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布赞的新综合安全分析框架提供了安全跨域外溢的分析方法,克服了不同领域的安全研究相互割裂的局限.文章基于新综合安全观的视角分析经济风险的战争效应,提出"二阶段论"的理论框架,将经济风险促成战争的过程分为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常是线性逻辑,经济风险通过影响一国经济基本面演变为经济威胁;第二阶段是复杂的多线程逻辑,经济威胁可能通过激励和诱发两种机制作用于军事安全领域,产生或加强实力—安全困境、破窗困境、存续困境和防御困境等四种困境,最终促成战争爆发.二阶段论在现实中有五种运行逻辑,分别是直接与军事安全相关、效率与安全的矛盾、货币霸权的衰落、经济依附和(国际)金融危机,历史案例为这五种逻辑提供了佐证.由此证明,二阶段论亦可作为新综合安全观在中观层面的补充与完善.

在"印太战略"背景下,拜登政府将东南亚定位为"印太区域架构的核心"和"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在经济、发展和安全等领域全面重启东南亚政策,以维护美国在东南亚、印太乃至全球的战略优势.因其独特的战略重要性,美菲同盟成为拜登政府重振美国的全球联盟和伙伴关系,构建印太区域安全机制和提升区域掌控能力,应对和克服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和经济挑战的关键一环.为此,围绕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拜登政府主要通过"内部深化"和"外部拓展"两大路径,全方位推进美菲军事同盟不断强化,并在菲方政治势力配合下实现其战略目标.不过,这一目标仍面临美国内政、菲方意愿及美国自身能力等关键因素的限制.

A Security community is the connotation and guarantee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the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of norms is cru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curity community. However, in the face of multiple norms advocates and complex or even competing norms, no research has proposed effective solutions. Based on the substantive analysis of norms competition, this paper builds a new concept of “Norms-symbiosis” by referring 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ymbiosis”, and uses the theory of “Concert of Interstate” to explore the situation and conditions for its realization. The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ormative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ecurity community, which can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norm along the logic of dispute settlement, collective act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For example, the construction of Lancang-Mekong regional norms can be driven by the inheritance and regeneration of historical practice, and the “Symbiosis”of the “Chinese Way” and “ASEAN Way” in real practi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ancang-Mekong regional security community can 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LancangMekong regional norms as a key link, and then cultivate collective identity in long-term cooperation and interaction.

As part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do-Pacific and even the global alliance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AUKUS further strengthens the influence of the U.S.-led min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on regional security. Based on the regional, trans-regional, and global classification of “economic minilateralism” and “security minilateralism,”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ormative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merican transregional security minilateralism represented by AUKUS and the local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in Southeast Asia represented by ASEAN.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U.S.-led minilateral military security cooperation based on ethnic identity and the competitive regional architecture it relies on and the ASEAN-led regional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its ASEAN Way, ZOPFAN, and the inclusive regional architecture. This determines that as a security minilateralism, AUKUS’s functionality and flexibility point to the deconstruction of ASEAN centrality, rather than “conducive to maintaining ASEAN centrality” claimed by AUKUS. The cognition and reaction of ASEAN and its member states to AUKUS provide strong evidence for the above conclusion, and this tension will certainly have multiple impacts on the regional legitimacy of AUKUS and the overall regional security.

2021年10月18日以来,美国、印度、以色列和阿联酋四国开始尝试构建所谓的中东"四方机制".该机制具有国家类型多样化、采用小多边模式、无明确敌对目标、非军事合作为主等鲜明特征.基于《亚伯拉罕协议》的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及印度与中东地理上的邻近、美国日益从中东地区战略收缩等因素,构成了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的基础性条件.印度作为中东域外大国,加强与阿联酋、以色列的合作关系、制衡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对冲未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带来的损失等多重因素,推动其加入该机制.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给印度本国、中东地区以及全球政经格局均带来一定影响.今后,该机制能否进一步发展以及印度能否借助该机制达成其预期目标仍面临效力存疑、目标趋异、安全风险、理念落后、自主关切、能力不足等诸多挑战.

东盟中心地位实质上是弱国掌握强关系性权力,进而"反领导"强国的区域态势.关系性权力是指行为体互动过程中掌控与管理关系资源的能力,关系越强,则关系性权力越强.一般认为,关系强弱是按物质实力决定的,但弱关系(主体)未必有弱(关系性)权力.东盟利用其构建的区域关系网络掌控了强关系性权力,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中心性和主导性作用.亚太海洋安全合作实践是东盟利用其关系性权力优势构建中心地位的典型案例.通过制度设计、限制策略、互惠策略和规范建设四种实践路径,东盟实现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海洋安全合作架构的建立与运行.这一合作模式突破了霸权对区域的支配,实现了小国主导的区域海洋安全合作关系.但由于外部干涉和东盟 自身的弱点,"东盟中心"区域架构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脆弱性.

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为中国从区域入手参与治理及推进相应的规范建设提供了机遇.澜湄区域是当前中国参与区域治理的先行区.而且,澜湄区域的规范体系在实践中已历经调整,并将处在不断地发展完善中,亦仍有议程空间需要新规范的创建.由此,本文立足于行为体的行为机制,尝试从话语实践维度入手搭建一个行为体,通过推进区域规范建设从而进行区域治理的理论框架,视规范的生成和演进为特定社会背景下行为体的理念及话语互动进程.中国可以创造并利用话语资源,运用身份塑造和话语框定等策略,通过各参与方之间的话语互动推动澜湄规范的建设.同时,作为崛起国的中国也能通过参与澜湄规范等区域规范的建设,借其自下而上对国际规范的反馈渠道,使本国倡导的规范获得合法性,进而为国际规范的建设贡献中国力量.

澜湄流域水安全问题源于水资源地理分配不均造成的用水矛盾.伴随着水矛盾的安全化进程,澜湄六国间的安全相互依赖远高于六国与外部行为体间的安全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多元行为体互动和多重安全领域互动的澜湄水安全复合体.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安全结构,澜湄水安全复合体有其独特的演进与治理进程,按照安全治理有效性从低到高可分为潜在水安全复合体、水安全复合体—利益体系平衡、水安全复合体—区域制度以及水安全共同体四个阶段.这一安全秩序的演进受到复合体内部和外部安全动力的双重影响.当前,澜湄流域的水安全治理处于内部动力不足、外部竞争激烈的区域机制阶段.推动水安全共同体的建设须以优化水分配为指导,对水安全问题进行去安全化,包括控制适度安全化、分类缓解水矛盾、加强联合调研与宣传工作以及利用议题联系.由于水安全秩序走向最终由复合体内部力量决定,中国与澜湄国家共同发起的澜湄合作有望在水安全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崛起,作为域外大国的美国愈发重视湄公河区域的战略地位和价值,将其作为制衡中国的前沿阵地和关键区域.本文在梳理美国与湄公河区域关系进程的基础上,分析美国湄公河战略重塑及其给澜湄合作机制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在水资源议题上,美国持续加压,造成水资源议题政治化、"安全化".在互联互通议题上,积极引入私有资本,制定基础设施建设新规则,正面挑战中国传统优势领域.在价值观议题上,战略布局深远,培养亲美青年领袖,对下一代湄公河国家领导人进行投资.在协调合作机制上,不断扩大参与湄公河事务的域外行为主体,协调与联合其他湄公河区域合作机制,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中国可通过水资源议题"去安全化",建立互联互通领域的世界品牌,打造澜湄青年交流品牌项目,以及提升澜湄合作机制的竞争力等多种应对举措,扎实推进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破解美国的战略围堵和制衡.

发展—安全联结是国际安全领域的重大课题,它们的互动关系深刻影响着全球秩序与安全事态,这在"区域"这一国际互动与研究的关键层面尤其显著.通过引入"发展"这一关键变量,提供一个包括"发展"在内的"区域发展—安全复合体"分析框架,探究发展区域主义在区域安全与互动演进中的角色作用.湄公河下游区域是东亚发展—安全复合体塑造与演进的典型案例,通过各种发展合作活动,该区域的发展—安全复合体实现了从初级到深入的演变,从安全互动主导的"战争前线"转变为发展与安全和谐互促的"商业走廊".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区域主义起着关键的能动作用,在物质、制度、文化等方面改变着区域的互动与结构,也造就了湄公河下游区域发展—安全复合体复合中心性与多元性、兼顾开放性与自主性以及在规范性与灵活性间寻求和谐的特征.

发展与区域主义是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发展区域主义作为两者的联结是理解区域主义实践与演进重要的理论视角.在东亚区域主义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中,其发展导向特质不断加强,逐渐形成以坚持国际机构与国家政府作用、兼容"整体"理念与"渐进"方法,追求灵活务实原则为特征的实践路径.湄公河流域的合作是东亚发展区域...>>详细发展与区域主义是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发展区域主义作为两者的联结是理解区域主义实践与演进重要的理论视角.在东亚区域主义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中,其发展导向特质不断加强,逐渐形成以坚持国际机构与国家政府作用、兼容"整体"理念与"渐进"方法,追求灵活务实原则为特征的实践路径.湄公河流域的合作是东亚发展区域主义的典型案例,围绕流域的治理与开发,从亚远经委会与科伦坡计划到亚开行、再到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湄公河流域的发展合作不断朝着制度化、多元化与本土化的方向演进.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这种区域主义最具体和主要的成果,其坚持发展导向、重视国际机构作用、尊重"包容并蓄"与"循序渐进"、协调社会与环境发展以及追求可持续安全的特征是东亚发展区域主义的重要内核.

随着世界权力中心发生转移,世界回归大国竞争,大国回归区域竞争,亚太区域成为大国竞争的前沿阵地.大国以区域制度为载体和工具展开战略竞争,出现了竞争性区域主义新现象,其表现出区域重叠、功能重叠及大国互斥的鲜明特点,且呈现出轴辐型、同心圆型与相交型三大形态类型,构成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的基本内涵.新建竞争性区域制度、扩大区域制度、阻止竞争对手建立竞争性区域制度,以及破坏竞争对手已经建立的竞争性区域制度成为大国区域竞争的主要路径选择.大国在亚太区域竞争的过程也重塑亚太区域秩序.一方面,能够维持区域安全稳定,促进区域制度创新;但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区域发展碎片化及区域认同悬浮化,阻碍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全球化与区域化催生了全球性问题和区域性问题,为应对不同层次的一体化进程中产生的问题,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应运而生.全球问题的区域化和区域问题的全球化使得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紧密互动,其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行为主体依然是大国.大国在两者的互动中扮演三大领导角色:直接领导,大国自主倡导和推动实施区域机制建设和制度安排;间接领导,大国需要通过在区域机制或全球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间接推动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共同领导,大国在平等协商对话的基础上共同倡导和推动合作机制建设.大国的三大领导角色能够促进区域治理、全球治理以及两者的正向互动,但大国之间的直接排他、联合排他以及间接排他的三大竞争角色也使得大国陷入竞争性区域主义的负面治理局面,其根源在于权力之争、利益之争和理念之别,新大国协调可能是大国突破困境的最佳选择.湄公河区域治理的典型案例显示了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中上述大国角色的经验合理性.

2009年以后,由于领土争端以及域外大国的介入,南海地区形势日趋复杂.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出台,中美在南海地区的矛盾日渐凸显.美国学界的一些人开始炒作所谓“灰色地带”概念,试图框定中国的南海政策,塑造和影响美国南海政策.在他们看来,“灰色地带”是中国用以“胁迫邻国”和“挑战”美国霸权的一种低于战争门槛的低成本、渐进式的策略手段.“灰色地带”概念的出现有其特殊背景,它是现实主义理论意义上的物质因素与建构主义理论意义上的观念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受“灰色地带”概念影响,美国政府将中国的南海活动纳入“安全化”进程,为其实施对华“成本强加”战略创造机会,从而恶化了南海的地区局势.“灰色地带”概念的扩散对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稳定造成冲击,也会对“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造成不利影响.

从经验和规范上看,区域治理已被视作当代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区域观”将通常界定的特定地理区域治理的互动层次向上延伸至区域间或跨区域,据此提出全球治理的三种区域路径:全球治理中的区域治理——区域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一个内部治理层次,即“从外到内的路径”;区域治理中的全球治理——全球作为区域治理体系中一个外部治理层次,即“从内到外的路径”;全球-地方联结中的区域间治理——新区域作为全球-区域治理体系中的一个新型层次,即“内外融合的路径”.第一种路径的核心力量来自域外行为体,依据的核心制度平台是全球性组织及全球多边机制;第二种路径的核心力量来自域内行为体,依据的核心制度平台是区域组织及区域多边机制;第三种路径的核心力量来自不同区域的区域组织或一组国家,依据的核心制度平台是区域间或跨区域的制度.对湄公河下游早期治理、东南亚气候治理和中国区域间治理等典型案例的分析,揭示了这三种路径的运行机制及其经验合理性.

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重新认识全球性危机与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本文借用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以安全行为体为安全化的核心变量,打破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化的消极看法,将安全行为体推动新冠肺炎疫情安全化的进程(科学议程、政治议程与安全议程)视为安全治理的一种紧急模式——安全化治理;以主导行为体与领域匹配度、不同领域间行为体互动有效性为指标,考察新冠肺炎疫情的安全化治理在全球、区域、国家层次的成功与失败.简言之,提高安全化治理效果,需要提高安全化主导行为体与领域的匹配度、加强不同领域间安全行为体的互动有效性、增强公众危机意识.大国国内的安全化治理会对相关区域和全球产生影响,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安全治理,大国需要担负起主要责任.

国际语境中的政治安全日益呈现出一种以国家主权为核心,既分门别类又相互联结的"多流模式".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弱国对国际安全的整体影响愈益提升,弱国政治安全动态以其对政权安全的追求及其与公共安全间的张力为核心,关涉"统治精英及其支持机制的统治免于主要来自内部的威胁"的"政权安全"遂构成弱国政治安全的特定称呼.弱国政治安全的核心逻辑形成于弱国政权对"短期政权安全追求与长期国家建设间的深刻矛盾"的"弱国政治安全治理困境"的应对.弱国政治安全困境的治理离不开对政权安全与人的安全的智慧融合.此种困境具有长期性,在其驱动之下,弱国政治安全的理论探索表现出弱国联盟与安全区域主义等议题的演进,而其进一步的发展则离不开对弱国语境的领会,围绕弱国政权安全的模式和相关的内外政策,探索弱国政治安全对"软权力"的追求、弱国政治安全对特定国家安全观的推动等问题.

同盟作为"均势"的表现方式之一长久以来被视为制衡权力的手段.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诞生,研究者们尝试区分权力与威胁这两个概念,指出同盟并非为了应对权力的不平衡,而是源于国家对于威胁的感知,被同盟制衡的对象往往是最有威胁性的国家而非权力最大的国家.随着对于理论的深入探讨,"双面同盟""同盟困境"等新概念的提出指出了以往关于同盟研究的不足,丰富了同盟理论的内容.同盟目的的多样性,同盟发展的不确定性得以让学者们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运用新思维、新角度投入到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中去.与此同时,由中国所提出的"伙伴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外交倡议框架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内涵,为国家安全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替代路径.

近年来,恐怖主义呈现出向海洋发展的态势,东南亚地区成为海上恐怖主义活动的肆虐区.为了有效遏制海上恐怖主义发展势头,东南亚形成了以区域内国家主导、区域机制补充、区域外力量参与的海上反恐机制.未来,东南亚海上反恐要从宏观上协调好捍卫国家管辖权与主权让渡之间的关系,平衡好协调性方式与强制性执行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治理海上恐怖主义与其他海上犯罪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要着力优化事前预防、事中行动以及事后保护三大海上反恐环节,以有效治理海上恐怖主义.

在国际关系学领域, 国际规范研究通常涉及三个层面: 一是价值导向的规范研究, 其核心是国际公平、 正义、 人权等, 强调个体的行为标准和人类共同体的共性, 具有强烈的世界主义价值诉求;② 二是实践导向的规范研究, 其核心是国际实践进程中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机制框架内规范的创建、 演进、 特性及其影响等, 强调集体共有的行为标准, 具有强烈的制度主义或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偏好;③ 三是学科导向的规范研究, 其核心是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理论、 方法及关键主题界定、 学术规范等, 具有强烈的知识普遍主义色彩.④ 三个层面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 都是对人的行为标准的研究, 回答的主要是基于普遍性的"应该怎么样"的问题, 带有显著的演绎成分. 就研究的路径和目标而言, 国际关系规范研究与纯粹的历史经验研究有明显不同. 后者注重事实及其过程的描述,回答的主要是基于特殊性的"是什么"的问题, 带有显著的归纳成分. 这也使得国际关系研究有了通常所说的解释性理解的"规范方法"和经验性描述的"历史方法"两种不同的分野. 在实际的研究中,这两种方法亦时常被分别称作"规范分析"和"经验分析"或"描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