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组织或个体从既定行政级别突破常规编制的提升是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中独特的现象,在此被界定为行政升格.行政升格是解决地方政府组织或个体发展空间受限、资源支持不足、财政收支矛盾的重要路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实践和政策工具.本文首先从不同维度下行政升格的发展现状出发,提炼其外显性特征与内隐性秩序,并基于其差异化改革趋向和政策扩散过程将其概念化为三种类型:自下而上—试点激励型、上下交织—扩散调适型、自上而下—扩散约束型.进而探究其调适府际关系的独特作用机制:即宏观上缓解府际关系结构性张力;中观上以空间同侪效应激励横向地方竞争、改善纵向府际协同机制;微观上弥合纵向政府间信息不对称,形成相互嵌构的府际关系调适网络.在此基础上管窥国家治理螺旋式上升过程中的适用性、渐进性、务实性和目标导向性逻辑.研究结论在理论层面展现出中国政府治理借助行政升格这一政策工具的灵活配置,超越韦伯式官僚制的固化,促进府际关系的生机和活力,蕴含独特的中国政治智慧,并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国际化传播与理论化提炼提供新的素材和分析视角.
中国的乡村治理在古代与近世一直延续着简约治理传统,近年来则逐渐走向了科层治理的形态.本文聚焦于村级组织的结构性处境及其组织制度和治理机制的调适,尝试探讨简约治理向科层治理嬗变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简约治理根源于有限的国家财政能力和内生的乡村共同体秩序维系能力,这样国家凭借疏放性的权力介入就可维持基层秩序与政治整合.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农民非农化与社区"去公共性",村庄共同体的总体性支配逐渐式微,地方权威日益消减.与此同时,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提升与国家民事职能的扩张,大量的公共品与公共服务进入乡村社会,基层政权正努力构造一个更加职业化的村干部队伍承接这些职能,并以制度化的科层监督使村务工作日益去人格化.由此,中国乡村简约治理的时代或将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科层治理的兴起.
在政治学中,很少有问题像民主这样被广泛研究.什么是民主?我们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民主观?什么样的民主是最有可能实现的?民主化实现的道路是如何选择的?这些都是困扰政治学理论界多年的问题.读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教授等人合著的《民主观与发展路: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政治学》这本书,便豁然开朗,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进一步提升,一些认知的误区得到澄清.张树华教授的这本书紧密围绕何种民主观与谁之民主路这样两个问题展开,全面阐释了我们对于民主本质的科学理解,尤其对把民主与西式自由民主画等号的错误观念进行了批驳.对于民主发展之路,张教授以俄罗斯与乌克兰为例,剖析了简单照搬西式民主化道路的危害,强调要坚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之路.
在我国政府治理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机构在"集成"逻辑的引导下,不断走向科学化、高效化.集成改革就是通过机构的集中将原来分散在若干个部门的相关职能集中到某一个部门行使,从而提高履职效能.基于对部门职能的不同定位,实践中形成了大部门集成、专部门集成、流程部门集成以及平台+部门集成四种模式.这四种集成模式遵循职能性质-组合方式-部门形态的集成逻辑链条,体现了政府职能合并、机构重组、流程再造的递进关系.每一种模式都有着其优势与限度,未来要把握不同集成方式的应用场景及其相互组合的机制设计,推动各类集成模式更好地平行与互补,实现融合与超越,以深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新时代全面发展协商民主,需要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中明晰价值定位、构建完备体系、探索基本进路.就价值定位而言,既要在历史传承和现实需求中理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又要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框架中把握协商民主的发展目标;就体系构建而言,要从广泛多层制度化切入,统筹推进七大协商的协商民主体系,并通过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为协商民主体系提供制度支撑;就基本进路而言,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展现专门协商机构在协商民主中的独特优势与示范效应,搭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坚实平台.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部署,在进一步将中华民族凸显于国家发展进程核心地位的同时,也将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凸显,为民族问题治理提出了 目标指引,也提出了民族问题治理需要根据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进行改进的要求.民族问题治理只有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谋划和布局,才能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有效发挥助力作用.因此,民族理论也必须根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而进行创新,从而将民族理论创新问题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格局之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结合的产物,为人类社会发展描绘了美好蓝图,为世界各国共同开创美好未来指引了方向.这一重要理念根植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宝库,具有深厚的中华历史文化基础,主要表现为天下一家的世界观照、和合共生的处世之道、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义利兼顾的价值规范和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这些思想文化因素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理论伟力,而且彰显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完整制度链条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居于根本性重要地位、具有全局性重要功能,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彰显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确保人民主权的重要制度载体.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制度载体的民主选举,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有效路径和根本制度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民主立法、实现良法善治的重要制度载体.通过民主立法促进科学立法,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首要环节和根本制度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加强民主监督、制约权力运行的重要制度载体.充分发挥人大民主监督功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防止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措施和根本制度保障.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内在地要求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有机融合起来,实现"重要制度载体"和"重要制度平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指引.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方位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性决定的:一是基层治理在超大规模单一制国家结构中的基础地位;二是基层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即通过从中央到基层底部"纵向到底"的治理体系,将所有人都纳入国家组织体系中,并以为每个国民提供良好的服务获得国家认同.二是基层社会自我治理的现代化,即通过建立具有现代指向的"横向到边"的社会自我治理体系,促进社会成员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三是在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中,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向.
中国内部不同区域的贫困有其独特的制度逻辑.本研究以贫困与共同富裕的制度逻辑为切入点,探讨了明长城沿线制度性贫困的成因与治理.本研究认为,长城实质上是一种在国家政权影响和调整下,在国家战略层面实行的有目的隔离与有计划开放的制度体系,包含规则内的正式制度以及规则外的能够提高个体收益的非正式制度.伴随边疆内陆化,明长城军事功能不断下降,政治秩序得到强化,经济管理不断正规化,非正式制度逐渐消亡,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暴露出资源禀赋较匮乏的本相,最终表现出近现代该区域的整体性贫困.通过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生态搬迁、集体组织发展、对口支援与行业扶贫等已有的治理实践,本研究得出未来长城沿线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根本治理逻辑.
中国政治学会2022年10月26日在京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理论研讨会暨2022年会长会议,会议由中国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张树华主持.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国政治学会会长李慎明、副会长靳诺、副秘书长祖力亚提·司马义分别作了主题发言,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王丕君、张献生、朱光磊、韩冬雪、张凤阳、程竹汝、周平、陈井安、常保国、佟德志、燕继荣、张贤明分别作了交流发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超出了许多学者的预期.既有的主流民主理论也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只能依靠"威权韧性"来作出回应.这一事实表明,建立在西方现代化经验基础之上的政治学理论正面临来自中国实践的挑战.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超越"民主—威权"二分法,将二分法转化为包容性的"三位一体"概念框架,将中国政治作为一种与西方民主相并列的亚类型来看待,并在正确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基础上,重构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理论.
本文选取国际上两种重要的现代化模式——东亚经济起飞时期的发展型国家与西方二战后形成的福利国家——作为"认知对比镜像",论述我国共同富裕治理体系的主要框架和特征,从经济、社会、生态和数字化发展等多维角度阐释了共同富裕治理体系的内涵.党政国家体系的高动员度、市场体系的高竞争度和社会的高活跃度,共同构成共富治理体系的多元驱动力量.与发展型国家和福利国家相比,共同富裕治理体系呈现出多 目标特征,它综合经济高质量发展、橄榄型社会结构构建、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绿色发展、文化发展和数字化发展等多元复合目标,从而超越了工业时代发展型国家与福利国家的治理体系.
国家规划引领国家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特色.要解释当代中国国家发展,国家规划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五年计划曾在国家发展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五年计划发展成国家五年规划,当代中国摆脱了国家发展中的"计划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重困境,找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有效办法.国家五年规划指引国家发展方向,明确国家发展重点,协调国家发展关系,优化国家发展资源配置.市场经济释放了民众创造和发展的活力,国家五年规划把活力引导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实现了活力与合力的有机结合.当代中国国家五年规划引领国家发展的主要经验在于:坚持国家五年规划的统一性,保持国家五年规划的连续性,确保国家五年规划的科学性,增强国家五年规划的可行性,提升国家五年规划的有效性.
西方政治学在考量中国政治文化相关问题时遭遇了众多的"例外"并因此陷入解释的困境.究其原因在于西方政治学对历史方法的忽视和对现代化范式的迷思.这使得它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脱离了中国的历史长河,把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看作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又一版本.本文呼吁从比较历史政治视角来研究中国政治文化,并考察中国政治文化的四个传统核心要素,即大一统思想、追求政治稳定、民本观以及对权威和科层制的敬畏.研究结果不仅表明这些价值观是有历史稳定性和中国特殊性的,也显示了比较历史政治分析方法的应用价值.
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是以建设数字政府,打造人民城市,提升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城市治理能级为目标的公共管理创新.平台化运作的整体性政府乃是"一网统管"治理重塑效应的集中体现,其诞生以基于数据的政府流程再造为进路.依据要素论,政府流程乃是一种"形式-功能-动能复合体"."一网统管"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推动流程形式、功能以及动能再造,为城市政府确立起整合贯通的流程体系,从而将需求的整体主义、运作的平台主义以及行动的专业主义有机黏合为一体.
政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政治活动和国家运行及其发展规律的古老科学,也是治国理政安邦的现代经世致用之学.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学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始终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伟大实践和世界政治发展的鲜活现实,认真总结提炼世界各国政治思想尤其是中华政治思想的宝贵精华,汲取世界各国政治实践特别是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丰富智慧,牢牢把握和充分展现政治学发展的时代性、民族性、科学性、创造性.不负使命和有责任担当的中国政治学者也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和脉动,服务党之大局大要,研究国之大事大计,回应人民的关切和社会的期盼,抒发思想理论先声,把著作和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推出更多更好的自主性、集成性、原创性学术精品成果,努力推进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创新性发展.
监委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专项工作,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前提下深化监察改革的制度探索,遵循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逻辑.通过专项监督将反腐败专责机关置于严密的国家监督体系中,以规范"治权之权"运行和保障监委的"政治"与"业务"相统一,协同推进人大与监委致力于国家反腐败治理.各级监委首次报告的实践进展、重要节点、分布样态及程序与内容的强实践性特征,为理解监委接受人大常委会监督提供了现实逻辑.报告议题反映了监察重点工作与实际情况,人大常委会对报告形成的"政治建设""监督机制""监督力度""队伍建设"四个方面的共识性建议,指出监察工作共同面临的问题.推动报告实践向纵深发展,面临着优化议题、增强审议意见针对性、完善监督体制机制等时代课题,应以提升报告积极性为重点,为监委接受正确、有效和依法监督,实现政治效果、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提炼更多经验.
第四次科技革命对国家治理发挥着"破坏性创设"效应,掀起了一场全球数字政府改革的"社会实验".基于数字政府实践,学界从技术治理、数据治理、平台治理、虚拟治理等视角阐述了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目标、要素、机制和模式.伴随着数字政府发展进入全新阶段,数字政府已经超越单一领域发展阶段,迈入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协同发展阶段.本文在厘清数字政府理论迭代的基础上,从"全景视角"提出"数字治理生态理论"以阐述数字政府建设进入协同发展阶段的理论范式.数字治理生态从生态论视角理解政府数字化转型,强调治理体系的系统化、治理主体的包容性、治理资源的共享性.数字治理生态蕴含数字治理主体和数字治理资源两大内生关联的要素系统,发挥着汇聚多元治理主体、共享数字治理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构建数字政府、数字经济与数字社会协同演进的生态系统,实现包容性、协同性、智慧性和可持续性等治理价值.
如何系统看待县域持续二十年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首先,文章将县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核心提炼为"规范审批权",勾勒了县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理想图景,提出县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被改革主体不配合改革与被改革主体配合改革却偏差执行"的双重困境,并通过自上而下贯彻与 自发探索两个维度从理论上分析何以破解县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双重困境.然后,文章基于上述两个维度归纳了县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二十年取得的重要成就以及面临的挑战.县域二十年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展现了政府从"全能的管理者"向"必要的管理者+贴心的服务者"的转变.在此期间,自上而下贯彻与 自发探索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两个主旋律.鉴于此,自上而下贯彻推动行政审批事项遵循"应进则进"原则进驻县域改革主体的关联机构,从而使县域改革主体具备"最大"自发探索权限是迄今为止改革的"最优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