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结社和组织生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心理变化和情绪波动,改变态度和认知,而这种调节效应受制于组织类型.本文依据公民的价值偏好和组织参与的效果,将社团组织划分为物质主义组织和后物质主义组织以及利己性组织和利他性组织.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对后物质主义和利他性组织的参与会让公民享受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基于第1-6轮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OLS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有组织者比无组织者更幸福;后物质主义组织成员比物质主义组织成员更幸福,利他组织成员比利己组织成员更幸福.
近年来,国际发展领域开始逐渐探索私营部门在对外援助中扮演的角色.探索公私合作模式在农业援外项目中的实践应用,围绕管理、合作、互动、身份等维度的设计逻辑,在既包括纵向科层制管理,又包括扁平化网络机制形成的纵横交错的农业援外治理机制中,瞄准私营部门的坐标,找准私营部门参与的关键环节与程度,完成私营部门内嵌其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发挥好交易成本—效率机制的实践运用.政府不能简化地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私营经济活动,或将单纯的个体企业经营行为政治化,应找准私营部门的位置和角色,促进中国农业援外项目从粗糙的技术合作的1.0阶段逐步转向知识合作、技术转移、投资与贸易合作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的2.0阶段.
亚投行是一家中国控制的银行吗?这是关系到亚投行战略信誉的一项核心质疑.在亚投行筹建过程中,面对"亚投行是中国政府工具"的质疑,中国运用了"束手战略",在股权分配、治理结构和管理层决策程序等制度设计中"捆住了自己的手",构建了亚投行的战略信誉,使得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范围从发展中国家扩展到了主要发达国家.在亚投行运营初期,面对"亚投行是中国'一带一路'工具"的质疑,中国采取了"大家庭战略",在项目联合融资、人力资源流动、联合成立新机构等方面主动融入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大家庭,在亚投行与"一带一路"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区,再次构建了亚投行的战略信誉.
非洲大陆是中日两国布局全球经济外交的重点地区,也是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要对象.在非洲,日本与法国、美国和印度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分别表现为"全面合作型""战略引领型""战略对接型"等模式,在合作主体、主要特点、重点区域上也各有侧重.对于中国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而言,日本的"非洲经验"在企业的主体性、合作的动态性、项目的透明度、融资的保障力等方面提供了诸多借鉴参考和政策启示.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能的有效措施,项目制是其中的重要模式.多年来,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提供对外援助服务中形成了项目制外包的购买服务执行模式,并总结出"七步走"方式.项目制外包基于公开招标,立足于合作机构的多元化与购买援助服务范围的广阔性两个维度之上.美国国际开发署在项目制外包的执行中坚持了公共利益至上的目的导向,面向从政府本位思维转向多元共生的理念,并构建了项目制外包中的良性循环体系,但存在缺乏服务外包失败应对机制这一不足,也为我国与各国政府购买服务提供了借鉴.
过去四十年来,南南合作在数量、质量及地理范围覆盖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发展中的作用及对国际发展架构和日程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关于南南合作的信息数据的统计挖掘却远远落后于实践,影响了南南合作发展知识的生产.本文分析了国际上南南合作评估的话语共识和技术分歧,讨论了全球、区域和国别层次南南合作评估框架设计的国际经验,指出与南北合作相比,南南合作评估面临缺乏系统评估技术、制度设计及引领机构的困境.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计南南合作评估框架的做法会更为普遍.中国作为南南合作最大的提供国,除了要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报告及监测和评估南南合作的评估框架外,还要积极引领全球层次的南南合作评估机制的建立,参与构建新型国际发展知识.
美国国际开发署在美国的对外援助中扮演极其重要角色.然而,对其具体如何开展项目,尤其是与私人志愿组织合作开发,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从公共管理视角,剖析两者间的合同关系.我们发现,在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后,两者已经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合同管理体系.但是,合同并不能保证援助效果的提高.本文认为政府亟需提高合同管理的能力以及私人志愿组织的守约行为,因为合同管理不是纯粹的技术过程,它也是一个政治化过程,合同关系受到国家援助政策的影响且同时制约着援助效果.本文尝试在当下中国逐渐崛起为国际上的主要捐助国之时,为优化本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建设和多元化对外援助主体提供一些"他山之石".
信息通讯技术(ICT)的飞速发展为人类带来深远影响,但技术的全球扩散并不均衡,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间的"数字鸿沟"正在不断拉大.本文从"技术-发展"关系角度,阐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ICT在非洲的发展及相关国际合作,探讨中非加强ICT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方向.研究发现,过去20年年间不少非洲国家已在积极推动ICT应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力量也在深化与非洲在该领域的经贸往来和发展合作;而中非ICT合作仍以商贸活动为主,发展合作尚在起步.鉴于非洲在资金、技术、人才上的局限性,广泛而有效的国际合作不可或缺.中国有必要加强与非洲在ICT领域的全面合作,使非洲得享ICT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红利,避免在新的技术革命中进一步拉大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2013年至2014年,华北地区连续遭遇严重雾霾天气,河北等地首当其冲,为了全面应对雾霾事件,减少雾霾对公共福利的影响,河北在环境治理领域加速实施"急时行政",在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上全面出台各类公共政策,及时为公众提供环境保护公共产品.其中,环境经济政策作为环境"急时"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干预和防治雾霾等环境污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本文将对河北在环境经济政策领域采取的各种"急时"政策工具展开系统梳理,通过层次分析法等评估方法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俄罗斯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措施包括几个方面:在考量国家预算的情况下,国家所采取的经济、社会保护体系,以及健康和教育措施;在俄罗斯传统与异质性府际关系背景下,联邦和地区政权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采取了居家隔离和其他疫情防控措施;旨在优化联邦政府部门职能、提升政府运作效率而采取的特别措施.本文认为,这些近期俄罗斯治理体系中出现的快速变化植根于政府竞争力评估的理论路径中.
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当然我们这里指的是西欧国家的政府,它们声称并相信自己在目睹了中国在2020年初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后,已经为应对疫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然而从2020年3月份起的后续事态发展显示了相反的情况.尽管它们当中的大多数国家与远东国家相比,表现相当糟糕,但明显优于大多数美洲国家,并且它们的政策响应模式也有显著的多样性,本文描述了这些模式的特征.我们能从欧洲国家的响应模式上观察到其文化模式吗?同时,考虑到在有关评价上的不确定性,我们能否就此谈及政府响应的文化模式对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影响?
城市发展呈现出积极性与失范性共生的风险状态,社会系统中的正面初原特性与负面外生特性相伴而生.有效的应急预案作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行动指南,是应急准备的政策载体和集中体现,有助于从风险源头阶段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然而,在应急治理实践过程,地方政府责任推诿与规避的行为趋向层出往复,应急预案本身沦为游走于预期驱动与消解责任之间的工具,这种特殊的"背反"逻辑多年来一直广受诟病.
本文利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数据库检索过去15年间(2000-2014年)国际公共管理研究文献发表情况,通过对中国大陆公共管理研究发表规模、影响力和科学计量指标(包括中国国际文献发表份额、增长率、影响力和权威期刊表现)的考察,系统报告了中国大陆公共管理研究表现.同时,本文也分析了中国大陆公共管理研究国际发表的国际合作者和国内贡献者.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大陆公共管理研究的数量和质量稳步上升,大陆学者开始与国际同行扮演同等重要的角色.本文还讨论了国际化给中国公共管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本文对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SWOT分析发现,国际社会对中国卫生合作的期望在提高,加之疫情期间"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的包容性和韧性,为中国未来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创造了较好的外部机会,但是中国目前的全球卫生国家战略不明确、与各专业多边组织的合作度不够、参与治理的路径和主体单一.因此,后疫情时期,建议中国进一步支持世卫组织,加强合作网络,同时尽快出台中国的全球卫生国家战略,以卫生合作为突破口,促进中美关系回归正轨和良性发展.
持续扩散中的新冠肺炎疫情昭示着美国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成与败.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规模暴发是可以预测的,并且已经被预测.美国本该成为全球抗击疫情的领导者,但现在,它正逐步成为最大的失败者.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美国的新闻媒体已经开始执行调查研究、分析和公众教育等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领域的核心职能.其工作可提供一个切入点,帮助美国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学者和从业人员回顾和反思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适用性.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抗疫措施及其有效性的不同,凸显了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比较研究的必要性.
2019年11月23日,"全球化时代中国公共政策与治理的研究与教育"研讨会在上海宝隆宾馆荟信厅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复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美国哈佛大学、中佛罗里达大学、纽约大学,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荷兰鹿特丹大学等国际学校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委党校、大连理工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国内单位的二十多位学者和研究人员出席研讨会.
应急管理需要依靠成熟的动员体系.在我国2020年初的防疫工作中,政府动员、商业组织与社会组织动员,群众动员相互复合,展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不同类型组织的成员共享统一的政策身份;在防疫过程中,不同部门相互嵌入,边界交叠;被动员者配合政府执行应急任务,确保了应急效率.然而,现行的复合式动员重在事后补救,未能体现协同网络的灵活性,也一定程度地抑制了社会的能动性,应在动员方式、协同性、权责制度建设等方面加以完善.
2019年12月8日,由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复旦-LSE全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生物技术治理"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智库楼404室举行.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敬乂嘉教授与天津大学法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教授Daniel Guttman共同主持,来自法学、医学、化学、公共政策与治理以及生物技术与伦理等学术领域的海内外十几所知名高校专家与相关行业人士出席本次研讨会.
信息是风险沟通的核心内容,尤其面对突发、新的风险事件时,信息是形塑公众风险感知和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全国范围内采集的2 019份有效问卷,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信息关注时间、信息获取渠道及信息内容三方面实证检验信息对公众风险感知与预防行为的影响,探讨新冠肺炎疫情下公众的风险感知及预防行为有何表现?哪些因素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与预防行为?尤其是信息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研究表明,不同的信息关注时间、获取渠道及内容会对公众风险感知与预防行为的影响有所差异.基于结论,本文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沟通应该建立起权威有效的信息发布渠道、普及公共卫生事件的知识教育并针对不同群体针对性地提供信息和科普知识.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二战"以来人类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全球性事件之一,也是进入2020年以来全球人类治理体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社区在新冠疫情防控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区不仅是疫情防控的最基本单元,是疫情防控的自我管理单元,是疫情防控中至关重要的生活保障单元,是疫情防控中的居民共同体单元,而且是疫情信息的最准确采集地,是实现多样化、精准化疫情防控的最基本抓手,是疫情防控中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的前沿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