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是一种基于"家"的哲学,而非一种关于"家"的"家哲学"."家"是作为个体的人所从出之处;天地自然,是人类所从出之处.人之知、思既使人走出"家"的浑然一体,成为一种个体性的实存,亦赋予了 自己普遍伦理性的存在方式.在离开中回归 自己,成为人的存在实现的必然方式.文明作为一种理性的前行运动,必伴之以无明的遮蔽而使人偏离其存在之本真.人类存在的实现,必在其前行的运动中本然地涵具一种回归 自身本原的向度.人类灵魂的深处,本原性地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中国哲学强调"知止",道家讲"远曰反",儒家讲"不远复",就是要在"进""止"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性的张力关系,使人的存在保有其生命整全性的意义.人作为整体性的存在,以原初性的情态方式把握自身及周围的世界.人的实存,原生于"家",其心之所发,最切近者莫过于"亲亲"."家"和"亲亲",构成人各"爱其身"与爱人爱物的普遍性实现之中介或桥梁.由此推扩而"达之天下",至于"仁民爱物",其不同层级的普遍化,乃成就为以差异为前提的"通"而赋有"家"的意象和意义.人的 自我认同和文明的发展,亦可由此获得其本真性的意义与合理性的根据.中国哲学所遵循的情态性存在实现的进路,为未来哲学的发展展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方向.
现象学对他人与主体间性问题的讨论、分析的心灵哲学对他心问题的讨论、伦理学对同感与道德问题的讨论、政治哲学对启蒙情感主义的讨论,不约而同地使对同感(Einfühlung)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热潮.然而不少论者在说理的过程中往往不加区分地将同感(移情)和同情(Sympathie)混淆起来使用,既没有准确刻画同感的本质,也没有对同情概念的复杂含义做深入分析,以致造成了很多误解.通过从词源学、思想史和翻译史的角度对"Einfühlung"与"Sympathie"这两个概念的考察,我们发现后者是一个比前者更古老的概念,前者从出于后者,它分享了后者的其中一种含义(自然哲学意义上的同情),正是这种含义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同感(移情或共情).在现代思想语境中,前者逐渐替代了后者,成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现象学、实践医学、认知神经科学和公共话语中的核心概念.而后者的另一种含义(道德哲学意义上的同情),则在伦理学中得到了固化,从而成了道德哲学或道德心理学的一个专属概念.
对社会舆论的"沉思"可有日常意识和现象学两种,前者极有可能起于经验、感知而止于议论;而后者则致力于把握社会舆论的"是其所是",借助先验还原给出一个有关社会舆论的"本质还原",其旨趣在于把握社会舆论的"真理".除了将"真理"呈现在表象里把握在意识中,借以显现出社会舆论的原始发生及其演进逻辑,更为重要的是将其"还原"为具体情境中的社会和精神"现象",这就是"场域"思考.只有将现象学中无人称、无主体的社会舆论还原成具体场域中的"现象",它的主体、客体、中介及其有机联结才能得到确证和澄明,从而为"归责"奠定基础.社会舆论伦理学本质上乃是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之间的正当性博弈,而伦理学就是要为制造舆论、传播舆论、接受舆论、改造舆论等行为进行正当性基础论证,指明一种正当的社会舆论是如何可能的,并为此提供德性论和规范论建构理据.
贾平凹散文的意义应该放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进行观照.贾平凹对中国当代散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影响既在于其独具特色的散文创作,同时也在于其散文理论和散文编辑理念.贾平凹的"大散文"主张是中国当代散文美学的重要收获,这一主张改变了几十年的散文传统和流行风格,丰富了对散文审美内涵的理解,不仅具有汉语散文的文学史价值与理论价值,而且在散文创作上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贾平凹对散文创作有着自觉的探索精神,其风格的变化脉络清晰,有迹可循.贾平凹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其散文创作在对小说与散文两种文体关系的理解上也极具启发性.
汤显祖《牡丹亭》诞生于有明一代以"宗唐"为主流的文学潮流中,其角色塑造、情感寄托、意趣神色的创造等都得益于作者复杂而又明显的"宗唐"旨趣.由此可见汤显祖手摩心追唐代"有情之天下",并以此镜照明代"有法之天下"对人情人性压抑与戕害的现实.《牡丹亭》虽以明代小说《杜丽娘记》为胎,却一如《紫钗记》等以唐人小说为胎,重塑的是唐型人物角色,于情于理之中传达出对唐人的理解之同情.《牡丹亭》以"意趣神色"为宗旨的曲词撰写,也得益于唐诗的精神、情感与格调.借助于"宗唐"旨趣的戏曲书写,汤显祖寄托了关于生命价值、现实人生、社会理想的哲理思考.
文化工业遗产是一种特殊的工业遗产,它既具有文化产业属性,也具有工业遗产的普遍性特征.从理论性与实践性双重视角来看,文化工业遗产具有工业遗产本质属性,双重价值生产功能是其关键性特征,且具有文化生产的前提性属性与作为关键属性的先天具有意识形态价值属性.文化工业遗产的普遍性保护意义包括审美意义、历史意义、经济意义;特殊性保护意义则包括文化史意义、文化技术史意义与文化社会学意义.我国的文化工业遗产具有明显的自身特性,因此在再利用路径上应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国情.
元宇宙的兴起有其现实基础,是人类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生存的重要趋势和表现.与其说元宇宙是"数字化虚拟空间",不如说是"社会现实的数字化扩展空间",即它使社会现实本就具有的"虚拟性"更加生动地呈现出来,并满足了数字化时代人的现实需求.元宇宙在社会结构层面具有"强技术性""拟空间性"和"拟时间性"特征,在社会行动层面具有"脱嵌性""孪生性"和"跨阶层性"特征.社会学应立足于社会生活数字化的经验现实,"避虚就实"地理解元宇宙,在个体与社会之联结的意义上把握其特点及影响.
工业创新体系是工业创新能力的载体,其功能和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工业技术创新的绩效.一国工业创新体系的演进由其创新战略引导,受自身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力约束,被其独特的制度环境和创新政策塑造,同时受全球创新资源流动和创新规则调整的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业创新体系先后经历了"自立创新""模仿创新""自主创新"和"源头创新"几个发展阶段.当前以过程融合与源头创新驱动的工业创新体系,面临企业技术能力分化、基础研究投入和共性技术供给不足、各类技术之间缺乏衔接、关键原材料供给具有不确定性、人才缺口较大等问题和挑战.为了提高我国工业创新体系的源头创新绩效,应加快增强我国中小企业技术能力、加大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发、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帮助企业建立稳定的创新合作和贸易伙伴关系.
元宇宙这个话题本身就带有一种幻想的色彩,它的建构充满了文学艺术的想象力,但同时又是一种带有科学成分的幻想,因为这其中并不乏科学技术的成分,也即在元宇宙的空间,一切人工制作的东西都可以由科学技术来取而代之.假如有那么一天,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完全由人工智能来代为运作,这至少也说明人类依然需要作为精神食粮的文学艺术.元宇宙的幻想把我们带入一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和虚拟的方式加以创造和再现,甚至文学艺术的生产也可以由人工智能的技术手段来表现.这也说明,在一个虚拟的元宇宙世界,当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相对满足时,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愈益强烈.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文学艺术之于人类就是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食粮,文学艺术既然可以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供人们欣赏,那么它就必然有存在的理由.在元宇宙时代,文学艺术与科学并非总是呈对立的状态,二者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达到了交融,这具体体现在元宇宙时代的文学,尤其体现在科学幻想小说的创作和批评上,科幻小说同时使得文学艺术与科学的想象力达到了交融的境地.
文化不仅是人类社会值得追求的美好价值,也是21世纪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主导原则,更是一种理解世界未来发展的新范式.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跃升的文化基础竞争中,以何种文化观念和文化价值赢得广泛认同,将直接关乎中国文明型崛起的国际认可度与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感召力.中国要赢得世界尊重,必须立足以健全文化产业体系为支撑的高质量供给,发展出有效参与世界舞台上文化精品竞争的能力,在文化价值共享中弘扬文明共识理念;立足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在倡导弘扬文明共识理念中摒弃冷战思维,为中国崛起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在全球文化思潮激荡中,努力把国内文化繁荣发展的溢出效应转化为世界舞台上高势能文化的感召力,有效维护中国海外文化利益,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交往中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理念,使蕴含整体性观念的中华文化成为人类文明秩序重构的文化基础之一.
戴震是传统社会最后一位系统阐述人性思想的儒家学者.他提出"血气心知之谓性也",且更为强调"血气"的优先性.他将"欲、情、知"视为人的心灵的三要素,也是把身体的感受性放在更优先的地位.至于体现"性善"的"仁义礼智",在戴震那里则是与"生生之道"紧密联系.戴震批评宋明理学将"理""欲"对立,认为"理"即在"欲"中,人不可"无欲""禁欲",但可"无私"和"节欲".戴震的人性思想反映了儒家内部人性讨论的焦点从"善恶之辨"到"理欲之辨"的演变,也展示出普遍道德和人性差异的张力.从古今社会之异的角度看,他的思想颇可与以多数人的价值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接榫,也能提醒以"高尚"之名压制正常生欲的危险,但却无法应对物欲流行的局面,乃至有可能使道德失去客观普遍性.
国家是现实政治中的基本行动单位,在现代政治学产生以来的很长时间里还是现实政治的基本分析单元和主导学科研究的核心概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国家概念的厌倦情绪中,作为国家概念变量的"国家性"及相关研究成为其后"找回国家"运动的先声,不仅提示了国家间比较以及国家历时分析的理论框架,也在很大程度上使抽象的国家研究 日益扩展至实证与经验研究领域,其中的国家构建、民族构建、国家能力等更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领域.作为国家概念的经验性指标,"国家性"还具有重要的规范性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通过对《人民 日报》宣传1950年代和1980年代两部《婚姻法》的考察,发现体制对"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的使用有一个从前者覆盖后者,到后者获得一定表述空间,两者有分工有接汇的变化.改革开放前,虽然公民的概念存在,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生活中,人民话语对公民话语表现出全方位的覆盖.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概念及其话语被激活,但人民话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其自身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变化,但是言说社会主义中国政治与道德传统的功能始终不变,相形之下,公民话语主要用于法律—社会生活中个体成员的权责界定.两种话语的体制性关系变化,是中国现当代政治发展在经历改革开放中国家"政道"与"治道"关系重构后的意识形态印证:在革命型国家向建设型国家的转型中,一方面"政道"延续,另一方面"治道"再造.正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建设,决定了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的并存、分工及其主次结构.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教科书的框架下和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生活的深刻影响下,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使用的"政治"一词逐步形成了"两概念一用法"三种形式:"狭义上的政治""广义上的政治"和"作为形容词的政治"."狭义上的政治",即对"政治"概念的专业阐释,突出的是"国家"这一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反映了中外学术界在概念使用上的共通性;"广义上的政治",在政治理论课和国内政治生活中被大范围、经常性使用,对应的是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作为形容词的政治",则是在中国语境下社会生活领域对"政治"一词的观念建构,强调的是修饰对象具有重要意义.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强化专业建设、实现政治学词汇标准化的背景下,很有必要在学理层面对"政治"一词的解释与使用进行规范,实现肯定中国理论话语必要的特殊性和与国外同行的可沟通性之间的平衡,实现历史和现实中形成的概念"宽泛"与"窄化"之间的平衡,从而在基本政治概念的使用上更加精准与合理.
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主线,这同时也对全社会各领域提出了基本要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必备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特征决定了中国金融现代化的基本使命,也勾画出了金融现代化的基本框架.中国金融现代化既有与世界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相同的特征,也具有党的领导、普惠覆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安全为要等自身特色.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应通过加快金融现代化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儒家仁爱包括亲爱与博爱,继而出现亲爱与博爱孰为大的思想紧张.早期儒家希望化解二者的紧张,他们或者以个体生活与公共生活的不同空间范围,或者以小康与大同的不同时间范围,以证明亲爱与博爱在不同时空范围的优先性.但是,如何能够在同一的时间和空间的生活实践中,化解亲爱与博爱孰为大的紧张?宋儒通过仁爱形而上学的建构,以解决这一难题.张载《西铭》的太虚即气论,从形而下与形而上两个层面理解仁爱,说明亲爱与博爱的形成原因和融通路径.太虚即气论既保留了亲爱在形而下层面的合理性价值,又从形而上层面上肯定了博爱的崇高价值.张载《西铭》依据一种境界论形而上学,希望以它来实现现实道德实践的亲爱与博爱的融通.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须深刻认识、深入理解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共同富裕是"共同"和"富裕"的一种耦合状态,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呈现出一个先"富裕"后"共同富裕"的逻辑.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前提.生产力发展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适宜的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生产力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创富能力提升,首先解决的是从贫穷到富裕的问题,而从富裕到共同富裕必须有一种适宜的经济制度及分配制度安排.即一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其经济制度和分配方式必须既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
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就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史就是历史性的思想.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最重要的路径之一就是研究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其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逻辑进程、所形成的思想格局以及思想图谱、所呈现的基本内容及其规律等作出全方位的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以来"化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彻底实现了"中国化",即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地位,并整体性地呈现出"一体多样"的思想格局.总体上看,这一思想格局具体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即从"一体一样"到"一体多样"再到"多样一体"的历史阶段.这一思想格局的形成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实现了"再度青春化",焕发了青春活力.面向未来,构建"多样一体"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重在凸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性"和"主体性",以梳理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为着眼点,研究"一体"与"多样"的辩证关系,聚焦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进程中遭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等,并在上述问题的反思中赋予既有哲学学术体系以新的时代内涵、思想内涵、文明内涵,继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贡献思想智慧.
现代汉语应有现代口语、改良文言和现代书面语这三类语体,而现代书面语体中尚有现代白话语体、现代规范语体和现代翻译语体的分别.翻译语体在文化实践中主要用于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翻译,其在表述风格和语体规范方面有别于已经形成相对稳固的联系与制约关系的汉语白话和现代汉语书面语.汉语文学中的翻译语体,既是注重翻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本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做出的特别贡献.翻译语体及其语言体式的高规格定位是现代汉语重要的语言特色.中国新文学在语言方面最重要的建树是找到了用现代汉语书面语体进行文学表达的路径,而翻译语体是现代汉语书面语体中的特殊形态,反映了中国新文学界对翻译文本特别尊重的心态.翻译语体的形成及其在文学文化建设中的出色应用,使得现代汉语在处理外来文化、引进外来文化和文学方面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能够发挥更加卓越的作用.现代汉语拥有翻译语体这一文化优势,能够非常成功地将外语语言文学资源转化为汉语语言文学资源.汉语的翻译语体实际上从一个卓有成效的翻译渠道拓展了汉语文学的文本范畴.翻译语体构成了中国新文学语言体式的一个重要分野,其成熟的形态还为现代创作作品所沿用.
中共十八大以后,长三角区域治理进入了全面对接与深度合作的新时代,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制度创新实践,将带有探索意义的当代中国区域治理从协同治理形态推向了共同治理形态.由此,长三角区域治理形成了差别治理、协同治理、共同治理共存的多样化区域治理模式,三者在区域性质、治理形态、基本原则、组织架构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并在服务要素、治理要素、发展要素方面形成了层层嵌套的关系.长三角区域治理共同体建设,主要表现为通过共同治理形态的建构,带动基于"发展—服务—秩序"的共赢生态格局的形成,以及由此构筑的由规划行动共识与跨域共建共治机制为核心,集创聚新优势、创建新平台、创新新体制、创造新动力于一身的区域发展"四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