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议题,民生问题是中国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和首要解决的重大课题.由于长期以来,民生问题主要由政府自己定自己办,特别是政府与群众在视角上的差异等因素,地方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时往往面临"政府决策与群众需求相脱节""有限资源如何合理配置""项目推行难"等难题.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是浙江省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民生项目的制定引入人大制度轨道,通过多主体参与来解决民生难题的实践创新机制.它通过民意聚合机制、民主决策机制和监督评估机制,分别实现了决策与民意、协商与票决、监督与助推的结合,并发挥了推进地方政府民主决策、确保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保障民生项目有效落实、发挥地方人大职能作用和构建地方新型治理格局等五种基本功能,成为当代中国地方人大破解民生难题、发挥代表职能和优化地方治理的一种制度创新.

社情民意是民众的普遍共识和共通意愿,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最朴实、最真切的心理情感表现.社情民意,特别是基层社情民意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当下地方治理工作中最为复杂、难度最大的领域.基层社情民意诉求的多样化与地方政府施治能力有限性间的结构性矛盾是当下地方治理中的一大难题.

既要在超大规模的国土空间上实现有效治理,又要快速实现现代化发展,如何将规模难题转化为发展优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面临的重大课题.以控制为导向的行政区划空间的传统治理模式在破解规模难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难以解决发展问题.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开始探索以发展为导向的功能区空间治理模式,通过区域试点,形成了与传统行政区相协调又不同的更加灵活化的体制机制,实现了单一制国家结构与因地制宜的空间治理模式的有机融合.功能区通过高度整合化的机构设置、多样化的选任方式和创新化的政策体系推动了各类资源要素在国土空间内的重新配置,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为将规模治理难题转化为发展优势提供了实践样本.

国家规划引领国家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特色.要解释当代中国国家发展,国家规划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五年计划曾在国家发展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五年计划发展成国家五年规划,当代中国摆脱了国家发展中的"计划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重困境,找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有效办法.国家五年规划指引国家发展方向,明确国家发展重点,协调国家发展关系,优化国家发展资源配置.市场经济释放了民众创造和发展的活力,国家五年规划把活力引导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实现了活力与合力的有机结合.当代中国国家五年规划引领国家发展的主要经验在于:坚持国家五年规划的统一性,保持国家五年规划的连续性,确保国家五年规划的科学性,增强国家五年规划的可行性,提升国家五年规划的有效性.

国家领导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中枢,也是决定国家治理能力尤其是领导力的核心要素.从国家领导体制上讲,当代中国既不是采取传统的以皇权为核心的君主制,也不是实行政党竞争、分权制衡的总统制或内阁制,而是采用政党领导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然而,仍然有相当多的海外学者将当代中国的领导体制界定为威权体制.这就需要准确地描述和科学地分析中国政党领导体制,既构建一种契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论叙事,又阐明中国政党领导体制的价值正当性与合理性.

在中国超大规模的领土空间上,大一统体制的长期维系与不断重建展现了中国的国家韧性,成为世界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大一统体制权力一统、制度一统和文化一统的特征,与大规模治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形成了天然的张力。教化是将道德、文化与教育相结合的治理方式。通过教化,大一统王朝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得以彰显和推广。经由学校教化、礼乐教化、民间教化和家庭教化的具体路径,教化形成了对统治者的道德约束,巩固了基层治理秩序,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从而弥合了大一统体制与大规模治理间的张力,最终塑造了大规模治理下的国家韧性。教化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内容的更新中适应并影响着中国历史。对教化的重视和教化手段的运用,仍然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教育体系与公务员组织体系建设。

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具有长期维系、不断重建的国家韧性.这种国家韧性并不是制度僵化停滞的表现.在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其官制、税制与兵制都发生过多次影响深远的变革.大一统国家的体制变革既源于大一统体制与大规模治理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也得益于中华民族居安思危、革故鼎新的文明传统.体制变革是塑造大一统国家韧性的动态机制.通过体制变革,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秩序得以长期维系,多权力中心分立的低水平均衡得以被打破,大一统体制长期向成熟演进的趋势得以保持.通过制度化变革实现有效治理的做法为我们塑造现代国家韧性提供了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根基.

一统国家的长期维系和不断重建是中国国家韧性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但中国国家韧性的形成并不来自于独特的地理条件,中国反而是自然灾害高发的国度.自然灾害通过对农业生产的威胁而给大一统国家带来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国家对自然灾害的应对措施统称为荒政.中国历代王朝都极为重视荒政.成功的备荒救灾不仅以大一统国家为前提,荒政也是中国国家韧性的塑造机制.荒政实践作为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强化了王朝国家的资源调动能力,推进了国家官僚组织建设,规避了中央政府基层控制权的旁落,巩固了普通民众对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支持.荒政还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心理基础、历史共识、制度遗产和基础设施.从与自然灾害的对抗中形成的国家韧性仍然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

中央权力如何破解由于行政区划和科层制所产生的治理难题,即维护政令统一问题,一直是超大规模国家治理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从秦朝开始便通过统一的文书话语体系对规模治理进行了积极探索,此后历代王朝均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文书行政制度,以更好地发挥中央治理效能.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性质和治理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文书行政却得到了沿袭和发展,并逐渐演化为文件政治.文件政治在运行过程中呈现出的意志统一、规则统一、思想统一、目标统一、行动统一等政治功能是维护政令统一的具体体现,为破解国家规模治理难题提供了制度保障.

作为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如何破解规模治理负荷的难题,一直是当代中国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对口支援最初是作为一种应对地方重大问题时,为减轻国家治理负荷而临时采用的具体措施,后被中央政府在诸多事务中广泛运用,成为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有效政策工具,并逐渐上升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在对口支援实践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调适中央与地方纵向关系及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实践中,通过采用思想动员机制、政策激励动力机制和组织协调机制等组合手段,有效地减轻了单一制国家的规模治理负荷问题.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对口支援具有分散风险、分摊成本、汇集资源、形成合力四种主要功能,促进了规模治理负荷向规模治理效应的转化.从对口支援的实践效果看,这种转化具有三重深刻意义:强化国家认同、重塑府际关系以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口支援,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长期积淀形成的政治共同体意识的政策实践,也是破解超大规模国家中央政府治理负荷的有效制度安排,更是将当代中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

在公共生活理性化、文明化的时代,现代国家治理应体现一种“公共理由之治”,任何国家制度的建立都应向公众阐释其公共理由,宪法宣誓制度也不例外.阐释不能脱离文本或类文本(如各种制度),对宪法宣誓制度政治意义的公共阐释不能脱离其构成要素.从宪法宣誓主体的角度来看,国家公职人员进行宪法宣誓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在干部人事领域的重要表征和实现机制.从宪法宣誓仪式中的国家象征的角度来看,宪法宣誓有助于公职人员建立宪法信仰,强化国家认同.从宪法宣誓仪式中的承诺(誓词)的角度来看,宪法宣誓有助于公职人员树立正确的政治忠诚观,增强使命感.从整体意义上作为国家制度的宪法宣誓的视角来看,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推进我国政治制度化进程,增强公职人员的责任感,提升公共权力运行的公开化水平.只有加强违誓责任追究,确保各方严肃对待宪法宣誓,宪法宣誓制度的政治意义才能得到充分展现.

文章采用政策追踪分析的方法,对过去40年中国行政改革的历史进程进行全景式描述和阐释性评论.行政改革40年经历了不断深化的四个主要阶段: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行政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的行政改革、以强化公共服务为重点的行政改革、以行政审批制度为重点的行政改革.持续40年的行政改革对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目标的实现产生了积极作用.在分析40年行政改革的主要成就和动力的基础上,揭示出中国行政改革以构建人民满意的政府为发展方向,正经历着政府管理从注重管制向注重服务转变的内在逻辑.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未来中国行政改革可能面临的挑战和构建人民满意的政府的内容进行了展望式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①站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如何把握当代中国的创新实践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的历史机遇,通过加强原创性研究推动中国特色政治学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和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公民的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公民形成国家认同依赖于对现代国家的整体性特征的认知和认同,这种特征标志着一个内部存在多样性的国家是完整的独特整体。领土与国家关系的转变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关键因素。领土逐渐具有权利内涵,是自然空间向政治空间演变的结果,并成为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和主权的核心内容。领土对现代国家的建构意义表明,领土是国家的整体性特征,领土认同是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内容和必要的测量维度。领土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领土认同是民族认同和制度认同能够在国家认同层面发挥作用的必要前提。更具有普遍性和完备性的国家认同理论应该以领土认同为基础,以民族认同和制度认同为塑造或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领土认同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塑造或强化国家认同应该首先在公民中形成国家的情境化意识。</span>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并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央领导集体已对如何推进中国未来的改革形成了政治共识.然而,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而广泛变化的条件下开展的.要在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有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共识,还需要寻求和凝聚社会的广泛共识.寻求社会共识的意义,不仅在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在利益关系和矛盾日益复杂和尖锐的条件下,寻求社会共识可以汇聚改革的力量,形成推进改革的合力,从而有助于“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当前的正义理论和实践往往过于强调经济领域中的分配正义,但正义并不等同于分配正义.在概念层面上,正义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关系,其中每个人的内在价值都得到他人的肯定.正义的维度是相互承认关系在特定社会互动领域中的具体体现.相互承认关系在分配领域、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中分别体现为分配正义、文化正义和政治正义三个维度.在经验层面上,正义的三个维度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分配的正义并不决定其他两个维度的正义.分配正义与其他两个维度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的.分配的正义(不正义)会支持(强化)文化和政治的正义(不正义),反之亦然.要全面而有效地建设一个正义的社会不能只关注分配正义一个维度,而应当联动地建设三个维度的正义.

文章评价了《当代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依归》（简称《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要内容和表述进路，方法创新及学术贡献，重大政策建议以及应用价值。文章认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对于推进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战略任务的贯彻落实，“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lt;正&gt;编者按: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认同问题不仅更加突显,而且更趋复杂,既面临机遇与挑战的并存,又在不同国家呈现出差异极大的问题图景。为了从学理上阐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问题,探讨中国国家认同的强化之道,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会议。本组专题精选了其中的代表性论文,以飨读者。中国社会科</span>

文化软实力建设是"十八大"提出的文化强国战略方针,也是文学与政治科学跨学科研究的交叉点。中国的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借改革开放的东风,在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的同时,更加注重自主创新,以其小说的虚构性与象征性,反思历史,探索人性,对社会和人本质上的阴暗面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表现出新时期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进而为中国文学走出国门和文化强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社会不公日益成为我国政治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我国为何出现社会不公,目前国内学界主要有五种解释.作为转型中的大国,我国所面临的社会不公问题必然是综合型的,导致我国社会不公的因素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我国的社会不公,是政治领域利益表达不平衡造成的,这种失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弱势群体在政治领域处于失声状态,缺乏有效的机制合法表达其正当的利益诉求；二是强势群体拥有丰富的资源,运用不同的策略,对政府的决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我国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一方面要提升社会弱势群体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则要有效限制强势群体左右公共政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