籍'霸道'地占据了'排行榜'.
我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写小说,至今已经七十年. 写小说有多么幸福,它是对生活的记忆、眷恋、兴味、体贴、消化与多情多思.它是你给世界、给历史和时代、给可爱的那么多亲人友人师长哲人的情书.是给一些对你或许不太理解不太正解不太友善难免有点忌妒的人的一个微笑、一个招呼、一次沟通示好.它是你的印迹,你的生命、你的呼吸、你的留言、你的一点小微嘚瑟.
一、必要的铺垫:上世纪八十年代 1993年11月,《上海文化》创刊.主编徐俊西老师嘱我写稿,我写了《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发表在创刊号②.这篇论文比较集中地表达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对知识分子立场所作的思考,也是我后来一直尝试的知识分子社会实践的价值支撑.这与学理没有太大关系,但于我个人的社会实践却有意义.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