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发展的观点、联系的观点、辩证的观点以及实践的观点,均包含着丰富的民族理论意涵,这些观点有益于克服民族研究中的实体主义与二元论,有益于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从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出发对民族展开具体研究,旨在理解民族何以是社会关系概念,并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所有制角度来研究亚洲民族,强调对亚洲民族的研究必须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及其历史观.阶级分析方法有益于理解民族的阶级化现象、民族的存在及其消亡,有助于自觉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及其种族主义,有利于把握东方民族的独立解放以及理解面向人类类群的族群文化多样性,也有益于把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团结与平等.
一、乌克兰危机:地缘政治的角力场 曲轩:乌克兰地处东欧、比邻俄罗斯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地缘政治的重要焦点之一.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各路导火索接连发力导致冲突不断升级,甚至在2022年2月演化为俄乌军事冲突并持续至今,引发世界关注.在您看来,乌克兰危机给欧洲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对英国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影响?
英美新辩证法学派的领军人物阿瑟借助黑格尔的《逻辑学》,从区别于历史辩证法的体系辩证法的角度,具体解读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新辩证法".阿瑟的解读为我们充分展现了《资本论》辩证法的丰富内涵,为我们阅读和理解《资本论》及其辩证法提供了诸多富有内容的启示和借鉴.但在黑格尔的逻辑学是《资本论》的方法论还是本体论、《资本论》的理论任务是瓦解资本的逻辑还是应用黑格尔的逻辑、资本增殖中劳动与价值形式的作用和关系等重要的本质性问题上,阿瑟明显是把《资本论》"逻辑学化",把马克思"黑格尔化"了.因此,阿瑟的作为体系辩证法的新辩证法在根本上背离了《资本论》的历史辩证法.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具有风格鲜明的哲学自觉,谱写了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新篇章,实现了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旧中国的现代化尝试、苏联式现代化等而彰显"本质之新",是因为其中贯穿一条红线,即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它深刻揭示和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出场的必然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从实践创新到理论创新,进而展现为体系化、学理化形态.它在新时代新征程肩负以思想引领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强国道路的神圣使命,进而创新发展为新时代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
时间作为一个见惯不惊的存在而引发了诸多关注,马克思对于时间及其问题的解析尤为深刻而全面.秉承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不仅确证了时间作为客观标尺而丈量着劳动量、商品价值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决定了工资的多寡,还深刻揭示了时间作为人的积极存在、生命尺度和发展空间的主体向度.在资本逻辑作为普照之光的社会中,资本主义构筑了 一个囊括物化劳动时间、抽象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在内的一体化的时间体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深谙增殖之道和权谋之术的资本家处心积虑地推进着时间的社会化、资本化、权力化和物神化,通过文明而精巧的隐蔽的剥削手法完成了对社会的全面统治.通过对时间问题和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时间苛政的前提性批判,并分析了资本主义时间规划的界限,最终导引出了将人类从强制性时间体系中解放出来的主体抗争与解放之路.马克思的时间批判是破解信息或数字时代"加速"乱象、摆脱时间暴政和寻求自由时间的宝贵理论资源.
"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是我国学术界在论述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指向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归宿时广泛使用的词汇,在对二者及其关系的理解上,长期存在着不同看法,主要体现为"一致论"和"差异论"两种观点.笔者认为,不能把这种争论简单看作语词之争,而应视为如何看待和解决生态危机,以及如何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的不同思路和理论谱系,即到底是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维度,还是仅仅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维度看待生态危机和建构生态文明理论.本文系统论述了我国学术界关于"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的不同理解及二者相互关系的争论,梳理了生态文明理论建构上的两种思路和理论谱系之间的区别,回顾和反思了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历程,提出应当立足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结合当代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争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环境正义"为价值指向和价值归宿,建构既捍卫中国的生存权、环境权和发展权,又能够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生态文明理论.
感觉人性化是马克思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指证人的感觉不仅在于感受 自然界的物性,更在于感受自然界的人性,而自然界的人性恰恰是通过自然之美显现出来.感觉人性化思想不仅批判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哲学,还对费尔巴哈混淆人与动物的感觉的感觉主义哲学表达了不满,更在现实层面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界的粗陋庸俗的占有感觉.感觉人性化思想要求扬弃劳动的纯粹功利性目的,按照美的规律再生产出整个自然界,保证自然界从物化的死亡中真正复活,使感觉的人性化解放真正得以实现.在感觉人性化思想的指引下,自然美必然超出个人主观审美情趣,进入客观的公共生活领域,创造美丽自然环境成为大众的共同行动和责任.感觉人性化思想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哲学基础,指明了还自然之美丽的实践路径,达成用绿水青山之美换来金山银山之富足的美好生活.
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我国国情,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数字经济的全面提速发展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全新动能和可行路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撑,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本文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在讨论这一过程面临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途径.发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支撑作用,应以数据要素配置市场化释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潜能,以关键领域创新能力提升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动力,以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基础,以畅通数字资源配置与开放共享激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活力,以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构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安全支柱.
非同一的东西是人为了生存而用同一性逻辑控制对象的必然产物.它既客观存在,而又不是实证地存在着.非同一的东西类似于康德的"自在之物",或者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它是人在生存中所体验到的东西,是无法用概念直接描述的东西,是主客体之间的必然矛盾的产物.海德格尔的错误就在于把传统的主客体关系所无法把握的东西设想为主客体之外的第三者,并试图用直观的方式来描述它.胡塞尔和柏格森虽然也试图把握这个东西,但他们都没有取得成功.把握非同一的东西只能靠辩证法.人们只有借助同一性逻辑而又超出同一性逻辑,才能不断地围绕非同一的东西进行思考.哲学要借助概念来思考非同一的东西,这需要概念,但又要突破概念,即必须让概念运动起来.
平台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正在重塑世界市场.其主要表现为"生产社会化"在世界范围内高度发展、世界市场格局加速演变、国际交换关系不断扩大和深化、超级平台企业成为新型垄断组织形式、"数字鸿沟"成为新型全球不平等形式.平台经济之所以能够重塑世界市场,客观上是因为平台经济催生了数字化创新生态系统、开辟了平台化组织方式、创造了数字化市场形式,主观上是因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企图加强世界市场控制、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规则优势长期主导世界市场.平台经济重塑世界市场具有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促进、生产关系变革与收入分配的三重效应,呈现超级平台企业与微型跨国公司同时崛起、传统世界市场"去中心化"与数字世界市场"再中心化"并存、世界市场结构集中化与跨国企业组织网络化共进、政治极化与经济虚拟化成为世界市场危机重要诱因四大发展趋势.
卢卡奇在创作和出版其早期作品《历史与阶级意识》时经历了曲折过程.这部划时代的作品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困难时期,经过对这部作品的短暂辩护后,20世纪30年代初卢卡奇与其早期观点产生了分歧.随后的几十年间,卢卡奇不断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并一直与自己的早期著作保持距离,这也导致其形象备受争议.在该书出版100年后的今天,从最新出版的该书影印版手稿以及首次公开的旁注中,我们得以窥见晚年卢卡奇对其早年"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著作的态度转变.这些旁注与他在1967年撰写的新序言一脉相承,向我们揭示了这位哲学家在晚年以不同的方式审视过去,对这部作品作出了更加公正的评价.他肯定了《历史与阶级意识》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性,即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方法而非单纯的意识形态.最终我们看到,尽管历经曲折与困境,卢卡奇的思想依然通过对物化问题的批判以及对革命实践的追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只要我们认识到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物化和限制多数人自主性的问题,就不能忽视这部作品的重要性.
卢卡奇的社会本体论受到的评价褒贬不一,其中布达佩斯学派基于人道主义思想对卢卡奇在其社会本体论中所作的唯物主义转向进行了批评.他们认为,当晚年卢卡奇力图用唯物主义对其早年的唯心主义思想进行纠错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偏离了其早年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精神.然而,卢卡奇社会本体论的核心范畴——合目的性劳动——却被布达佩斯学派所忽视,正是该范畴奠定了卢卡奇将人道主义思想现实化的轨道和方向.合目的性劳动使社会存在与无机自然界、有机自然界区分开来,正因为它的存在,我们才不必羞于或害怕谈论无机自然界和有机自然界,它们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但并不会阻碍人类通过合目的性劳动来实现自身.人成为人的过程是现实地实现自我的过程,合目的性劳动使之成为可能.同时,由于目的论设定,价值的作用也得以彰显,它不仅关涉有用性,也关涉个人的价值选择.以合目的性劳动为中介的社会本体论区别于以语言或话语为基础的社会本体论,它深入社会生活本身,并努力建构起一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社会存在方式.
为了从保卫马克思走向发展马克思,阿尔都塞系统地重构了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重新阐发历史科学的基础性概念,阿尔都塞以生产关系为线索,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统治阶级的剥削原则为核心、以特定生产关系为方法、以诸多国家机器为保障的有机整体.事实上,阿尔都塞对历史科学的重构受到康吉莱姆科学史观的影响,并将生产关系概念视为历史科学之为科学的根据.人类社会的历史不再是线性的历史,而是随着阶级斗争和政权更迭改变自己性质的断裂的历史.由此,阿尔都塞认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需要认清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以变更生产关系为方法,以夺取国家机器为手段,在暴力革命中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革命推动和完成了意识形态术语革命.马克思在融合意识形态的法国渊源和德国渊源的基础上,对意识形态的生成根源、发展规律作了原创性揭示,使其获得完全不用于以往的革命语境和批判意涵,确立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性原则:虽然历史领域充满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既没有独立发展的历史,也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不过这并不妨碍意识形态深刻影响历史进程;意识形态领域没有永恒真理但有例外逻辑,尽管马克思不曾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认为"意识形态",但是他应该不会否认无产阶级领导和追求"普遍的人的解放"也需要将自身利益说成普遍利益,只不过"说成"在这里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和"真正的知识".实际上,正是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性出场,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阶级意识、意识形态与科学的一致性.
站在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自然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满足人民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目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的基本要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规定.社会主义具有亲自然、亲生态的本质.相比之下,西方国家通过生态现代化的方式转型为生态国家(绿色国家),这只是生态资本主义的方案和模式,并未触及资本主义本质.生态现代化只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对现代化的生态重构.我们要始终按照生态文明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自然资源公有和生态产品共享,坚持以生态为导向的全面进步与和平发展,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与西方生态现代化和生态国家划清界限,充分体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超越性、全面性、持续性和优越性.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时间研究主要呈现为三种理论形式:一是差异时间观,即将唯物史观重新定义为社会构形史,与之相适应的时间概念就不再是单一均质的,而是多重差异的;二是加速批判理论,即对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技术发展背景下时间结构的变化作出诊断;三是抽象统治理论,即抽象时间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中介机制,是资本抽象统治的重要向度.这三种不同的时间研究分别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时间性的三个不同面向,递进式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构造了抽象的、加速而又停滞不前的时间状况,而且时间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具有历史的和特殊的构造作用:它既是现代个体思考和行动的可能性条件,又是现代社会结构化的必要前提.这三种时间研究重新激活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共同凸显了对时间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必要性.
国家自主性是恩格斯晚年捍卫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国家一般"、波拿巴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无产阶级政权的考察,恩格斯论证了 自主性是国家的固有属性,指明了国家自主性作用的发挥无法超越国家阶级性所决定的限度,洞察了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社会嵌入取得国家自主性的新趋势,探讨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于国家自主性的重要意义.晚年恩格斯视野中实际存在着国家自主性的多重面向,即作为"应当"的国家自主性、作为形象的国家自主性、作为统治手段的国家自主性以及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国家自主性.恩格斯晚年的国家自主性思想为复杂形势下的国际工人运动确立了方向,有利于戳破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自主性的幻象,揭示党的领导是我国国家自主性正确发挥作用的关键.
政治经济学无疑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研究和批判的对象.但在19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以人类主体为尺度、批判资本主义与反思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浪漫主义思潮,其人本主义伦理思想反而成为青年马克思积极借鉴的理论对象.从MEGA2《巴黎笔记》的文献可见,马克思摘录解读了经济浪漫主义者比雷的作品《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聚焦英法等国工人贫困的现实状况与造成工人贫困的劳动商品化问题.这些内容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提供了事实依据,也启发他超越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与赫斯的货币异化理论,在劳动实践中探究资本主义的异化性质,形成全新的异化劳动批判理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载体形式,也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进入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阶段,国有经济在其中应该而且能够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引人瞩目.应充分认识国有经济推进共同富裕的既有作用,澄清当前优化国有经济推进共同富裕杠杆作用的若干认知偏差;进而从制度、体制、机制等维度厘清优化国有经济推进共同富裕杠杆作用的必要性,从发展生产力和调整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阐释优化国有经济推进共同富裕杠杆作用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围绕定位国有经济推进共同富裕杠杆作用的"支点"、做长杠杆"动力臂"、增强杠杆"动力"这一新的判断,分别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优化国有经济推进共同富裕杠杆作用的实现路径.
《莱茵报》初期的马克思在法学批判中投入了大量精力,其中对习惯法的扬弃尤为引人瞩目.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历史法学派对习惯法实证权威的追捧.而在之后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发出了"为穷人要求习惯法"的呼喊.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习惯法的态度表现出从"理性主义法学的批判对象"到"物质利益难题的法学出路"的转变,从鲜明的批评转为有的放矢的扬弃.在对习惯法的扬弃中,马克思通过辩证法发展了历史主义,在对贫民物质利益和历史活动的关注中表现出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同时,马克思将法视为客观现象而展开的解析表现出唯物主义法学的特征,基于贫民物质利益提出立法诉求并进行理论证成的尝试更表现出马克思法律观的唯物主义转向.在此意义上,对习惯法的扬弃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转向的法学注脚.诚然,这种扬弃距离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依然存在差距,但是对这一法学注脚的阐释依然十分必要,因为这是准确而具体地还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