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书绅以大学之道评点《西游记》,独创了分篇拟题、逐字分疏的批评方式,在小说批评史上实践了真正意义的以八股文法批评小说.虽然张书绅对《西游记》主题以及文艺特点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但由于他完全把小说当作时文来评点,模糊了二者界限,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评点的质量,使得《新说西游记》并不比道家评点本更具可读性,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作为八股文法批评小说的典型代表,为我们探讨八股文法与小说评点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
小说是明清时期大运河文学的主要载体.与大运河沿线城市书写关联的明清小说,其整体上的艺术成就与贡献已得到了学界普遍的体认,然而,其中大运河京津段沿线的城市风貌所体现出的与其他河段不同的特色及成因仍值得进一步观照.相对而言,京津段的相关书写较集中在明清两朝国势不振、漕运受阻的时段,且展露了更为复杂的城市之盛衰形象和人物之矛盾情态.此现象背后固然有地域差别因素,但在本质上关乎的是国家的局势、运河的特性及沿线城市的定位、小说文体的发展.由此可知,明清小说中大运河城市书写的演进机制,隐含着与当时的国家、运河及沿线城市、小说的命运密切互动的主线.
21世纪以来,学界有关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探讨逐年增多,甚至成为近几年学术讨论的新热点.《世说新语》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早期志人小说的代表和集大成者,受到不同时代、不同国家读者的广泛接受.在明末思想解放运动的文化背景下,由王世懋首先提出"世说学"概念,并逐渐形成"世说学"这一专门的学问.明代江南出版业的兴盛,推动了《世说新语》文化价值的传播;17至19世纪日本、朝鲜掀起了笺释、摹仿《世说新语》的文学热潮,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则是其文化价值获得广泛认同的直接体现.由此可见,《世说新语》文学经典地位的奠定与其在东亚的传播密不可分.
明清易代后,清初对于陈洪绶水浒人物图的种种改造与评价往往违背其"忠义水浒"的创作本意,这反映出明清易代之际文人对于《水浒传》态度的改变,而不同政治立场与 自身经历也会导致评价方式与情感态度的微妙差异.本文主要关注史大成对白描本《水浒叶子》的赞语增补、版画本《水浒叶子》与醉畊堂刊七十回《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的结合,以及刘源《凌烟阁功臣图》对陈洪绶水浒图的回应.清初对陈洪绶水浒人物图的态度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一、肯定陈洪绶的水浒人物图创作,但并不认同梁山诸人的作乱行为,认为《水浒传》的价值在于讽诫.二、不仅以梁山诸人为盗贼,更直接表达对陈洪绶取材《水浒传》的批评.三、对叶子牌与《水浒传》持反思态度,但对陈洪绶的个人遭际则怀抱同情与共鸣.
本研究聚焦李渔的章回体白话短篇小说集《十二楼》在19世纪英国汉学界的翻译,关注不同译本的风格和不同译者在翻译时做出的取舍;从主体身份、翻译动机、读者审美期待等角度对翻译效果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审视和评价;与此同时将三位译者的翻译实践回置到译本产生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语境中,探究译者的翻译策略、译介时的主观介入和干预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如实呈现和全面反思译介行为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蒲松龄晚年的咏史诗集中反映他所关注的历史事件、人物以及对他们的评价,很值得关注.以咏史诗为中心,结合1710至1715年间蒲松龄所作诗歌,可知其晚年读书、生活等情况;《读史》四首集中反映蒲松龄对汉唐史的总体看法,体现了典型的儒家历史观;《元稹》《褚遂良》《杨妃》抒发对历史人物的新见解,观点发前人所未发;《崔伯渊》《刘士安》《慕容垂》表达对一些不太引人注目人物的看法;蒲松龄晚年尤其是归田后的诗歌创作,其旨意、内容、性质与以前甚为不同,反映出他思想、心态和对现实人生的态度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蒲松龄诗歌和《聊斋志异》及俚曲具有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咏史诗对理解某些"聊斋"故事的底蕴是十分有益的.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我国古代戏曲音乐往往会成为滋育古典小说的一片"沃壤".目前,学术界对于吴承恩小说《西游记》成书过程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永乐大典》残卷及《朴通事谚解》所引话本《西游记平话》残文上,而本文援引山西地区发现的明万历二年(1574)写定的节目单《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所载民间"队戏"《唐僧西天取经》,论证其在吴承恩小说《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中,不仅起到了拓展故事内容、奠定情节架构等作用,而且还与话本《西游记平话》构成了元明两代西游故事发展演化的不同生态系统.因此,本文独具创思的总结了吴承恩小说《西游记》成书过程中,戏曲音乐所起到的深层意义.
南朝梁代的《经律异相》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佛教故事类书,其中的儿童故事类型各异,对中土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佛典中儿童的"非人"形象和"成人化"书写弥补了古代小说儿童叙事的空缺.佛典儿童故事自传入中国以来,中土文人一方面基于传统小说观念和文体习惯对佛典故事加以删改,另一方面则在本土儒道思想体系下重新改写佛教儿童故事,从而塑造出兼具世俗性和宗教性的儿童形象.中国叙事文学以其强大的兼容性,改造外来佛典故事,极大地丰富了古代小说的叙事情节和人物形象.
文学与音乐之间相互融合影响是极具研究价值的课题,在文备众体、多元文化并存的明清小说中,音乐元素保持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本文通过分析《红楼梦》《老残游记》《三国演义》等几部具有代表性明清小说的音乐描写,阐释了其表达的艺术内涵.
文学经典的构建需要作品内部和社会外部两个要素合力发挥作用.经典作品的"发现人"是两个要素的连接者,在文本经典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西游故事的"发现人",阿瑟·韦利对其研究经历了从历史游记、文学翻译,再到人物传记、续写西游故事的过程.其译本在英语国家多次出版发行之后,为了使其译本能够适合青少年学习,该译本又被进行了简化和多模态改编,从而扩大了该译本的受众群体.韦利通过对丘处机的游记和《西游记》的节译、历史上真实玄奘传记的书写以及续写,以及非文本传播,使得猴王形象在西方深入人心,完成了这部中国古典名著在西方的传播过程.
李翠莲和刘全是《西游记》取经缘起故事人物,其情节简单,不受重视.实际上他们紧密关联武则天和唐中宗时期政治,刘全影射唐中宗李显,李翠莲则影射到韦后和安乐公主,均有独特认识价值.取经缘起故事的揭露讽刺倾向,反映唐朝前期人们对取经有贬抑性看法.《西游记》长期演变中,评价倾向发生巨大转折.晚唐以后,玄奘取经越来越受肯定,李翠莲和刘全独特的影射价值被忽略.她们的故事反映作品的复杂性与演变特点,引领我们重视小说发展史上作品倾向性重大转折这类重要文学与文化现象.
《儿女英雄传》是清代满族作家文康创作的侠义小说.作者从京城南下途经了许多运河沿岸城市,将自己生平经历融入《儿女英雄传》的创作中.作品中蕴含了丰富的运河书写,对运河沿岸的城乡风貌有形象生动的体现.《儿女英雄传》中运用大量的笔墨,描绘了运河沿岸绚丽多彩的民俗风情,是作者审美价值观念的体现.作品中展示了丰富的戏曲文化,与京杭大运河密切相关,显示了运河作为交通要道,在促进戏曲艺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运河戏曲文化也成为推动小说叙事发展的重要因素.
清代《西游记》重要版本有《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都直接或间接承袭李卓吾评本,但具体承袭李卓吾评本四个版次中的哪个,是否还参考了其他前代版本,以往缺乏研究.经考察各版本的异同情况,可知:《西游证道书》承袭李甲本,还参考了闽斋堂本;《西游真诠》除学界已指出承袭《西游证道书》外,还承袭李乙本,在繁简上更趋平衡、合理,是《西游记》最好的简本;《新说西游记》承袭李丁本,还参考了《西游真诠》,是《西游记》相对最完善的繁本.从清代《西游记》版本的源流演变,可以看出李卓吾评本的强大影响力.
中国古代文学的构成,存在着宫廷文学、田园文学、城市文学不同的板块内容,且不同历史时期畸轻畸重.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文学的表现范围越来越广.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着都市城镇的发展,表现城市发展与市民生活的城市文学作品呈现出高质量发展趋势.本文结合这种文学现象对运河文化带的城市文学区域进行了划分,大致可分为以北京为代表的京都城市圈,以临清为代表的港口城市圈,以南京、苏州等为代表的江南城市圈.大运河孕育了众多文学巨擘与经典作品,运河漕运文化、运河商业文化以及运河区域文化对明清小说空间拓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小说插图具有特殊的叙事效果,"语—图"互文,图像可能是文字之修饰,也可以补其不足,但同时也可能是独立于文字之外.《镜花缘》版本源流中,道光十年(1830)芥子园刻本、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点石斋石印本、光绪十九年(1893)孙继芳《镜花缘图册》这三大插图本是重要节点,考察其衍变中的"语—图"互文关系,可以揭示图像逐渐取代文字的事实,图像拥有独特的言说方式与审美价值,在"无书不插图"的氛围中,对小说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京杭大运河于十四世纪全程通航后,北运河区域承载着传递文化与传送物资到京城的重任,使中国贸易的轴心线由东西走向变成南北走向,加速了这一区域经济体的成型.天津、北京等地处于北运河的中心地带,来自南北方的说唱文学在这片土地不断地生根与壮大,成就了"北方曲艺之乡"的名号.文人商贾云集,艺人群体不断壮大,使得以《红楼梦》为题材的说唱文学在这里创新发展后传播到南北各个地方.本文以北运河区域《红楼梦》说唱文学的传播与流变为出发点,讨论北运河文化对其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性.
《水浒传》出现了大量宋代职官,而且其中很多都是宋代特有的,呈现出完整的具有宋代特色的职官体系.在宋代职官背景下,可知《水浒传》中的"教头"并非普通教头,也不是军吏,而是"都教头",其官阶与营指挥使接近,这样才能与林冲的英雄形象相匹配.鲁达曾任关西五路廉访使,廉访使之职及其前身走马承受公事是朝廷派往各地的监察人员,由于身份特殊,在地方上权势煊赫,而且胆大妄为,这与鲁达天不怕地不怕、胆大心细的性格特点相呼应.然而由于后世小说家对宋代官制并不完全熟悉,故《水浒传》出现了对宋代职官的误用,或张冠李戴,或官阶混乱,同时还夹杂有元、明时期的职官因素,体现出《水浒传》作为世代累积型小说的特点,故厘清《水浒传》与宋代职官的联系对考察其成书过程具有参考作用.
小说的创作与作者经历息息相关,刘鹗早年随父外任有机会与志同道合之人交游,后继承治河的家学渊源,又接受太谷学派"养天下"思想并与学派同人交往,这些都坚定了他兴办实业、富国养民的决心.他将这决心外化成小说作品为读者呈现出来,在《老残游记》中不仅为我们展现了运河辐射下城 市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以及风俗的转变,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也发出了兴实业反被世人诟病,无人理解的苦闷.刘鹗用游记的形式,以山东运河辐射的城市为背景展开小说,寄托自己的理想,以期达到警醒国人的 目的,客观上也为我们研究运河、丰富运河文化提供了资料.
谭帆,1959年10月生,江苏常熟人.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86年留校任教.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4)、"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9)、文化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计划(2014)、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16).兼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第七、第八届成员、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上海市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等.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小说史和中国戏曲史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中国雅俗文学思想论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中国小说史研究之检讨》等十余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学术月刊》等杂志发表论文七十余篇.著作和论文多次获得教育部和上海市优秀成果奖.
清代有不少取材于《聊斋志异》的宣讲小说,它们以说为主,以唱辅说.在圣谕宣讲的语境下,宣讲者的选材有一定的趋向性,叙事意图较原作也有很大不同,大体而言,是从"志异"转到现实,从"抒愤"转到劝善度世."说"的部分为宣讲者的故事讲述与议论,"唱"的内容多为对事件的复述与人物的劝诫、抒情.独特的说唱结合的形式与说唱内容,呈现了故事,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使小说呈现出训诲化与抒情化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