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爆发一年来,欧洲陷入二战后最大规模的战乱,并有长期化、扩大化之可能,最终会否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核战争,引起国际社会普遍担忧.东北亚安全形势总体上保持相对和平与稳定.中国适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安全倡议,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维护和平、拉动经济等重要且积极的作用.美日加大干预台海力度,彼此轮番"带节奏".日本出台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军事防卫战略发生战后以来最大转变,并试图将北约军力引入亚太."暴力多边主义"正在从欧洲向东北亚蔓延.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受挫,东北亚核扩散风险上升,围绕朝鲜半岛的东北亚局势重现僵冷紧张,值得高度关注和警惕.

二战后 日本不得不放弃武力扩张的国家战略,但伴随形势变化,日本不同当政者的治国方略则不相同.围绕是维护宪法、优先发展经济、重视国际协调,还是修改宪法、增强军事力量、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等,存在两种不同国家战略倾向.其背后则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战后,日本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经济、科技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外交则受制于美国而缺乏自主性.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开始借助美国,努力成为亚洲领导国家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非所谓摆脱美国的"正常国家".21世纪以来,安倍晋三的国家战略目标是对内推动修宪,使 日本成为"能战国家";对外构筑"自由开放的印太",制衡中国.菅义伟内阁继承了安倍的国家战略.岸田文雄执政后在延续同一国家战略的同时,会展现何种特色,值得关注.

今年1月12日,岸田文雄执政后第一次请安倍晋三聚餐,就朝鲜最近试射导弹如何强化制裁,以及对华对俄关系向安倍讨教.这位曾长期担任安倍内阁外相的岸田,似乎仍然视安倍为不在位的"首相".迹象显示,"安麻体制"依然保持着对岸田内阁的巨大影响,目前,日本政坛"二元权力结构"特点明显.

通过"知的外交",就钓鱼岛列岛主权归属"澄清争议",是新时代摆在中日两国面前不容回避的现实课题.所谓"知的外交",即通过正确信息的不断传播,防止在误判基础上出现一国对外决策失误和对他国感情恶化."知的外交"并非限于政府之间的官方外交,作为公共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主体包括本国的官方、民间、学界与传媒等,其客体包括对象国的官方和民间乃至社会各阶层.开展"知的外交",不是单方面的对外宣传,而是通过平等对话与交流,防止谎言等不实信息导致民族感情对立甚至发生战争冲突.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力量和有识之士完全可以冲破阻力,彼此切磋、追求真理、澄清争议、相互合作,进而以民促官,为中日破解钓鱼岛主权归属认知争议的束缚、实现21世纪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做出努力.

2022年是岸田文雄内阁的启航之年,自然也是岸田内阁外交的启航之年.新年伊始,岸田内阁以新冠疫情防疫为中心,以"新资本主义经济"和"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为两个基本点开展施政.岸田强调,"新资本主义"的前提是"守护国民的安全和放心、我国国家利益的外交与安全保障".可见,他把外交与安全看得比经济利益更为重要.

中日关系的根基在民间,发展中日关系需扎实推进中日两国民间交流,持续改善两国国民感情.本文以2011年至2020年日本民间智库言论NPO和中国外文局合作开展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作为主要资料,并以同时间段内日本内阁府开展的《外交调查》《社会意识调查》以及日本雅虎网《大家的意见》民意调查作为辅助材料...>>详细中日关系的根基在民间,发展中日关系需扎实推进中日两国民间交流,持续改善两国国民感情.本文以2011年至2020年日本民间智库言论NPO和中国外文局合作开展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作为主要资料,并以同时间段内日本内阁府开展的《外交调查》《社会意识调查》以及日本雅虎网《大家的意见》民意调查作为辅助材料,总结近十年间日本民众对中日关系与中国印象的变化、影响印象变化的因素及对涉华议题的看法.本文认为日本民众对中日关系和对华感情变化历经"极速恶化—平稳—再次恶化"三个阶段,其中钓鱼岛事件是日本对华舆论第一次极速转变的导火索,中美关系恶化及新冠疫情的暴发是导致日本对华舆论再次恶化的直接原因.领土与军事威胁问题是最为敏感的议题,历史问题是中日两国国民认识偏差最大的议题,经济贸易与世界秩序问题最能够体现出日本舆论的矛盾心理,社会文化问题对日本舆论的作用最为根本,媒体报道问题是日本国民对华认知偏差的来源.

21世纪以来,安倍晋三制定并推行了一整套日本的国家战略,主要包括修改日本宪法、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等.日本国家战略经历了酝酿、经营、诱导、重塑四个阶段,其演进的背景包括历史传承、家族影响、战略思维、对华政策、岛争误导等.继任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延续了安倍的战略思想,并且为了赢得即将到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众议院大选,不会轻易作出调整.菅义伟从日本国家战略出发的对华政策以及涉及台湾、新疆、香港等一系列中国内政问题的错误言论亟需改弦更张,否则将适得其反,并且会对中日关系造成较大冲击.

建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21世纪全球治理面临的新课题.从可持续安全观的视角,探讨和完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应当遵守的防疫规则,提倡全球协同主义,以较低的安全成本获得较高安全防疫效果的可持续性,值得重视.全球可持续防疫包括三大支柱:共同防疫、综合防疫、合作防疫.高效可持续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需要预警、资金、物资等硬国力和软国力支撑.世界各国国情不同,防疫规则不可能完全一致,但可相互借鉴,在纠偏中不断完善.可持续防疫有赖于处理好防疫与复工的关系,尽量减少疫情反复带来的损失.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建立,要排除意识形态偏见的干扰和片面、虚假信息的误导.

2020年9月,随着安倍晋三因病辞去日本首相职务,日本政局迎来重大变动.这与其说是“后安倍时代”的到来,不如说是日本“幕后安倍时代”的开启.安倍保留了国会议员身份,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一背景下,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再度引人瞩目.这里仅从以下几个重要因素做一观察和分析.

在世界大变局中,战后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老二”易位.苏联、日本皆不例外;21世纪以来欧盟也由盛转衰.未来国际格局可能有三种前景:1.中美两极对抗体制;2.中美竞争合作的“两极多元体制”;3.世界各大力量多元并存,构建多元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要看世界潮流是走向和平多边主义还是暴力多边主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后的战略选择是“济弱扶倾”,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做贡献.日本面临的战略选择是:继续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修改宪法,成为“能战国家”的一员,加入暴力强权的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与国际协调,还是搞排他经济集团,远交近攻,以中国为竞争对手?利用中美对立从中渔利,还是促进中美协调而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妥善处理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和台湾问题,还是重走历史老路?囿于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决策逻辑,同中国搞战略对抗,还是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与中国加强合作?这些战略选择将关乎未来30年的中日关系.

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和东北亚国际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中国与朝鲜、韩国的关系同时改善并加强.中日关系也重回正常发展的轨道.然而,韩日关系则反复出现各种矛盾和摩擦,持续恶化.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与韩日关系发展变化往往具有同一种倾向,即中日关系恶化,韩日关系也会倒退;中日关系改善,韩日关系也会回暖.然而,2018年以来,中日关系与韩日关系则出现反常的“逆向发展”倾向.韩、日同中国之间关系有所改善,而韩日之间关系则明显恶化.这种逆向发展现象产生的原因值得关注和研究.本文侧重分析2018年以来韩日关系恶化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对韩日关系前景做以评估.

安倍晋三已成为日本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其对外政策理念将对日本外交产生深远影响.安倍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推进"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推行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试图通过加强与西方国家和地区盟友的联系,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安全战略网络与国际战略格局.与此同时,安倍内阁的外交战略依然面临一些难题,即如何处理日美同盟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国内右翼势力及美国牵制下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如何处理日本同朝鲜半岛的关系等.2020年,安倍内阁面临的最大课题之一是,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能否如期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

日本明仁天皇、德仁天皇即位时都宣誓,遵守《日本国宪法》,尽到日本国及日本国民象征的责任.从历史、制度、天皇退位这三个维度,分析日本明仁上皇和德仁天皇为何不断强调其象征性,有助于更深刻认识从平成时代到令和时代过渡期的日本政治.从日本宪政史看,明治帝国宪法下的天皇制是一种军国主义战争模式,而在二战后《日本国宪法》下的天皇制则是一种象征和平的模式.安倍晋三首相力图在任内修改日本宪法,不仅涉及宪法第九条问题,也涉及天皇制问题,其前景值得关注.

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而世界进入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的新阶段.在两制长期并存的历史时代,国家的兴衰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发展模式的调整与改革.中国改革开放绝非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是国家发展模式的调整和完善.中美贸易摩擦与其说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对立,不如说是不同国家模式的竞争.21世纪以来,中美不同的治国之道和治世之道各有优长.面向未来,中美如何把贸易摩擦变为模式的协调与磨合值得研究.在新时代,对中国来说关键是要确保国家与社会的可持续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2019年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德仁天皇即位,日本进入令和时代.在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无论从正面还是负面看,日本皇室的作用都不容忽视.从中日关系史的角度,梳理日本天皇制的历史变迁与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重点回顾1992年明仁天皇访华的历程,论述德仁天皇及日本皇室成员同中国的接触、交往及对中国的态度,特别是对隋唐以来中日关系发展演变的某些规律进行初步分析和概述,有助于把握日本皇室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给日本令和时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一些启迪.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 和平共处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然而, 尽管中日之间发表过《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四个政治文件, 但围绕两国关系的法律基础究竟是什么?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对此, 日本同中国的立场观点并不一致, 客观上形成了"中日国际秩序观矛盾".日本政府从未强调遵守中日之间四个政治文件处理两国关系和领土问题, 而一直坚持以《旧金山和约》作为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基础, 这必然影响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 确有必要就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做一比较系统的研究与说明.

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此访是时隔七年日本领导人再次访华,是一次"务实之旅".中日双方就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52项协议.中日关系有望进入新阶段,但是两国之间原有的结构性矛盾并未根本解决,机遇与挑战将交替出现.新形势下,要保持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还需中日两国各界不懈努力.